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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磨命似的总算磨到收工的时候，人已经觉得有点虚脱了。拖着极度疲惫饥饿的身躯回到院子里面，我弯腰去端放在那里的脸盆，准备洗一下身上的臭汗和尘土（这里的泉水很凉，夏日里出工前，我们总是抢时间在院子里的消防栓上接点水放在阳光下加温，收工时就用这温水洗），端着脸盆起身时突然胸部一阵刺疼，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以为是自己的动作过急扭伤了哪里，就缓缓蹲下身子放下脸盆，忍着疼把身上简单洗了一下，慢慢地挪回号子，在挪动时开始出现呼吸跟不上来的感觉。晚饭来了，虽然比平是慢一点，我还是把它塞进了肚子。事后都有点不可思议，在心脏都被挤压到右边的情况下，是怎么把那些东西搞进去的？
到了七点多钟，疼得实在撑不住了，看来肯定是内脏哪里出了问题。这之前，同号难友一直说要跟看守说一下，我说不用，过一下会好的。我一直以为是扭伤，认为没关系。但现在不仅是疼的问题，而且心慌得厉害，气都喘不过来，想喊报告都不能喊了。我只能示意同监号的难友帮忙喊一下。喊了几声后，值班的看守咚咚走过来打开风门问什么事呀？看守有点不耐烦，这大热的天，这报告声影响了他在值班室吹电扇。
难友有点急切地说，李乾病得蛮厉害，麻烦你让医生快点过来看一下。
看守劈头盖脑地说，什么病哪？就是不想出工！不等里面再说什么，他哐地一下关上风门就走了。
旁边的人都有点担心了：真不是个东西，出了事看他值班的怎么交待？
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难友说，怎么交待？他们有什么不好交待的？自己要善待自己。
自己要善待自己！这句话提醒了我。口不能喊，手不能使劲，但脚还能用。我强打精神，用全力踢了两下门，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里一共只关了四十多个人，十来个号子都挨在一起，这一踢，几乎整个看守所都惊动了。
隔壁左右的号子都关切地凑近风门小声朝我们这边问，九号的，出了么事？
踢门在看守所不是个小事，不是到了最后迫不得已是不敢用此招的，肯定是出了什么紧急情况。
这边小声回答，李乾看样子病得不轻，值班的不理。
再踢！
踢重点！
从周围的号子里传来激愤的声音，不过大家还是很有分寸，没有什么太难听的话出来。
不等我再踢，风门打开了，还是那看守。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声晓得了后就咚咚地走了。不一会儿，卫生员来了，他进来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好像不能确诊，又跑去开了五号的门，把长航总医院的外科主任郭仲凯教授叫了出来，郭教授用听筒听了下后，把那个卫生员拉到了门外，几分钟后两个人走进来。卫生员对我旁边的人说，你帮他清一点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准备住院。说完他就去安排车去了，剩下郭教授在里面。
郭教授说，可能是左肺的一个大肺泡破了，空气进入了左侧胸腔，造成对心脏的挤压，心脏的正常功能会受影响，供血供氧会不足。你肯定会感到难受，感到呼吸困难，不过从你现在的情况看好象还不算太严重，但需要住院治疗观察。有多长时间了？
我发不出声音，伸出了三个指头。
他说都有三个钟头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摇摇头，不想再说什么。
郭教授问旁边的人，他下午的饭吃了没有？
同室难友说吃了。
郭教授先是有点意外后是语重心长地说，吃了？！你都这样了还能吃饭？小李，你的忍受力和耐受力超出了常人的极限，这好，也不好。好处是有时候别人受不了，你不吭不哈就过去了，受不了的人可能因此做点蠢事。不好的是可能你会因此失去最后的逃生机会。叶医生给我讲过你，对你有点了解，你要爱惜你自己，是我建议让你去住院观察的。
到底是历尽沧桑的老人，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引伸出人生的哲理，让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我点着头，对他露出感激的微笑。
隔壁的号子在关心地问，李乾是么情况啊？
同室难友说是气胸，要去住院。
有人同我道别：去住院就好了，李乾保重。
有人为我庆幸：幸亏踢了门。
卫生员来了，郭教授送我出二道门，南京嘎斯就在上面停着，军代表远远看着我们。我第一次坐进了驾驶室，在这里，平日那怕副驾的位置空着，我们也不能坐，这是身份的象征。据说还有安全的考虑——亡命之徒劫车怎么办？郭教授向我挥挥手，对我表示无声的祝福，我也摇摇手，表示对他由衷的感激。
我和郭教授没有太多的接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能打鼾，他关在五号，半夜他的鼾声能传到我九号来。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老婆这多年是怎么样过来的？他说我老婆不仅习惯了，而且还离不开我的鼾声，我不打鼾她还要失眠。他不无得意的回答引起一阵欢谑的笑声。多年后，大约是上个世纪在九十年代初，一次在武昌司门口附近碰到他和叶老、王老头满面春风地走在一起，我赶忙上去打招呼。患难之交劫后重逢，见面分外亲热，我握着三位老人的手谈了好久。当我提及这件事时，郭老说这点小事你还记得？你不说我都差不多忘了。我说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何况这还远不止是滴水之恩，我怎么忘得了呢？我在路边的水果店拿了三挂香蕉，三位老人高低不肯要，我强塞给他们，三位老人一脸灿烂的笑容。他们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不是在乎这点东西，而是对有人还记得他们的满足。
汽车朝六十里外的京山县城开去，山里的公路坑坑洼洼，朱师傅的车开得很稳。在知道我们这些学生的情况后，他是这里唯一不把我们看作犯人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心里。这不仅是因为他这样说过，还因为我们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家住在档案大院，我们单个过去时，他常常给点吃的东西）。
山区日夜的温差很大，尽管是盛夏，夜风还是让白天的暑气全消。车窗外繁星满天，没有一点灯火的大地让这星星显得耀眼而深邃，很久没有看见这样无边无际的夜空了，无边无际的苍穹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然而就是这无数的渺小和短暂延续成了人类历史的长河，在看似无序和偶然的表象下，人类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上帝眼里，这些忙忙碌碌、时而刀光剑影、时而歌舞升平的人类，也许就像在人类眼里的终生劳作，时而相互厮杀，时而相安无事的蚂蚁一样不可理喻、不可思议。每个人都说自己掌握了真理，动不动就要去消灭别人的真理，这是不是个误区？也许动不动就要消灭别人的真理本身也是一个真理，是现在的人们信奉的一个真理，古今中外都有人信奉它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我现在宁愿相信它只是人类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必然要艰难跃过的一个坎，是要用无数的生命和漫长的岁月来证明的一个错误。人类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不过五千年，相对于还将有数亿年的未来来说，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肯定还处在直立前的爬行阶段，并且是刚刚开始爬行。
其实，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认识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认真地努力着。“一目了然”有“一目了然”的真理，那个为了一口饭而杜撰反革命罪证希望把我打入十九层地狱的小孙也有他自己的真理，你可以对他们的真理不屑一顾，但你无法改变这些真理的存在。他们生存的环境令他们只能那样想、那样做。如果你有足够的权力，也许你能限制和影响他，在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根本的改变之前，你有再大的权力，你的限制和影响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这个生存环境的概念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历史。要想改变他们的过去、改变他们的历史，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那就是让新的生存环境成为他们的过去，成为他们的历史。这就注定了这改变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手握重权的人们，你们运用权力的方向是不是该有点改变呢？
汽车在京山县人民医院门前停了下来，卫生员让我在车上等着，他说先去联系一下。
朱师傅问我感觉怎样，我点点头，表示还好。没有多久，卫生员来带我下了车，朝急诊室缓步走去，深夜来看病的人不多，我很快就坐在了值班的医生面前。
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可能是卫生员已向她介绍过情况，她没问我什么，只是让我把上衣解开，用听诊器在我胸部听了好一会儿，郭教授的话让我有了底，我只是静静地坐着，神色安然地看着她把听诊器在我胸前移来移去。
“他没什么问题。”听了一阵后，医生开口说话了。这话让我深感意外。
“不会吧？你再听听。”卫生员除了意外，还向她建议。
“好吧。”这位医生很大度地重新把听筒贴在我胸前，又上下左右听了一遍。
“很正常呀，没什么杂音。”这位医生没有改变她的诊断。
“你注意听一下，他的心脏在右边跳。”卫生员不得已只有提醒她。
“是吗？”这医生再一次拿起听筒凑到我胸前，在左边听听，又在右边听听。
“他是不是异位心？你看他神情自然，体态正常，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如果是心脏被压迫到了右边，他还能这样坐着？有极少数人的心脏跟常人不一样，天生就在右边，这不属于病，叫异位心。以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情况？”
她再一次坚持自己的诊断，认为自己没有错，错的是我的心脏，是它生错了地方。她看到卫生员是个小年青，认为他缺少见识，就给他开阔眼界。我第一次听到了“异位心”这个挺新鲜的名词。
“前不久我还给他听过，他是正常的心位。不信你可以问问他。”卫生员有点急了。
“你的感觉怎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她这似乎才想起来该问问患者本人。
我用手指指胸，又指指嘴，然后摇摇手，是想告诉她我胸部不舒服，不能说话。但她一脸的茫然，不理解我是什么意思。我把动作又重复了一遍，她还是瞪着两眼迷惑地看着我。没有法我只得忍住痛用力说出“胸疼，心慌，不能说话”几个字。发出的声很小，但她听清了，为这几个字，我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看着我说话时的表情，她的眼睛里出现了意外和惊讶，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误诊。她又听了一会后，起身出去领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医生，这位医生用听筒听了一下，对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后走了。
“这位病人的神态让我发生了错觉，我只从好的方面去想了。你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我去看看有没有病床，现在是盛夏，病人特别多，床位有点紧。”说完后这位医生再次出去了。我还是静静地坐着，卫生员不时的看看手表。
那个女医生回来了，还没开口就一脸的歉意：
“实在是没有床位了，过道里都摆满了临时床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住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症措施和处方，只能观察。刚才我们几个医生特地议了一下，如果没有意外，过几天这空气会慢慢被吸收的。你们是不是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情况再来，到时候怎么样也要给你解决床位的。”
我好失望，原本以为怎么样都可以过几天人间的生活，尽管付出的代价略微大了一点。现在倒好，心脏都有了自己“新的里程碑”，在黑咕咙咚的夜里我连人间的医院都没有看清楚是个什么模样，就要怎么样来又怎么样回去了。怎么不得个大一点的病呢？那样说什么也会让我在这里呆几天。我甚至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得的是绝症，会不会让家里和同学来见我最后一面？如果让见我会说些什么？如果不能见亲人最后一面就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那该有多遗憾。
“我们走吧，先回去观察两天。你都看到了，不是我们不送你来住院，是你运气不好。”边说卫生员边提着我的生活用品站了起来。
我一肚子窝囊也只能闷在心里，不闷在心里也不行，想说嘴巴也说不出来，怏怏地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挪到汽车旁。朱师傅有点奇怪地问：怎么就回去？卫生员告诉他没床位，朱师傅竟然叹了一口气。
回到看守所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劳累了一整天的难友们大都已经入睡。我艰难地在床上躺下，尽管依然疼痛难忍，但也抵挡不住疲劳和虚脱，在昏昏沉沉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没床位的事很快难友们都知道了，他们感叹我的运气不好，借出工和收工的机会，陆陆续续过来安慰我，要我保重，好好养病。
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往往是超出想象的。
除了卫生员给的几片维生素C，没有任何药物，除了不够份量的病号面，没有任何其它的菅养补充，就这样躺在床上，一天、两天、三天，慢慢地我感觉症状在缓解、疼痛在减轻，说话不再那样困难，能够在号子里稍稍走动几步。不过郭教授说心脏还没有复位，不能掉以轻心。
第四天中午，吃完饭我就上了床，翻了几页书后就睡着了。突然一个惊雷把我从梦中炸醒，醒来我还感觉到心脏在剧烈跳动。心想怎么一下就变天了？好利害的雷。起身看看窗外，意外的是窗外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未必是刚才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刚才打雷了吗？我问旁边没睡的人。
没有，这大晴天哪来的雷？他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怎么就听见了一声惊雷，把我的心炸得现在还嘣嘣直跳的。
是不是做了个打雷的梦？他帮我找原因。
不像是做梦。我摇摇头。
会不会跟你的心脏有关？他在帮我猜。
对呀，他的话提醒了我，会不会是刚才心脏复了位，在梦中给了我一个打雷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起床铃响了，难友们出工去了，不久郭教授来问情况，我把刚才的感觉和猜测告诉了他。他用听筒听了一下后说：为你庆幸，心脏复位了。还是年青好，生命力旺盛，恢复得快，以后真的要注意了。刚来那年你搞了个热射病，这次又玩了个气胸，下次你还想来个什么新鲜名堂？不要以为每次你都能这样幸运。
这是我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么？就没有接他的话往下说，而是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打雷的感觉呢？
可能有点突兀，他一时没有回答。
见他没说话，我就想当然地说：这是我胡乱猜的，说得不对你直管笑我。空气是有弹性的，肌肉也是有弹性的，会不会是因为空气被吸收到了一定程度后，肌肉拉心脏回位的力量和空气对它的压力就慢慢逼近一个平衡的临界点，到了临界点后，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