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倒在盆里。里面人的脸上显出如愿以偿的神色。
十四钵饭平放在地板上，有人拿出两颗骰子一掷，就按着某种顺序一人端了一碗，分好的菜也是按照刚才的顺序拿。对眼前的这一切我都不理解，不过没几天，饥饿就让我明白了所有的答案。
组长递过来一份，我完全没有食欲，喝了一口菜汤难以下咽，就丢在一边就没再理，只是坐在一旁冷冷地有点不理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那个组长在几次试探后见我真的不吃，很高兴地和几个人分了。
不管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最后都是意犹未尽地放下碗。值日的负责洗碗做卫生，其它的人则坐在各自的铺盖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窃窃私语。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反复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这句歌词，不知他是不是有意把就没有新中国的“就”字不唱，让人听着别扭、不舒服。并且他一边唱一边还不时带有某种挑衅意味地朝我看一眼。
我问坐在旁边的组长这个人是搞么事的？
“反革命，关了十八个月。不管为什么事进来的，时间长了，思想都是有一点的。”大概组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感受，作了一点解释，最后的“反动”二字他省略了。
十八个月？我很有点吃惊。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关了十八个月，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忆十八个月前我在干什么，这十八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这十八个月对我来说经历的事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这十八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零，只是一个画面单一的重复，太可怕了。心里暗想：如果我要像他那样关十八个月，我肯定会一头撞墙死掉。
“各位同犯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学习。”组长在发话，窃窃私语的停了下来。为什么叫同犯？我感到有点纳闷，一时也不好问，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这样也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昨天政府把我叫出去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下号子里面的情况，每个人我都是挑好的说，确实我们号子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关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有点受不了，都希望政府能快点解决问题。政府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大联合，快了。大家有么想法，每个人都说一下。到时候政府问我也好有个回话。”
顺杆爬的，发牢骚的，说俏皮话的，言不由衷的，干脆一言不发的，稀奇古怪，说什么样的都有。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问组长什么叫“同犯”？他说这里不能称同志，同志是在革命人民中间用的，这里的人都是犯了法的，只能相互称为同犯。我笑着对他说我可和你不是同犯。他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我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是他的安排我昨晚才没睡在马桶边。
中午十二点铃声响了，见他们都把铺盖打开睡午觉，我也跟着来，这次我睡不着了。从昨晚九点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十五个小时是整整九百分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百分钟，学校现在的情况怎样了？革委会现在在干什么？何儒非、柳英发在干什么？我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在干什么？他们一定没闲着，特别是我的几个至交，像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汪文博等，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着急，我被抓他们肯定知道了，屈伟和慧君肯定通知了学校，只是不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他们知不知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我现在和五花八门的罪犯关在一起，要能传个信出去就好了，里面外面一起使劲肯定要快得多。想起来了，昨晚那个警察说是代表警司，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像是假的，他没这个胆子来假传圣旨，如果真是警司的意见，要解决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和警司通上电话，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一个下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饭菜难以下咽，晚饭我还是全部搞到肚子里去了，晚上我还有个计划要实施，再说人也确实有点饿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不能再等了。在监号其它人的劝说下一开始我没有采用踢门的方式而是喊报告。一声、两声、三声，我接连喊了七八声，没一点反应，就忍不住用脚“轰”的踢了一下隔断两个世界的牢门，有反应了，听见有人喊谁呀谁呀造反了？！接着有人拎着钥匙叮叮哐哐跑上来。
我大声说到是我。
门开了，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给我出来！
我大步走出门，这正是我期待的。
他把门关上后大声说不要以为你是造反派我们就不敢整你。声音之大给我感觉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要我坐下后，不等我开口他就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也是造反派，我们怎么会抓你呢？你的事是警司直接搞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代管，你这样闹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心里清楚，我也不想闹，但把我关在这里不理不睬已经整整一天了，退一万步说，我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小将犯错误，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在长哪个的威风灭哪个的志气？你跟警司打电话，就说李乾在里面闹，要见张绪。
他说你说要见就能见？我们只能向上反应，见不见我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你就不要再这样闹了。
想来也是，能跟他们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只要让警司晓得我在闹、在同他们抗争就行了，他们总会出面的。
我说你们要告诉红旗中学说我在这里。
他说好，我去跟分局说，这个归分局管，要分局派人去通知。
我说一床被子怎么睡觉？我还要一床被子。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给你，给一床新被子你。还有么要求？
我说就这。
他说回去不要闹了，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关了几百号犯人，出了事不是好玩的。
看来要在这里呆第二个晚上了。
第六章 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也许是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个头绪来。太意外了，对坐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坐牢并没有真的发生；自认为大局已定，要一显身手的时候，却一个晴天霹雳把自己打入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
从”九。二…四绝食”算起，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机会来了。当袁子斌告诉我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到热血沸腾，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动。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刻苦地锻炼身体，我们认真地学好每一门功课，我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每一次太阳的升起。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二十几个同学到武汉大学游泳池游泳，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打靶归来》等革命歌曲，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嘹亮的歌声赢得沿途不断的掌声和喝彩。
为革命而学习，我们认真刻苦主动。在一次数学课上，陆××老师布置我们做书上的一道题，然后要我们上台演示，看谁的解法最简单。在她认为最简解法已经出来准备结束时，我突然悟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举手要上去演示，她有点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还是让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写出来，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简单。课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兴地对我说：自这道题上这册教材十多年来，你的解法是最简单的，之前还没见过。搞教改时，化学课的张××老师问谁愿意上来讲一堂课？我第一个举手。在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整个星期天跑书店，找资料，认真备课，那堂课同学们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效果出乎预料的好。校长易××，这位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还特地在会上说到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汉市要举行万米长跑，学校先搞了一场选拔赛，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参加，结果高中部参赛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后，性格决定了我很关注这场火药味非常浓的讨论。文化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学校时，我把班上运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总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优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间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组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组还派人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去调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为反革命的内在原因，从一个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说我个人主义膨胀，跟党对着干，已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离反革命只有半步之遥了，这还是因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反革命。还要开什么会来帮助，说是把我从反革命泥坑往外拉，实际上就是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不承认，我不甘心，凭什么不让我革命？凭什么说我是半个反革命？难道就因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专注而没有看脸色行事？难道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就比谁差？“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东方红》，唱得我们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毛主席走外就再没有别的念头。
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生活中饥饿像影子一样无时不在。一天放学前，一个低一年级的学生领着老师到班上来朝我一指，我被带到校长办公室，在反复盘问无结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来从母亲口中知道是学校出了“打倒×××”的反动标语，那个学生指认看见是我写的。尽管班主任认为我一直是班干部，学习优秀品行端正，但为了排除那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学校和家长想了一个绝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时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时候问：有人要打倒×××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抓起来枪毙。学校不再在我身上费力气了，转身盘问那个指认的学生，还没过几招，那学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来了，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共产党的热爱真可以说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可怎么现在硬要把我往反革命圈子里推呢？记得那段时间多难，成天心里像压着一块铅，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长江里去游上两个小时，只有在长江里劈波斩浪时，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点。
《十六条》我是在守桥部队的巡逻艇上听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几个学生每人背个篮球从平湖门下水横渡长江，从大桥的第四和第五个桥墩中间穿过后，在已经离岸不远时被守桥部队发现，一个个从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实我们身份的时候广播响了，我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保护少数的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事情可能会有转机。紧接着首都南下串联的学生来了，他们带来的东西虽然我们闻所未闻，但却是我们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来的东风吹去了我头上的乌云，原来在北京，毛主席早就为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平了反，不是我们在反革命，而是工作组在压制革命、在镇压革命。湖北大学，特别是首都南下学生联络站所在的湖大31号楼成了我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听他们的演说、听他们的辩论就像听革命的福音，我向他们讲述我的遭遇，诉说我的不平和苦闷。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轮新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反修防修，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保证中国千秋万代不变色。接触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头头赵桂林、傅军胜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忠实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赵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铺我在上铺，他像兄长一样关照我。
一想到赵桂林，”九。二…四绝食”前后的经历又出现在眼前。
“九。二…四绝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学校看大字报，听旁边有人说南下的学生正在省委十三号楼前闹事，就跟当年的右派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9月1日湖北省省委在工业建设厅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省长张体学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是坏人，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要送去劳改，说他不当省长要去当劳改队的队长。南下学生得知后非常气愤，集聚在省委宣传部所在的那栋楼前要求张体学出来为“南下一小撮”平反并回答学生几个问题。但张体学拒不出来，南下同学被迫采取绝食的方法。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心想人家千里迢迢到来武汉支持我们，人家图的什么？虽然现在赞同他们观点的不多，但决不能让他们感到孤立，我已经是反革命了，还怕什么？声援他们去，以后说我是什么都认了。
我赶到十三号楼时人还不是很多，约两百人左右，大家席地而坐，我找了一个空位子坐到了里面。会场前面有一张桌子，上有麦克风，不时有人上去宣读给中央文革的告急电和对湖北省委的抗议书，高呼表达我们要张体学出来的心愿和对湖北省委不满情绪的口号。赵桂林、傅军胜等绝食火线指挥部的学生领袖慷慨陈词，赢得一阵又一阵掌声。更多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这里的人有的已经饿了一整天，喉咙早开始沙哑，到了晚上，天上飘落下一阵细细的雨点，初秋的寒气不断地袭来，对只穿着单衣的我们来说真可谓饥寒交迫，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去，但缓解后他们又坚持坐进来，曾有省委有工作人员拿来面包和水，但没人理，也有人跑来大声指责我们别有用心，有一个女中学生声泪俱下地说这么好的省长、这么好的省委你们都要反，你们安的什么心？没有谁理她，我心想把你打成反革命试试看？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只不过是希望毛主席的光辉也能照到我们身上，只不过是希望张体学能出来见我们一下，承认我们不是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就行了。毛主席都多次出来接见红卫兵，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赞扬我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你张体学有什么理由不出来呢？绝食持续到四号下午，虚脱的人越来越多，张体学不仅不出来，还传出消息说湖北省委认定我们的绝食行动是反革命行为。绝食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火线指挥部决定停止绝食，上北京告张体学去！这时参加绝食的学生已经增加到近千人。我一天多时间滴水未进，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感到天旋地转，差点倒下，人走路都没有一点感觉。在身体都那样虚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路高呼口号，队伍一直游行到水利厅附近才解散。
在南下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几天后湖北省委勉强给了一节装行李的闷罐车皮让他们去北京，我准备和赵桂林他们一起去。9月6号上午我们从湖北大学列队出发，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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