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一边来就读了。矿路学堂的情形，鲁迅后来在《琐记》一文里说了一点：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走异路 逃异地（4）
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这里说的第二年的总办是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宋恕说他“才气纵横，文学淹雅”《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401页。，能诗，有《觚庵诗存》行世。鲁迅对他，一生都怀着敬意，后来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还几次去拜访过他，日记里写到他都是尊称为俞师。俞死，鲁迅还送去一个幛子表示哀悼。
这里说的《译学汇编》，是《译书汇编》的误记。这是留日学生杨荫杭等创办的月刊，翻译介绍了好些重要的外国学术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今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后来严复的译名为《法意》）等等。这刊物于1900年创刊，后来改名为《政治学报》。这也是当年鲁迅喜爱的读物，多年之后还留有鲜明的记忆。
三十年之后，鲁迅在《重三感旧》一文中记下了他对当年这些“新党”留下的印象：
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原是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城乡游民的邪教组织，他们秘密结社，修炼武功，特别是蛊惑一些无知的青少年参加。痴迷者相信可以炼出“金刀不入，枪炮不伤”的功夫。他们在山东受到巡抚袁世凯的镇压，无法立足，流窜到直隶来。他们一路上焚烧教堂和教民的房屋，杀死教民和教士，直到拆毁铁路和电线。清廷最初是下令禁止这些行为。可是一些高级官员却对义和团取支持态度。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宣传义和团的勇敢和力量，载漪和刚毅又这样向慈禧太后宣传。正好这时候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妨碍她废黜光绪另立新皇帝，有一种强烈的仇外心理，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作为她对抗外国的力量，任命载勋、刚毅统率。这样，义和团同正规军一起掀起了一场排外的高潮。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被杀。下午，董福祥部甘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下诏与各国宣战。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逃到陕西去了。
那时绍兴也流传许多关于义和团的谣言，说是义和团有了不得的法术。家里在同鲁迅的通信中谈到这些，鲁迅在五月十七日（6月13日）的回信中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对于义和团种种装神弄鬼的做法，鲁迅后来不止一次表示过反感。例如1912年6月27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某君不知其名氏，似是专门司司员也。”齐宗颐，教育部同事，即后来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的齐寿山。在《杂忆》（见《坟》）一文中，鲁迅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也许这就是听齐君或某君所云身历“几及于难”的情形吧。
走异路 逃异地（5）
也就是在这1900年，矿路学堂曾经有过停办的风传。鲁迅在《琐记》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校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边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查到，鲁迅下矿井去看，是1901年11月7日至19日。1929年1月6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也说到这事：“青龙山者，在江苏勾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馀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已经查明：当年鲁迅所下的矿井，在现在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
在矿路学堂学习的功课，据周作人在《鲁迅与中学知识》一文中说：
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
在鲁迅自己，他以为采矿是他学的第一个专业。1927年他应邀到黄埔军校去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说：“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年1月27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毕业，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了发给他们的执照。鲁迅的这一张保存下来了，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可见他毕业考试的成绩不坏。
他得到了官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他回绍兴去，做出国的准备，向母亲辞行。二月初八（3月17日）又到了南京。这一回，他从家里带了些书籍给在水师学堂上学的二弟作人看，其中有一本是谭嗣同的《仁学》。
“我以我血荐轩辕”（1）
1902年3月24日（壬寅年二月十五日），鲁迅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号从南京启程，经由上海到日本去。
由总办俞明震率领出国的这一批官费留学生，有江南陆师学堂应届毕业生二十二名和矿路学堂毕业生六名。这六个人，是鲁迅、张邦华（字协和）、顾琅（又名芮石臣）、伍崇学（字仲文）、徐广铸（字甄才）和刘乃弼（字济舟）。此外还有同学陈衡恪（字师曾），他家同俞总办是近亲，也自费一同前往。他们一行于4月4日到达横滨，随即转赴东京。
留学这事，后来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
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他也作了类似的回忆：
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
鲁迅到日本去留学，是公派的，也是他自己渴望的。他希望到外国学到新的知识，好来拯救祖国的危亡。他的知心朋友也是这样希望他的。水师学堂的同学好友胡朝栋（字韵仙），一位不幸早逝的诗人，写了三首诗给他送行：
1904年东京的四个绍兴留学生：坐在鲁迅前面的是陈仪，坐在许寿裳前面的是邵文镕。
忆昔同学，曾几何时，弟年岁徒增，而善状则一无可述。兹闻兄有东瀛之行，壮哉大志，钦慕何如，爰赋数语，以志别情，犹望斧正为荷。
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
总角相逢忆昔年，羡君先着祖生鞭。敢云附骥云泥判，临别江干独怆然。
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旧域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
就诗来说，这三首说不上怎么出色，但诗人对好友的殷切期望，却是深挚的。
鲁迅到了东京，写回家信说，于二十六日（按：夏历二月二十六日，即阳历4月4日）抵横滨，现住东京市麯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日进成城学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见《周作人日记》）成城学校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中国官派来的陆军留学生多入此校学习，其中出了不少后来在军界政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可是这一批同来的只有那二十二个陆师学堂毕业的进了成城，矿路学堂毕业的这几个没有被成城学校接受，鲁迅他们几个，包括自费留学生陈衡恪，都改进了弘文学院。
为了接纳迅速增加的中国留学生，日本在这几年里先后办起了好几所学校，为新来的留学生补习日语和各科基础知识。弘文学院就是1902年1月才新办起来的。后来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1902年东京浙江同乡会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十四人为鲁迅。
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他出国留学，原是为了寻求新知识，寻求不同于孔子以至儒家学说的文化和思想啊。
日本距中国很近，来往方便。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许多政治亡命客都曾流寓到这里，时有活动。4月26日是夏历三月十九日，这是甲申年（1644）明朝崇祯皇帝自杀的日子，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纪念活动。又因为南明桂王（永历）是1661年被清军俘虏的，所以把这次集会叫做“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预定这天在上野公园内的精养轩集会。章太炎为这次集会写了一篇文告：《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在这篇极有感情也极有气势的文章里，章太炎说：
“我以我血荐轩辕”（2）
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扞御皙族，不其忸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令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馀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这纪念会却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开成。日本政府应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请求，会期那天派出了大批警察，站满精养轩门前，阻挡前来赴会的中国人。一天被阻拦散去的有好几百人。这一天孙中山也带领了华侨十多人从横滨赶来赴会，看到这情况，即邀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同去横滨。当天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把这纪念会开了。孙中山主席，章太炎宣读他写的纪念辞。晚上在这里设宴八九桌，大家给章太炎敬酒，他大醉，不能当晚返回东京了。
这次活动，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也有一点记载：
吾闻之秦力山：时当庚子之第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中国革命党人，包括彼与太炎及冯自由辈，无过十馀人，自哀无国，聚而横议。上野公园内，有西式菜馆曰精养轩，顾名思义，以美馔驰名一时。若辈辄蜂拥而往，开会其名，轰饮其实，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席间人人手持太炎预草叙文一通，以志焚巢馀痛。而力山复作宝塔歌一首，其结尾十字句曰：“甚么亡国会，精养轩一顿”，馀一字至九字，吾悉忘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这里章士钊有一点没有说清楚。3月19日的纪念会，并没有能够按预定计划在精养轩举行。章士钊听秦力山说的，当是这以前或以后另一次的志士们的轰饮聚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年流亡海外的政治精英们相互间调侃取乐的情形吧。
这是鲁迅到东京半个月以后的事。不知道这一天他前去赴会没有。即使没有去，事后他必定知道这事，也必定受到这种激昂的反清气氛的感染。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这印象，也许就是这时候开始留下的吧。
鲁迅在最后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鲁迅就参加过欢迎孙中山的一次集会，听过孙的讲演。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中记下了鲁迅跟他谈的一件往事：“在东京的时候，孙文从海外归来的途中，在东京逗留，留学生们狂热地开欢迎会，我也去了，不知在讲演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