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一路上我们高喊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显然没想到有人敢明目张胆要炮轰省委，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拦住，说我不是南下的学生不让我上车，赵桂林据理力争说上北京是毛主席赋予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但没用，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无奈。我握着赵桂林的手泪水直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说他是湖北大学红八月的叫贾××，问我还想不想去北京？贾××当时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贴出大字报，一个人要和湖大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辩论。我成天泡在湖大，当然知道这人，只是未曾接触过，一听说是贾××马上就有一种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连忙说当然想去。他说你照我说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问怎么做，他说你先假装朝车站外面走，趁那伙纠查队不注意的时候再偷偷返回来藏在车站的花坛里，然后再听他的安排。照他说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坛足有半个多小时，贾××就像没事人似的在附近踱来踱去，突然他走过来说快出来上车。这时汽笛已响，那伙纠查队以为已胜利完成任务，撤一边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火车，当我再次握着赵桂林的手时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泪。
终于到了北京，那种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为了满足我们要看看天安门的愿望，接我们的大客车特地从天安门前走过，没想到天安门远没有我们在电影的画面里感觉到的那样大，不少人脱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号晚上，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首长在中国人民大学操场接见了我们。当时在场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数千人，大会组织者特地把来自武汉的我们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就在我们面前。周总理最先讲话，当我听到“你们昨天的大会，因为我们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手中，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白等了八个小时，我们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马上决定开这个大会”时，对比在“9。2…4”绝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态度，我眼泪花花地流了下来。周总理儒雅的风度使我着迷，他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韵和丰采只能用完美来形容，那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走了几个学校，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了在武汉所感到的那种压抑。
9月8号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学生的代表，他批评了湖北省委对待南下学生的态度，作出了明显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数派”的三点指示。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回到了武汉。我们人还没到，陶铸的三点指示已经传遍武汉三镇，少数派有点要翻身的味道。但没过一天，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大字报说我们是造谣，湖北省委拿出了完全不同的陶铸四点指示。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仅次于周总理的第四号人物，无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谣。这样我们同湖北省委的对立情绪更大。
在湖大期间，结识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学生，我们自称“少数派”，但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不能形成战斗力，几次酝酿成立武汉市的中学生“少数派”组织，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我感觉到这是由于没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数派”的组织要从自己的学校开始。这想法和我校的许多“少数派”不谋而合。《红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动腹中的婴儿，诞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１8号下午，在原外语教研组的办公室里，我们十几个“少数派”的学生坐在一起，从初三到高三的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正式商讨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辫子抓，尽管我们对“血统论”是不赞成的，但还是注意了对这十几个人出身的了解。
我们是在行使毛主席给我们的神圣权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边说边议：
“成立组织总得有个名字，先把名字定下来。”
“当年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的组织要以巴黎公社为蓝本，不要叫什么战斗队，就叫公社。”
“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这个公社叫造反公社。”
“现在是十月份，这个公社是十月份诞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红色的，共和国就是在十月诞生的，前面要加个红字，叫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字好，有气势。”
“我们这个组织是红卫兵组织，这点也应该表示出来。”
“我们要和“三字兵”区别开来，红卫兵前面要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全称就是《红旗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称大家一致通过，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再不是一盘散沙了。有人接着说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呢？
各种意见又出来了：
“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我不同意。十六条都说了要保护少数。多数人错了怎么办？”
“这话是不错，但总不能一个集体按少数人的意见办吧？”
“如果少数只能服从多数，那我们这个公社连出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少数人的意见要在公社的决议里完整地表现出来。”
“一个组织总不能没有一个集体的态度和意志，把两种或几种意见都拿出去那还有什么战斗力？”
何儒非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
有人提出疑问；“协商的结果能够一致当然没话说，如果不能一致怎么办？”
“协商一致这个原则好。坚持这个原则至少可以避免以势压人，可以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我们这个组织一定要坚持民主的原则，我们都是尝过以势压人的苦头的，不能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重演。”何儒非接着说。
“那还是没有回答无法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也在认真思考。
“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时候，可以这样，公社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不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还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行事。”
“那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战斗的整体，随时都有分裂的可能。”有人插话。
“我的话没有说完，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要以大局为重，相互尊重，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只要是出于公心，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何儒非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
会场上没有人再提出新的疑问。
“今天可以只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不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不允许多数压制少数，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实行一段时间后再修改完善。”何儒非也给他的意见留有了余地。
“我看可以，同意。”不少人说。
“那下级服从上级呢？”
“提议不设负责人，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事。大家轮流在办公室值班，处理公社的日常工作。”这是高一的一个同学的建议。
“这样行不行？”
“你做都没有做怎么知道不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分成头头和普通成员后；时间一长头头会染上官僚习气，会脱离群众，普通成员会产生依赖性，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会消退乃至消失。实行轮流值班，不设固定的头头，一不会产生特殊化，二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道理，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原则，赞成。”
“那是不是我们表决一下，同意的举手。”
几乎全部都举起了手。
出乎预料的是轮流值班制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还是用直接表决的方式选出了公社的勤务组。在实行轮流值班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权威、稳定、高水平的领导核心。不过轮流值班制仍不失为一种很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民主的追求和向往，使说服决不搞压制成了红十月的一个传统。可以争论但决不争吵，任何人自觉不自觉的想以势压人都没有市场。
《红十月造反公社》诞生后不久，就干了两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成立不久后的十一月中旬，我带队的《红十月》北上小组在北京策划了一张震动京城的大字报《江城质疑——王××你究竟要干什么？》。大字报首次披露了王××1962年跟随毛主席回韶山后写的那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的诗。当时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对王××的仕途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这张大字报，谁能肯定十年后被抓的不是“五人帮”而只是“四人帮”呢？。
第二件事是在“工人总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3。17”大逮捕后的一天，我们突然看见何儒非挥动着《红十月造反公社》的旗帜，一个人在大操场里游行。在春寒料峭的早春，尽管四月初的江城这时还是北风瑟瑟，《红十月》的大旗让大家快冷下去的心一下子热起来，被压抑得太久的激情一下子被何儒非的举动点燃了，没人号召，一个、两个、三个……大家纷纷跑出来加入进去，很快变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我们走出校门，游到22中，游到33中，游到华师一附中，游到水院，游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唤起的都是久违的激情和歌声，口号由“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致敬”的喊声渐渐演变为“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沿途不断有新的队伍、新的旗帜加入进来，甚至本来站在路边观看的群众都情不自禁地走了进来，彼此握握手，就高呼口号共同前行。最后竟成了一支近万人的大军。数不清的红旗迎风招展，望不到边的洪流滚滚向前，长龙见首不见尾。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红十月发出了江城的第一声激情的呐喊，并得到了三镇震天的响应。在春寒料峭的江城，这支队伍告诉人们：石在，火种就不会灭。
在事隔三十八年后来看，在这支大军中的人们未必十分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这点至少是不清晰和不明确的。其实他们仅仅只是想有一个稍许宽松一点的环境，只是希望能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不要动不动就被人戴上大帽子、打成“反革命”而已。这种潜意识里的需要和毛泽东的号召一拍即合。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文化革命才真正成为席卷全国的狂飙，人们才会有第二次解放的强烈感受，才能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大中城市出现过的老百姓冒着风险，自发的捐钱捐物的感人场面，也才会有人真的感到用了十几年的金科玉律不灵了。而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当权者将文革变成了一个让老红卫兵无法无天、横冲直撞的平台，普通的老百姓都担心或者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
红十月的人好像都有一种英雄情结。
何儒非在动不动就要你死我活的年代能够提出“协商一致”的原则、在万马齐喑时高举大旗迎风一挥发出压抑已久的呐喊是英雄情结；宣传队的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少男少女拿起长矛慷慨赴死是英雄情结；燕妮丹面对癌症泰然处之是英雄情结。他们这样做时根本没有想过“英雄”二字，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不论前面是什么在等待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与英雄情结相伴的往往是难以预料的承受之重。
有英雄情结的人都是在危难之中显身手，印证了一个诗人说的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往往低调，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义无反顾，往往付出的代价极大，最后的结局能够称为悲壮就属于善终了。
“12。5事件”应该说是红十月这个集体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的一个集中表现。为了这个英雄情结，红十月人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富有朝气和追求的红十月，高墙能把我的人和你隔开，但不能把我的心和你分开。这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这一次我也同样能走过。
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很早就这样想了，但认识到只有英雄情结却缺少理性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并且可能更危险，却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一段太漫长太艰难的跋涉。
第七章 “紧握你们的手”
第三天的牢狱生活在焦急地等待中开始。
昨天那样闹了一下后，看守对我所在的监号的警惕性明显提高，放风时要先把风门打开看看确认无异常后才开门。
期盼中的时间真难熬，每一次看守的脚步声走近我都会怀着极大的兴奋认为是跟自己有关，但每次都是以失望告终。同监号的老囚犯说不可能这么快的，但我不相信。他们告诉我这看守所的一楼是关押拘留的囚犯，短则几天长则两三个月，如果转成了逮捕就转到楼上来。一般新犯人都是关在楼下，但也有直接关上来的，那就是看守认为事情严重肯定会判刑的人。不过也有例外，有特殊关系的人虽然关的时间明知不会长也会送上来，一是因为楼上比较干净又不潮湿，二是因为楼上的人关的时间比较长，出现牢头狱霸的情况很少，不像楼下折磨欺负新犯人的事时有发生。我把自己放在后一种，尽管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说是不许交谈案情，但关在里面的十几个人没有谁不清楚其它人的情况。我很快知道了这间牢房里有七个是“花”案子，两个是经济案子，两个反革命案子，两个是普通刑事案子。一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小个子是奸幼，我当时不懂男女之间的事，但也能感到这家伙在里面被人瞧不起，最没有地位。
这一天在我焦急地等待中结束。
18号（第四天）的放风时间到了，和昨天不一样的是钥匙的响声直接到了本监号的门口停下，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风门被打开，有人盯着里面看了一下。老囚犯的眼尖，低声说是所长。他把门打开朝我一指说你出来。
我心里一阵暗喜：好，有眉目了。
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里让我坐下后说把你们打死两个人事情的经过详细写出来。哪些人参加，怎么样决定的，哪些人开的枪，都要写清楚。说完后他给我一本材料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关上门走了。
我有点失望。
几天后才悟出这次写材料只是看守所为稳住我，让我不能闹事的措施，并非警司的安排。拿着笔和纸，几天前发生的那一幕很清楚的出现在眼前，我却迟迟下不了笔。
好像出于一种本能，知道这第一份材料的份量。在第一份材料写出来后，以后再写必须要和这一次写的一致，否则就会被认为不真实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