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
“我错了，我错了。”
“错了？说得好轻松，人死了怎么办？”
……
“我问你，索立平被你这一棒打死怎么办？说！”我见他嘟哝了半天也不肯回答就再次问他。
“我……我……我愿……愿意偿命。”他哆哆嗦嗦地说。
“我告诉你，人已经不行了，你不愿偿命也不行。”我要让他继续哆嗦。
这时有人来通知我，说勤务组要碰个头。我把两个看守的人拉到一边说绝不能出意外，谁都不准打，等勤务组的决定。
办公室里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愤怒和激动。从医院的人回来的人说，索立平的生命体征已十分微弱，命悬一线。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并且很快又下了第二张病危通知书。我们都非常担心那个在两个小时前还是一脸阳光、充满热情和青春朝气的索立平再也醒不过来了。后来的X光片显示索的头骨已下陷，被打开两条长长的裂缝，他没被死神拖走实属万幸。
面对血腥的现实，大家心情沉重而愤怒。
有人说就是侥幸活过来恐怕也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马上有人说不是恐怕而是肯定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欺人太甚，是不是看到红十月一贯反对搞武斗，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有人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凶手在我们手里，不狠狠搞一下还会第二个索立平的。”有人在建议马上还击。
“把我们的人打成这样，凶手肯定不能轻饶，但怎么样处理这个事为妥，还是要好好想一下。李乾，你是到现场去了的，你说一下。”柳英发见我一直没说话，就想听听我的想法。
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后我说：
“这一段时间总觉得不对劲，但又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棒把我打醒了，现在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就是要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激化矛盾，好趁机置我们于死地，连贺××这样原来比较本份的人都大打出手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刚才我说赞成文攻武卫，现在看来要慎重，他们的力量太强，不能硬拼。我建议这个事情要冷处理，先把贺××转走。理由有三点：同学都被激怒了，一大群人围着我要惩办凶手，但索立平生死未定，现在还不好说怎么处理凶手，这是一；现在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激动，难保不出意外，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可能就会很被动，这是二；凶手在我们手里，三字兵会不会来抢人？如果来抢，肯定是一场流血冲突，不到最后关头，流血冲突总是要避免的。尽管运动初期我们不少人被他们推向对立面，说我们是右派、是反革命，并且如果他们再次得手，他们肯定还要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对我们不会手软。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严重的伤人事件，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我们和校内的那批三字兵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是三。基于这三点，我想应该先把人转走再说，凶手在我们手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怎么处理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完全不用慌着处理。现在一不能冲动二不能窝囊。刚才在路上我突然冒出了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大家议一下，如果索立平能脱离危险，那我们对这个三字兵的精力就要放在转化工作上，通过他来化解校内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当然如果索立平醒不过来了，那就另作别论。”
“我同意李乾的看法，特别是最后的建议值得考虑。是不是这样，先按索立平不死来安排，反正主动权在我们手上，索立平真有个三长两短，再惩办这个家伙也不迟。拦个车把他弄到水院去，放那里安全一些。”柳英发说。
“自己的人被打了，不想到报复是不正常的，但只想到报复那水平也未免低了一点，作为勤务组考虑问题要站得高些想得远些，刚才柳英发和李乾说的正是我在考虑的，我们想到一起了。是不是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挑两个擅长做思想工作的跟他住在一起。”何儒非在完善这个想法。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放得更开一些，不论索立平的伤势怎么样发展，只要这个三字兵真的转了弯子，我们就把他放掉，让他去为我们做宣传，可能更有效。”柳英发更向前走了一步，“但索立平的医药费等他家里必须全部承担，并且还要补偿，这点不能含糊。”
勤务组取得了共识。
“这个事就交给我来办。”我对他们说。勤务组里就我身体好一点，做这些具体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
转身走出办公室时已经十点多钟，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星，只觉得整个世界被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化成了武化大围剿？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怎么变成了危及人们生命的反动？看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对那些当权者的冷酷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认识，他们文的不行就来武的，要用武力把我们扫平，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想起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虽然勤务组意见的统一在意料之中，大家清醒而理智。但一想到那个还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的索立平就心里难受，就想哭。理智是一回事，感情是另一回事，同学的工作好做，但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家人呢？我感到这个决定会使我在他的父母面前内疚、有愧，我会躲避和他家人的见面。
我感到步履沉重，短短的几十米路此时变得很长，我要把那个置我战友于死地的三字兵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而我那胜似亲兄弟的战友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个意见是我提出的，这个决定是勤务组作出的。我们都清楚如果把角色倒过来，他们决不会这样善待我们，如果是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早已成了刀下鬼，他们的口号是“二癞子就地镇压”，他们心里想到的只是镇压，从肉体上消灭。我们的这个决定是证明我们政治上的成熟还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是出于理性和智慧还是造反派必须要做出的牺牲？我自己此时此刻都有点说不清楚。事后我倒领悟到：前面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至少说明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观点的分歧，那怕是在长达18年的牢狱经历中最难熬的时刻，对这一点不仅没有后悔过，而且一直为当时勤务组的这一决定心存骄傲。
我们在他们眼里是该镇压的对象，1967年6月24号百万雄师以7800名武斗人员（另有3000名机动武斗人员备用），500多辆汽车、7辆消防车的兵力攻打毫无防备的楼内只有220人的“工造总司”总部，且其中大多数是老弱病残。当场杀死手无寸铁的十六岁女学生朱庆芳等28人，受重伤后来死在医院尚未计算在内。30多年后，曾有人就此事当面质问已官至武汉市某局局长的该组织负责人，他竟说：“当时谁骂我们，我们就杀死谁。”但我们却从不曾把他们当作敌人，只是把他们看着是观点分歧的人，有人提出来要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去弄点长矛来的意见在勤务组都通不过，认为长矛弄回来会对准自己的同学，可他们却下得了这样的毒手，一心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明知这是一杯透心的苦洒，也能自觉地一口喝下去，还不皱眉头。如果这样做最终也改变不了我们下地狱的命运的话，那我们就下吧。真应了一个哲人说的话：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同学听说要把贺××转到水院去，尽管有人说太便宜他了，但没有人阻挠，还是积极按勤务组的决定办。拦车的同学很快回来了，是一辆小三轮货车，司机听说是要把一个杀害造反派的三字兵送到水院去，二话没说就来了。
两个红十月的战士用毛巾把何的眼睛蒙上后，架起来要他走，他两腿抖起来，迈不开步。
“我哪里都不去。”他突然高声叫喊起来。
他害怕我们要把他拉出去偿命，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个同学拿条毛巾塞住他的嘴巴才止住了他的喊声。在车上他浑身颤抖，在那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不知他想了些什么，事后我也一直没问他。只是看到当给他松开绳子，摘下眼罩，他确信红十月对他没一点恶意时，他痛哭流涕起来。他的眼泪是得知生命无虞后的喜极而泣，里面有对自己曾经的杀机的悔恨交加，还有对红十月以德报怨的感激涕零。
几天后我们放了他。完好无损地把他交给了来接他的几个同伴手里，来人也一再感谢红十月的宽宏大量。在那几天中贺××说了不少忏悔的话，对红十月人的胸襟和人品表示了由衷的钦佩。还主动说如果有机会他要做其它同伴的工作。说他的话全部是发自内心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我相信大部分是发自内心的。可以佐证的是在校内再没发生过直接的冲突，包括“7。20事件”时在军区门口那样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本来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置我于死地，并且手上不沾一点血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选择了沉默。说起来好像有点因果报应，我们对贺××以德报怨，他们让我离开了险境。这不是一种交换，是我们大家都保持了理性。
几十年后在实验中学的校庆里大家再次重逢时，不论当年曾经是那一派的同学都能坐在一起举杯共饮，没有明显的感情和心理上的障碍，红十月当年以德报怨、放掉贺××的那一决定功不可没。
注释：
①三字兵：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对文化革命初期那批“破四旧”的红卫兵的称谓。
第十一章 生命拉锯战
关在牢房里的时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灰暗的日子。
要想让这灰暗能生出一点暖色，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显示和表现自己的特长，这样一来可以打发时间，二来也可以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特长一定要有需求、有听众。著名脑外科专家叶老有时就是这样来打发时间的，我就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听众。心情好时，他会哼上几句二黄导板或西皮流水，《甘露寺》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哼起来有板有眼，韵味十足。而《夜半歌声》中的“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狲，人儿伴着孤灯，板儿敲着三更，在这长长的黑夜里，谁伴我等待天明？……”从他略带沙哑的口里缓缓流出，显得尢为伤感、苍凉，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
我从他那里读到不少李煜，李商隐，李清照的诗词，可以想象，叶老年轻时一定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品味，精神生活很丰富的人。他见我带的书中有一本《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知道我对古文诗词等有点兴趣后，不时凭记忆写点古诗文给我看。一天他又给我谈起了这方面的话题。
“听说毛主席对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很欣赏。”他这样谨慎地开了头。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逮捕入狱使他非常谨慎，生怕被人再扣上宣扬封资修、毒害青少年的帽子，可是跟人谈一下古诗文又是他的一种精神需求，尽管他自己只是付出，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技痒。跟伟大领袖拉上点关系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是吗？这文章我第一次听说，不过我很想看看。”
“刚才我写了一下，估计差不多吧。”
“那就谢谢你了。”
我接过他夹在《毛选》里的一张纸片，一字一句地看了起来：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涓涓心目，寝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
太震撼了，十八岁的我第一次读这样字字泣血，如怨如诉的诗文。来不及去细细品味文中揭示的老百姓因战争而蒙受的巨大灾难和饱受的精神创伤，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对这个国家我问心无愧，我全身心都献给了她，尽管可能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但我对得起我的父母吗？我想过要为我的父母亲尽一点心吗？在父母面前我能够说我问心无愧吗？我汗颜了，我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古人说要“精忠报国”，那是指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要义无反顾，直到马革裹尸还。可我心中几乎就没有父母亲的位置，根本就不是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我心中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造反派、有同学、还有那个我深爱着的女孩，可是把我的父母、我的骨肉至亲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这对头吗？在我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自豪时，实际上有某种程度的幼稚和浅薄在里边。让母亲成天为我担心受怕无异于用刀子戳母亲的心，她没有与我计较是因为母爱的博大和宽容。她也一定还会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宽容我的任性、幼稚和浅薄，但我能因此心安理得吗？她一直在独自舔着内心的流血，我反省过吗？父母亲啊，不孝的儿子在这里给你们赔不是、给你们叩头了。
叶老见我看后沉默不语，就闭目养他的神去了，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此时我在想什么，他从不问起别人在读过他推荐的一些诗文后的感受，他只是在自己的回忆中自得其乐。
第二种选择就是尽量回忆并相互交流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在这回忆和交流里可以暂时忘记眼前的一切。谁都有过属于自己的光彩，那怕是一个透顶的倒霉蛋，他也肯定有过自己人生的亮点。不同的人生，辉煌的色彩和内涵不管有多大的不同，但在叙述自己那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时，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出现久违的光彩和笑容。然而有时这短暂的光彩和笑容过后，对有的人来说却是更深更浓的黑暗。
叶老曾是一家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武汉市外科手术的三把刀之一。中等身材，虽然在牢里已关了一年多，但他那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除了精明与和善，眼睛里还有不可琢磨的深邃和失落。在理发前，花白的头发和胡子会使你觉得他有点苍老，剃光了头发和胡子你又会觉得他比实际上的年龄年轻很多，似乎还有尚未显现出来的青春与活力。他是从德国回来的著名脑外科专家，抗美援朝期间是湖北省援朝医疗队的手术队长，当时才三十多岁，甚是春风得意，是各省医疗队中最年轻的，前途不可限量。谈起当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往事，他那飞扬的神情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我刚转到这里来时，对称他为叶老感到很别扭，心想一个反革命还这样尊称他，是不是有点丧失革命立场？大家都这样叫，我也只好跟着来，但对他还是心存某种警惕，他也对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我叫着觉得顺口了。特别是知道了他的儿子叶逸清是我校高一的学生并且是红十月的一员后，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但他的态度却没有什么变化，他对任何人都不谈他的案情，不说自己具体是怎么回事。据老囚犯说在他刚进来时无意中说过，是他最亲近的助手出卖或者说是陷害了他。除此之外对自己的事再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如果有人问，他就打哈哈，笑着说没有好谈的。可能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危险，连最亲近的助手都能对自己下毒手，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相信？一次放风时，趁看守不注意我捡回一张征求革命群众对罪犯处理意见的讨论稿。上面有他，说他犯的“恶毒攻击”罪，革命群众的意见：枪毙。我把这纸条悄悄撕掉了，没对任何人说。他把自己包在一层厚厚的茧壳里，以为这样就不会再有新的伤害，可就是这厚厚的茧壳差点要了他的命。
看守所逢年过节总要改善一下生活，这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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