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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听清没有？”这位副院长念完后，稍稍歇了一会儿就开口问我。
沉默。
“没听清楚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问。”见我不说话，他再次开口。
沉默。
“听了这判决你有什么想法？”也许他认为我是已听清了，所以才不愿意回答听没听清的问题，就接着往下问。
沉默。
“那好，你先坐下来想想再说。”大概他以为二十年的刑期把我打懵了，一下子缓不过神来。
我仍旧一脸的冷漠，毫无表情地坐到了板凳上。
“李乾，想好了没有？”几分钟后他又开始了问话。
沉默。
“想好了你说说对这判决有什么想法。”
我发现他头上在冒汗，但我依然是沉默。
“没意见没想法你就说没意见没想法。”他开始急于完成这件差事。
沉默，还是沉默，我静静地望着他。
“李乾，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说话？”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还是沉默，令他难以忍受的沉默。
“你是不是要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声色俱厉。
伴随一双木然眼睛的依然是沉默。
“李乾，你跟我们玩什么花招？老实点！”他啪的一下把桌子拍得发颤，我实在有点担心他那只手。旁边的两位也开始大大咧咧地骂起来，他们已经失态了。
沉默，我脸上只有两个字：沉默。
“你不要以为你还是革命小将，造反派头头，你现在是罪犯，你想跟我们斗？太自不量力，对付你有的是办法。”这么快威胁的语言就出来了，看来他们的水平还真是不敢恭维。
他们的高声叫喊和拍桌打椅，让宣判室内热闹异常，所长和几个看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赶过来看。
“李乾，你平时表现蛮不错的，怎么一下子这样了呢？有么想法你就说沙。”所长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就劝我，他可能非常意外：平日里本本份份、从不惹事生非、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一定会干好的人，今天怎么这样犟？
“李乾，你一直跟我们蛮配合的，今天怎么了？你这样要吃亏的。”有的看守话里有话。
我还是无动于衷。
这一刻我苦苦等了整整九年，就等来这样一个结果。这九年里我什么样的罪没受过？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除死无大病，讨米再不穷，你们还能把我怎能样？突然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是不开口，就是要看一看你们气急败坏时怎样表演。
这九年来，除了想在我身上挖一点莫须有的、能够陷人入罪的材料时才来敲打一下外，对我是不闻不问，像一个弃物被锁在这阴暗的牢房里，任凭他发霉生锈，甚至毁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是一颗渴望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的灵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被搁置了九年之后，终于等到一个自被抓以来对他很不利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纸判决下来了。
在这纸判决下来之前，理不理我由你们说了算，但是在这纸判决下来的时候理不理你们却是由我说了算。我反正豁出去了，九年的炼狱，换这一刻的快意，不过份；或者说用这一刻的快意去换后面可能的惩罚，我认。
所长和几个很熟悉的看守见劝了半天没有效果，就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去了。平日里从所长到看守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虽然他们的职业让他们变脸只是小事一桩，但我不说话并没有违犯哪一条哪一款，整我总得要有个起码的理由，在没有一个明显的理由时，他们跟我过不去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如果他们平日对我的印象很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长等人的离开，让副院长这一行人心里更不舒服，本指望看守所会配合他们来对我施加压力，谁知这几个人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两句就走了，这位副院长怒气冲冲地从那写字台后走到我跟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究竟想干什么？向我们挑衅？我告诉你，谁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挑衅只会粉身碎骨！”
这些话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新意，等待他的还是沉默。
“你给我站起来！”他看我很悠闲很舒服地坐着，而他自己汗流浃背地站在那里，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
站起来就站起来，我就是不开口，看你怎么着？我在心里说。
他旁边的俩人一个是书记员，另一个是司机兼随员。他们三个压根都没想到会遇上这样一个软硬不吃、一言不发的闷砣子，除了谩骂、威胁，一时间竟无计可施。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三人时而你唱红脸我唱白脸的轮番轰炸，时而凑在一起小声商量对策，时而看看戴在手腕上的表，一个个大汗淋漓，愤怒难耐，暴跳如雷的样子，想起这样一句话：热锅上的黔驴。
“×所长，你来一下。”这副院长在和他的两个随行商量之后突然高声向门外喊，这半个小时已让他忍无可忍。
有什么新招我等着。我心里一边想一边冷漠地看着他。
“×院长，有么事？”所长连忙过来问他。
“把这个家伙给我戴上脚镣手铐，看他能硬到哪一天？不信他的嘴巴比那铁家伙硬！”这位副院长又一次指着我的鼻子说。
最后的武器搬出来了，也只有这样他才下得了台，他总不能这样灰溜溜地走吧？那样也太有损院长大人的形象了。
所长一时有点犹豫，副院长的级别比他不知要高几级，他不可能不听这位副院长的指示，但为这事上刑具他好像又觉得有点不妥，但总要让这副院长下台呀。到底是一线的工作人员，情急之中所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向这副院长耳语了一下，这副院长马上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出来，他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回到了书记台的后面。开口前，脸上恢复了一点自信和威严：
“你上不上诉？”他跳开了前面所有的话题。
“上。”我说。
所长的这一招实在是高，我不可能不开口。其实心里面我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在等一个恰当的机会开口，所长的这一招让双方都有了台阶下。我开了口，这位副院长就是胜利者。
“那你在这里签字。”他连忙说。
“不忙，我还有话说。”刚才我不说话，拼命逼我说，现在我只说了一个字就想这样了结，怎么可能？
“你还有话说？”这副院长似乎有点意外。
“有。”
“那你说吧。”
“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俩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
一屋子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那位副院长后面说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
在专门关押上诉囚犯的号子里，想起宣判时的一幕自己也有点奇怪，关了九年我怎么就改不了？还是那样冲动，想到哪是哪，这宣判对我来说就像即兴游戏了一回似的。几年后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画面，很惊讶那位大人物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竟然和我几年前在宣判时的态度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大人物从始至终都得到了和颜悦色的对待，尽管法官的语气里后来带有明显的极力克制的愤怒；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铁窗的一隅，如果不是所长的高招化解了僵局，就要镣铐加身。
俞国新算什么免予刑事处分？他已关了九年，他那点事判得了九年吗？冯栋在牢里染一身重病，差点没命，罚早已抵罪。应该承认，这份判决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还不是一网打尽，毕竟我希望保护下来的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和柳英发还是免予了刑事处分。这恐怕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不能。
要上诉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你怎么判我都要上诉，我不能认同在对百万雄师的杀人凶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罪，我不能认同在对老红卫兵杀死不同观点的学生（武汉二中的钢二司学生王武军被老红兵活活打死，凶手就没的一点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刑。今天这个结果并不出我的意外，刚进来不久我就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并且有杀头的准备，我必须面对这现实，但并不意味着我就认同这现实，我上诉是要表明我对这法律不公的不满。但我苦苦等了九年、熬了九年，我不会再继续等、继续熬下去，我的等和熬改变不了这眼前的一切。
上诉期限是十天。到第六天时，这样一份撤回上诉的文书交给了看守所，请他们转交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几天的考虑，觉得在过去多次的提讯和写的材料中，我对我们这件事的看法、态度和认识已比较充分地谈出来了。再在我的档案袋中增加一份重复的东西以表示我对党、对革命和对我自己的负责看来是多余的了。而个人责任的大小和刑期的长短又是我根本不予考虑的。
李乾 1976。8。6
其实这份撤回上诉的文书 在进上诉号子的当天，也就是七月三十一号晚上就写好了，到上诉的时间过半时才交上去，我不能头天说上诉，第二天就撤回。
八月二号，我给家里写了判刑后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的爸爸，妈妈：
请您们不要难过，也不必难过。
尽管您们的儿子在关押长达九年后又被判刑二十年，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伟大、正义的事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垮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步步缩小了资产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地盘，正在胜利地前进。对此，我们只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把一切个人的哪怕是最不愉快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
您们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举动比起那些只能得到一点自私而可怜的所谓“安乐”和“幸福”的惨淡经营来，要高出千百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真诚的人，20年的刑期可能会使他马上把革命理想放一边。而您们的儿子却能把遗书在衣袋里放了几个月仍神情自若地谈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7月31号宣判完后，宣判员问我有什么话说。我说到：“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们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现在处境的好坏和将来结果如何，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个人可以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将取得最后胜利和资产阶级必然会彻底消灭，难道是可以改变的吗？
列宁说“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我的举动，实质上就是这种“本能”和“表现”，尽管表现得有些原始和粗野。由于要革命而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犯的“错误”，也比那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正确”要高出千百倍。他们的正确，只会使社会停滞、僵化、倒退，而我的错误却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青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以避免的少数幼稚表现。我能够认识自己，并从中吸取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而以后把工作做得更好。谁要革命，谁就不能担保自己不犯错误。而革命正是使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远朝气蓬勃的根本保证。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放心好了。如果说您们的儿子对一些并非很重要的问题的看法上都不是随便形成的，而在形成之后不是能轻易改变的话，那么，建立在阶级意识和阶级本能的基础上的，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认识、斗争实践的培养和巩固的世界观和信仰，是任凭再大的风浪也不可能使之动摇半分的。另外，您们为了我在我身上也看到您们所具有的那种勤劳、正直、富于牺牲精神和嫉恶如仇的品质而付出的心血也不会白费，并且我将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永远留在身上。
最后，请您们转告姐姐和姐夫：要他们让那两个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小外甥，从小就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和启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培养两名无畏的新兵而尽到自己的努力。
时间还长，再一次请爸爸、妈妈不要难过，达观一些，保重，保重，再保重。
您们的儿子李乾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
第二十四章 “娘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撤回上诉后，被转到判刑号子，给家里写了明信片，等着九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见面后就要送到武昌起义门的劳改分配站，再往劳改队分。
晚上躺在铺上，思绪万千，想起一年前写的一段话：
还没有见过面的大外甥已七岁，到了读书的年龄了，小外甥已有了五岁。在我的问题成为家里的阴影而给家里带来痛苦和不安时，两个小外甥会给家里带来怎样的生气、乐趣和希望啊！母亲曾把她的希望几乎全放在我身上，尽管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祝福，但毕竟是她的心和全部精神寄托啊！在我刚被抓来时，我真担心母亲的心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并且打击是这样的突然。然而饱经风霜，受尽苦难的母亲毕竟挺过来了，尽管她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会比正常情况下多两倍、三倍地增加着。
事隔八年，她老人家还在为桀骜不驯的儿子传送衣物，当她看见别人孩子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或做着别的事情的时候，母亲会如何的痛苦啊！虽然我也难得过，但我可以从书籍、从同别人的谈话从对未来的憧憬里找到自己精神的避难所，而母亲呢？
幸福和痛苦，欢乐和悲伤，总是像形和影一样同时存在着。世上的事情总是这样，欢乐加重别人悲伤，痛苦显现他人的幸福。然而事情总是变化的，悲伤可以酿造欢乐，而幸福往往埋藏痛苦的根。所以，欢乐和忧郁的小鸟总是时间或长或短地交替降临到每一家的门前，总会有人心里布满愁云的。今天，苦难降临到了我的身上，进而给家里罩上了阴影，从整个社会的范围来看，这又有什么不好想的呢？即令这种情况延续到生命的结束，也不应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