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７。20”事件：是1967年7月间在武汉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
1967年6月4号武汉军区发布发布“六四通告”，认为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形势严峻。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后来检讨说：“百万雄师”挑起武斗，就是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当日，受其支持的“百万雄师”就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并占据了市委大楼。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接连攻打了民众乐园、中南旅社、工造总司司令部、水运工程学院、汉阳轧钢厂、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等，致死致伤造反派无数。市委某要员很明白地说讲什么文的，我们就是要用武的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扫平，要搞“三结合”时，中央想找他们都找不到。在“百万雄师”继续包围新湖大，围攻机械学院、长办联司等单位时，6月26日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军委文革办公室电告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中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没有理会。
7月14日晚，为解决武汉地区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毛泽东主席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的陪同下乘火车抵汉。周恩来总理、谢富治（时任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军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力（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等稍早来到武汉。以后数日，周、谢、王等多次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干部开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分别到两派群众组织中听汇报，做工作。7月16日上午，周恩来等人在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几个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达成协议。下午周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军区主要领导的思想工作，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深夜，谢、王前往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劝诫那些头头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化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冷淡。武汉三镇大街上开始出现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7月18日连续第四天由周总理召集军区干部会议。周总理分析了武汉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指出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建议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要以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核心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要进行教育，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周总理希望他们改了错就好；对主席的命令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宣布纪律，不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当晚，总理回到北京。该会议精神被8201部队的政委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
7月19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周总理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王力说军队干部要从ABC起认识文化革命。独立师政委、师长相继退出会议，回到师部，该师干部群情激愤。军区连夜向所有干部、战士传达精神，部队产生较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午夜，部分独立师、“百万雄师”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宾馆，要找中央代表说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独立师人员冲进宾馆，质问并抓走王力；上午，“百万雄师”和部队有关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要王力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组织的性质表态。武汉三镇集结大量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它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并殴打敢于对他们表示不满的市民。“百万雄师”写出标语，发出口号：“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甚至提出“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毛主席受了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毛泽东得知消息，指示军区立即放人，并保证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下午，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商议，林、江写信给毛泽东，要毛泽东转移。周总理立即赶回武汉，劝毛泽东转移。林彪定调“7。20”是反革命暴乱。
7月21日中午11时，乘北京来的专机毛泽东离汉飞抵上海。
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全国掀起声讨陈再道、“百万雄师”，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巨大浪潮。
1967年7月26号武汉军区公告说：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叛变行动。”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公开信中说：“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事隔十二年后的1978年9月24号，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写给华国锋，党中央的报告说：
〃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该报告。
第五章 初生牛犊不怕虎
放风了。一声吆喝把我拉回到现实。
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在电影《红岩》中看过的情景：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群囚徒迈着沉重的步伐，有的还戴着脚镣，他们排着队，默默地缓慢地转着圈，还不时朝天望一望，相互交换一下眼色。
真是不可思议，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这怎么会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听见外面开门关门的声响越来越近，一个计划突然涌上心头，在短暂的考虑后决定实施。
这间牢房的锁有响动了，看守在外面开门，门刚一打开，我就用力往外一推，接着人就冲了出去。开门的看守没一点思想准备，突然有个人冲出来，吓得他往后一退，很紧张地说你要干什么？牢房里面的人也吃了一惊，等着看我怎么样被收拾。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你们搞错了，我要和警司联系。
他急忙拦住我说你先进去，等放完风再说。
我有点咄咄逼人地问说我不进去，你们怎么能把我关在这里？你们知道我的情况么？
他说我不管你么情况，你跟我进去。说着他动手拉我，但我犟着不动。
那个看守拉了几下也没有拉动，这大概是他当看守多年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看看我，又看看正在放风的囚犯，没有再拉，把门关上后，接着去放其它牢房的风，丢下我一个人站在走道里。
走道中央是一排地窗，透过地窗可以看到楼下的情况。
楼上楼下的牢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里面的囚徒不断地进进出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还戴着脚镣，每走一步都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动作迅速，急急忙忙地在看守的呵斥声中干着倒马桶、洗衣服、打冷水等必须要在外面厕所里才能干的事。
我像在观看一条怪异的流水作业线。
在监号里面只是面对十来个人时，一时没什么太强烈的感受，现在一下面对几百个迥然与以前所见过的完全不同的人，在近乎恐惧的气氛里，为最简单的生存而慌忙的动作时，眼前发生的这一幅幅画面让我感到震撼，几乎每一个沉重的关门撞击声都在敲打着我的心房，脑海里不断闪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就是专政？在专政下的人就是这样一副模样？在这样一间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他们关了多久？他们在这里面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怎么样渡过的？不清楚他们是心狠手辣的歹徒还是飞檐走壁的大盗，但可以肯定他们原来都是桀骜不驯之徒。但此时他们在看守面前一个个低眉垂首，唯唯诺诺，看守的每一个呵叱都能像鞭子一样在他们身上发生反应，这能看出他们过去的模样来么？谁能想象在这无声无息不起眼的二层楼房里关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与世隔绝，不喊不叫，像物品被放在仓库里一样，被拨弄来拨弄去，又像绵羊一样显得那样驯服，甚至看起来有点可怜。
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世界，人在里面完全变了形的世界，这就是专政，这就是专政的威力，我不禁有点感慨。同时我也搞清楚了这里的放风就是倒马桶，顺便可以洗衣服和弄点冷水回来，和《红岩》里的放风不是一回事。
所有的监号的风都放完了，那个看守过来把我带到了一个预审室里。
他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和颜悦色地说有么事你说吧。但骨子里的那种审问犯人的味道还是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说我是红旗中学的造反派负责人，红旗中学就是原来的省实验。
他说这个我晓得。
我想这里离我们学校很近，就问他那我们学校的事你听说没有呢？
他说听说过。
我想听说过就好，就向他做宣传工作。告诉他我们打死的两个是流氓，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为民除害，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把我关在这里是错误的，警司肯定不知道，毛主席都说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你们怎么能这样关我？我要和警司联系。
心里想和你多说也没用，两个月前周总理陪同谢胡来武汉时的欢迎宴会上，警备区的张绪副司令员和我就坐一个桌子上，一口一个革命小将，他们怎么会把我关在这里呢？他们肯定不知道。
他说我们这里只是一个看守所，不能和警司联系。
我说怎么不能联系？一个电话就过去了。
他说我们有制度，要一级一级上报请示，只有分局领导才能和警司打电话。
我说那我和你们分局的公安联司头头通电话。
他说这个我作不了主，我要请示这里的公安联司负责人。
我说你不要推，今天不和警司联系上我是不会进去的。
他说你不进去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说这话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看守的耐心总是非常有限的，今天他能这样已经是破天荒了。
我毫不示弱地说随你的便。心想已经在里面呆了一个晚上，我不能再在里面呆下去了。
见我不吃硬的，他又给我讲起了道理：你不要跟我们过不去，把你关在这里又不是我们决定的，这里面关了几百犯人，你这样搞，万一有人趁机暴乱怎么办？
我说你们搞错了，肯定是当中哪里出了问题，我要和警司联系，怎么是跟你们过不去呢？
他说这样，我们帮你联系，你先进去耐心等一下，一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外面，你说是不是？
我说那好，我相信你，但是要快。
他的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没有理由不作让步。我随他走到监号门口，他打开门我走进去，门在背后关上，一屋的人都很惊奇地看着我。
那个组长很关切地问没吃亏吧？
我不解地说吃什么亏？
一个老犯人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敢像你这样往外冲的，以为一顿暴打肯定跑不了，而且脚镣手铐还要砸上身。
那个组长说当时门一开你往外冲时，我们就猜那大皮靴肯定要重重的踢上来，没想到你一点事都没有。只听说造反派利害，以为是瞎传的，看来是真的。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也不屑跟他们说，此时心理上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跟他们说得清楚文化大革命？说得清楚革命造反派？没再理他们。心里只是在盘算如果到了下午五点钟还没有结果，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回到监号不久，就开饭了。听组长说这是早上九点钟的一餐，下午四点钟还有一餐。
靠门右下角的一个小洞被打开，一个特制的漏斗伸进来，几瓢开水顺着漏斗放到了里面的木桶里，那个组长用手中的杯子给凑过去的每个人舀了一杯，看来这里的开水不是想喝就喝的，最后他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他说喝一点身上暖和些，我想想也是，走过去要了一杯。怎么喝到口里味道怪怪的，就像一个什么都装的木桶在放置多年后，简单的涮涮又拿来装的开水一样，一股说不出的气味让人喝了有点想呕，后来听说这开水是蒸过饭的。
一个稍大一点小方孔又被打开（后来知道叫风门），外面递进来几摞用搪瓷碗蒸的饭。
一数不对，里面的人连忙说老师傅，还差一钵，昨晚又来了一个，我们是十四个人。话语里透着一种谦卑。
“过开。”一声呵叱让里面的人赶紧闪到一边，一双眼睛出现在风门前，转动的眼珠把里面扫描了几遍后，一钵饭又递了进来。
紧接着一个盛着大白菜的勺子伸了进来，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木盆就在风门下方接着，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最后一勺要少一些。
“老师傅，我们加了一个人，您打的还是和昨天一样多，加一点吧。”是一种乞求。
“狗日的，四个人一瓢，老子给了你十五个人的，你还不知足？”一个手中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在广施恩惠后训斥贪得无厌的小民。
“您是个大好人我们心里都有数，加点汤好不好？”里面用讨好的语言缠着不放。
“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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