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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金条可能会多得我无法想象，但到上海去闯世界的有多少人？可哈同只出现了一个，再说就是哈同再世，现在他有可能重现辉煌么？世界早已变了。”
“世界早已变了，这话不假，但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谁比别人多看一步，谁就会是赢家。”
“你说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哈同能在城市的发展趋势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那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而成为胜利者呢？”
“你又绕回去了，要说就说透吧。政治和经济不同，举个例子，57年吴晗看对了，他比别人多看了一步，至于是他自己看对的还是有人给他透了风，这不重要，反正他成了反右的受益者，大出风头，在《文汇报》里挂帅批储安平，不停地升官，做了北京市的副市长，胜利者吧。几十万人打成了右派，整得乌乎哀哉，家破人亡，他风光无限，志得意满。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的，没过几年，他自以为又比别人多看了一步，写了个《海瑞罢官》，他写这个戏的时候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不会是想给别人树个靶子，结果呢？他拥有的一切转眼间化为乌有，一时间《海瑞罢官》让他成了全国的大靶子，跟当年被他整被他批的人一个下场，谁想得到？！政治这个东西你说不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我们这里，你永远无法想象你将面临的下一张牌是什么，也许没有规则就是它的规则。你以为你是出了这个事才关进来，眼前看来是这样，但以后呢？你以为你没有这个事就一定不进来？谁能肯定？我说的神经要足够坚强和脸皮要足够厚，还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在非正常情况下，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老王，你总在说你不关心政治，怎么很多事你这个不关心政治的老头比我这个关心政治的学生了解得还要清楚？”
“说不关心政治怎么可能呢？不热衷于政治倒是千真万确的。有些话我从没有说过，今天是你逼我才说的。”
“我可没逼你。”
“你承不承认没关系，我本来只想点到为止，你硬要打破砂锅璺（问）到底，非让我把话说透不可。想想还真有点奇妙，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敢敞开说话，这里是行动最受限制的地方，却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
“你只了解我其一，不了解我其二。你说我不适合做官，好像我已选定了从政的路似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做官？你看到我在文化革命中蹦得很高，就以为我热衷于政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几次我差点把命都搭上，哪一个想当官、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会这样玩命？回想一下真是不由自主地被文化革命的浪潮推到了这个位置。主观上仅仅只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别人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这个想法我很小就有了，从小学开始，每学期的评语里很少没有“骄傲”二字的，当然话说得很温和，说要注意克服骄傲情绪，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什么地方骄傲，毛主席说骄傲使人落后，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落后过，一直优秀，和同学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差过。说我骄傲，心里我一直不服，这骄傲二字一直是可以随时敲打我的棍子，好像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就是骄傲，就是听不进老师的话，我说那些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才是骄傲，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了，要不然怎么会学不进去呢？可老师从不说他们骄傲，你越是努力学习，越是认真思考，就越有可能戴上骄傲的帽子。刚才你说我锋芒有点露，这是骄傲的另一种说法。是你的眼睛厉害，一眼就看出我确是骄傲，还是你也同许多人一样落俗，把每一个有点自己的主见、不曲意迎逢、不做出一副乖孩子的模样的人都看成是骄傲？我并不是说我这样的个性是最好的，只要不是品质上的问题，个性是无所谓好坏的，乖孩子有生存空间，有自己主见，不那么乖的孩子也应该有生存空间，你说是不是？其实像我这种人心地最好，是不需要防范的，决不会先曲意迎逢，然后过河拆桥，更不可能落井下石。”
“你这说法有点意思，我倒要细想一下。”
“有些问题原来就想过，但只是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外面事多，静不下心来，也没有可能找一个人边交流边探讨边整理自己的思想，我很庆幸在这里能碰到你。”
“我们也只是随意扯扯，让时间好过点，言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都莫当真。我有一些很熟的朋友，年轻时和你一样，兴趣广泛，一点都不收藏自己的锋芒，后来的情况都有点不妙，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影子，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你未来的可能。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落俗，不能说没有，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说，你完全不必理会，但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说，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这点我非常清楚，文化革命初期，在有些人眼里，这骄傲已有了同党对着干的味道，教育革命工作组已经把我打入了另册。因为支持南下“一小撮”，有人已经给我定了性。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我就是第二代右派，这点我比谁都明白。我们学校在1957年就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学生右派。”
“你以为有了那样一张大字报你就肯定不会是右派了？你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在台上的人是喜欢别人造反的？哪一个造反的最后是有好下场的？除非他一个跟头翻成功。你可以说这次怎么样不同，谁谁说了什么的，谁谁下了怎样的决心，对这些内幕的消息也好，公开的报导也好，只能听听而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你不要太当真了。任何事都有它的规律，造反没得好下场就是规律。不一定又打一次右派，可能会换个帽子换个方式，但挨整这个结果是逃不掉的。不过我希望这个看法是老皇历，能最后被证明是错的。”
“如果这真是个规律，那我想还有一个规律也会顽强地起作用：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不仅是人的本能，也是任何一个生命的本能，那怕是最低等的生命。只要有一点机会，有一点可能，这本能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本质上就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不然他们的命运就被别人决定了——杀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他们的口号，这口号一经喊出，就得到天下如雷的响应不是偶然的，平等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这口号也是他们的理论，这理论在一千多年后被升华精炼为“自由、平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没法遏止的，因为这个追求，第一代右派被惨烈地打下去，不少人极悲惨地被整死，还不到十年，第二代右派又冒出来了，一开始说造反派就是右派我还不承认，现在开始认同这种说法。这一代右派再被整下去，那怕结果比上一代右派更惨，肯定还会有第三代右派冒出来。这个规律会比你说的那个规律更顽强，这是社会要发展要进步的规律，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必将在这个世界上高高飘扬，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
“谈着谈着你就进入了状态，我看你是不可救药了。时间不早了，什么时候兴趣来了再接着扯吧。”王老头笑着说。
这样的争论经常有，这天下午又开始了。
今天是八月十八号，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在回忆两年前。
“两年前的今天，破‘四旧’正热火朝天。小李，你抄了几个家？”王老头半认真半打趣地对我说。
“抄家？那你就说错了，我对抄家并没有什么热情。武汉市的抄家高潮时，我正组织班上一批同学在农科院帮助摘棉花。”
“这我就有点意外了，那个时候你怎么跑去摘棉花呢？你不是这个性格。”
“当时教育革命告一段落，已经内定我们这些人下放农村，我的出路是这些人中最好的——上农业学校。校内已是一种无序状态，我们这些打击对象已无人打击，争取对象也无人争取，谁都不管我们，像无娘的伢。我这个人不知悔改，就出头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去农科院劳动，心想反正总是要去农村的，先去熟悉熟悉。”
“你说的这些人都是些谁呀？”
“主要是班上那些出身不怎么好的。”
“你就不担心会有人说你的立场有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文化革命开始前，一次偶然在报上看到印度到现在还分为四个种姓，出生于高贵种姓的，不管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生下来就享有权力和财富，出生低贱的种姓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财富和权力无缘。还有人因触犯了他们的戒律，更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当时我就联想到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同学，觉得我们的阶级路线在贯彻执行中有印度种姓的影子，当然这些只能放在心里。所有的人应该是生而平等，那些出生不好的同学我总感到他们的才情是被压抑的。”
“你怎么感到的？”
“怎么感到的？举个例子。进了名气最大的省重点，到实验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应该是很兴奋的，但我无意中看到有个女生在班主任面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着什么，在这个时候竟会出现眼泪，太不可思议了。她穿的短袖上衣是用几块手帕拼成的，那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肯定是一个生活在窘迫环境中的同学，后来听说她父亲是个大右派。她一直少言少语，不注意甚至会忽略她在这个班上的存在。一次周末全校组织去修万人游泳池，她被留下做卫生，等我们回来时意外看到黑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内容是欢迎劳动大军凯旋归来。具体的诗句记不得了，但当时的感觉至今还清清楚楚，是眼睛一亮，没想到这个平时脸上总是写满忧郁的女生，心里面也有火一样的激情。有个星期天想到她家里去看看，在门口碰到她，我感到她好像不愿意我进去，就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运动开始后有的组织害怕接收出身不好的同学，我是尝过不准革命的滋味的，我不怕，谁来我都欢迎，当然包括这个女生。后来我看到一本《湖北省右派言论集》，才知道她父亲是留德的专家，回国后在省科委工作，只因对省委书记张平化说了不懂就不要对具体的技术问题发指示的话，被打成大右派，我实在看不出这意见有什么错，非常同情这个同学。怎么能就因为一句话就毁了一个家，并殃及到子女呢？”
“你这同情是不是有点居高临下？”
“不，是感同身受。在我的权力之内，我根本不管什么出身。班上的领导小组由三个人组成，组长的出身是民主党派，还有一个的父母都是右派，只有一个的出身比较好。”
“这不是你们这个组织的普遍现象吧？”
“我没有专门去了解过这个问题，但总体感觉并不少见。红十月的几个头头对血统论都很反感。柳英发同他班上的干部子弟发生矛盾就是从要不要发展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的问题上开始的。”
“你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还知道多少？”
“就这多，我只知道有这个事，具体也不太了解。你肯定知道的比我多，能不能讲一下？”
“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但现在也只能三言两语的讲一下。种姓制是印度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为了强化和巩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借用宗教和神话所设计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律。它保证了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婆罗门和帝刹利两个种姓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和全部政治权力。为了让这权力和财富千秋万代，这制度还严禁不同的种姓之间的通婚，否则子女将成为四个种姓之外的贱民。这个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最极端的状态，但要真正改变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话题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像你这样不甘寂寞的性格会完全置身于‘破四旧’之外？”
“你不相信吧？除了到长春观去站了几分钟外，‘破四旧’连看都没有怎么看，更别说参加了。”
“那是不是你对‘破四旧’本身有什么想法？”
“说有什么想法也谈不上，只是人的情绪很低落，但当时火热的情景让我想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同时还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对当时的“破四旧”在心里我是支持的，我从农科院赶回来时听说我校的红卫兵正在长春观③砸菩萨，跑去看了一下，看到一些从菩萨肚子里弄出来的反动传单，有的上面写着极其恶毒的“×××是赤链蛇”，真没想到道家净地也有这些东西，认为这些菩萨不砸还真不行。”
“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你来说只是去不去革别人的命的问题，你还有兴致去长春观，我想的是自己怎么样过关。抄家还没抄到头上来，我两个儿子就先在自己家里革起命来了。”
“当时我已被打入了另册，下意识里和那些红卫兵就有距离，没有去看他们是怎样对待那些出家人的。从落款的时间上看，那些传单都是建国初期时的东西，现在观里的那些道士不一定就和那反动传单有关系，我想那些红卫兵大概不会有太过激的举动吧。抄家更是看都没去看过，事后听到一些搞错的或过激行为的传言，也没太在意，这事在心里就这样过去了，再也没有多想。但后来在北京看一些有关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种种暴行的大字报，在我心里的冲击很大，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人毫无人性可言，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我心目中革命二字的内涵，对‘破四旧’的感觉在变。”
“想听听你现在的想法。”
“现在的想法和原来的区别很大，特别是在静下心来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和他们的作为做了个比较，在品味和分析了这当中的不同心态后，看法完全变了。”
“你说说。”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打死了人，但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是在受到威胁和挑衅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应。被老红卫兵打死、整死的人不存在那怕是对他们威胁的可能，更别说上门来挑衅了。
我们始终有把打击目标控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意识，从最初大会上有人提出更多的名单时，被当场否定，到小会时进一步减少，到最后果断中止了对最后一个的执行，都说明了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他们不一样，在肆虐的过程中，被他们残害的对象和目标越来越多，伤及的无辜越来越多，没有一点生命尊严的意识。如果不是外力的阻止，不知他们会演绎到什么程度。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他们再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再不敢跟我们作对，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自认为目的达到后马上住手。他们很难说有一个实现后就主动不再继续干下去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肆虐本身。
我们丝毫没有在这过程中去寻找或满足感官刺激的愿望，执行行动简单迅速。他们却是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在折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