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别的城市换乘，这样一来就更浪费时间了。一天坐8个小时的火车也是苦差事，而且我又不想在宾馆过夜，所以就选择了一天的日程。
美国优秀大学的校园是仅次于广阔大自然的美丽景点。从高雅方面来看，的确无法与欧洲大学相比，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的时候，想把学生们放在怎样的环境里。耶鲁大学的校园比哈佛大学规模更大，也更雄壮，建筑物气势宏伟，给人昂首挺胸的感觉。校园周围虽然不是安全区域，然而给人的感觉却是和周围区域隔离开来。尽管这样，到大学校园出差终究还是愉快的事情。
在美国政界，耶鲁大学逐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人才供给源。最近十年以来，美国总统全部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乔治·W·布什总统毕业于耶鲁大学，比尔·克林顿前总统大学是在乔治城大学读的，但是读法学研究生的时候却是在耶鲁大学。布什总统的父亲，布什前总统也是耶鲁大学出身的人物。布什家族几代人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布什总统的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也是耶鲁大学出身。
200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和布什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不管谁当选，耶鲁大学都创下了连续二十年为美国培养总统的新记录。
如果把美国历届总统都算在内，出身于哈佛大学的总统就更多，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以及乔治·布什（管理研究生院），共有七名哈佛大学出身的总统。耶鲁大学出身的总统共有五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杰拉尔德·福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
1960年，肯尼迪当选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总统。2000年大选，哈佛大学出身的艾伯特·戈尔副总统差点儿就做了总统，最终还是失败了，成为哈佛大学接近最高权力的最后记录。哈佛大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了。难道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总统竞选了吗？
从2004年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来看，感觉耶鲁大学已经成了政治士官学校。当时发出挑战书的9个人中，上院议员约瑟福、佛蒙特州知事霍华德·迪恩和上院议员约翰·克里等三人都是耶鲁大学军团的成员。
共和党方面，布什总统是耶鲁大学出身，迪克·切尼副总统也在耶鲁大学进修过，可以算半个耶鲁大学出身。如果上院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参加2008年的总统大选，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她将再次在美国大选中证明耶鲁大学培养政治预备军的能力。
20世纪初，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位时期，甚至直到1974年的杰拉尔德·福特时期，还有人感叹，耶鲁大学出身的政界人士为什么在权势方面运气这么差。但是自从1988年前总统布什当选以后，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从此掌握了白宫。
以前我去耶鲁大学出差的时候，拿出来一本毕业生杂志，上面有几篇分析文章，文章中提到，耶鲁大学出身的政界人事在参加总统大选的时候具备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在美国社会各领域分布得密密麻麻，拥有有利的人脉资源。通过家庭、商务、慈善事业和社会活动、社交生活等，不管走到美国哪个地方，都能形成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因为这是耶鲁大学的杂志，所以做了特别的强调。其实这种优势并不仅仅存在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名牌大学的人际关系网也都相当庞大）。
第二，耶鲁大学有对进出公职的学生进行奖励的传统。到20世纪初，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在公职方面，对通过总统和议员选举的公职还不是很热衷，他们更喜欢作为官员在政府里工作。总统是哈佛大学出身，国务卿是耶鲁大学出身。
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耶鲁大学在培养公职人员方面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耶鲁大学毕业生杂志上对原因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第一，从很久以前，耶鲁大学选拔学生的背景就比哈佛大学更加多样化。18到19世纪，这两所大学在美国东北部相隔不远的地方成为最优秀的两所精英培养机构，其中耶鲁大学更早地招收全国的人才。
从1900——1940年期间，耶鲁大学的学生当中，来自附近新英格兰地区的学生人数不到一半。相反，哈佛大学的学生却大多数都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学生为建立耶鲁大学的全国性人际关系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竞争不再以新英格兰为中心，而是扩及全国范围的时候，耶鲁大学就能够发挥出比哈佛大学更大的力量。
第二，从毕业生的发展方向来看，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发展领域也比哈佛大学更为多样。耶鲁大学毕业生分布到全国各地，在各个领域建立了领导人网。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却集中在主要城市的主要权力机构。
第三，两所学校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以法学研究生院为例，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大多进入企业做律师，而耶鲁大学则更多地进入政府或社会团体。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公益事业为目标的倾向更为强烈。
第四，耶鲁大学更重视创造性的开发。还是以法学研究生院为例，耶鲁大学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创造性思考的人才，而哈佛大学法学院则通过彻底的训练，培养具有超强能力的律师。
这里出现的密码并不仅仅局限于当选总统方面。“多样性和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创造性、对公益事业的态度”，这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所有组织强化竞争力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理性而不失野性，认真谨慎地工作，但不能失去创意，只有这些苛刻的要求全部具备，才能成为“人才”，我们就生活在这样高难度的时代。
11、一顿饭也是一次活动
在华盛顿生活期间，我每年都要买一本饭店向导书《查格餐馆评鉴》（ZagatSurvey），那是一本紫色的长条书，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七十多个城市的饭店都很在意这本书的评价，这本书成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饭店向导书。
打开《查格餐馆评鉴》，最前面是华盛顿最有人气的40家饭店，按顺序排列，接下来是按照味道、室内装潢、服务、饮食国籍顺序整理。我常常把这本向导书放在包里，每次定吃饭场所的时候，都能用到它。第一年，我对一切都感到陌生，感觉有些不便，但是没过多久，我对华盛顿的饭店就有了自己的认识。
美国的食物并不是特别好吃，重要的是饭店的氛围和关于饭店的故事。说客们经常出入的白宫附近的饭店；美国和前苏联险些陷入核战争危机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间谍们经常出入的饭店；克林顿举行生日派对的饭店；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华盛顿权力女性经常出入的饭店；女性议员定期聚会的饭店……这些有故事的饭店在华盛顿很受欢迎。
与美国记者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总要花费心思选择饭店。运气好的时候，我真的选得很好。那天，NBC电视台《夜线》（Nightline）著名播音员泰德·科佩尔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我在大学时代惟一感兴趣的美国新闻节目就是《夜线》。整个吃饭过程当中，我都很想和她说话，可是那家日本餐厅太小了，而且吃饭时间很长，一旦打了招呼，彼此都会感觉很尴尬，于是我就忍住了。
在美国，我几乎从来没因为工作和别人吃过晚饭。不过，有时候他们会赶在周末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平时的晚饭很少和美国人一起吃。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晚上解决的话，那么先把问题解决，然后马上分开。
大多数人工作结束之后，就想早点儿回家。下班之后和周末是属于自己和家人的时间。美国人认为第二天还要工作，不想在外面和业务上有来往的人们一起度过，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所以他们很少在外面过夜。
因此，要想通过吃饭扩大交际范围，就只能选择在白天。我对其他事情可能不懂，但是在饮食方面，我敢于冒险。品尝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食物，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国家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点过食物后再逐一解释，我总是眨着眼睛认真倾听。我和日本报社的缅甸特派员一起去缅甸饭店，和非洲出身在国际机构工作的朋友一起去埃塞俄比亚饭店。
马克在学生时代曾经在印度生活过两年，他说：“那两年是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我和马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去印度饭店。马克对我说：“我不用叉子和刀，我想用手吃，没关系吧？”请求我的谅解。“当然了”，我点头同意，马克说：
“在印度，用刀或叉子吃饭，就像两个人通过翻译谈恋爱。饮食的味道开始于手指的触觉。”
因为我对饭店很感兴趣，所以也经常看报纸或杂志上刊登的有关饭店的报道，牢牢记在心里。在韩国，对方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直截了当地回答，反而是不礼貌的表现。但是在美国，如果你直接回答，对话就会更顺畅。当有人请我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会事先做好准备。
如果对方问：“我们在哪儿吃饭好呢？”我就会说：“我们去电影演员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夫妇来华盛顿时去过的饭店，怎么样？要不还有一家日本饭店，新出的午餐相当不错。”
有的人因为和我有着相似的爱好，所以很容易地就亲近起来。律师安迪正在考虑到哪里吃饭，我说出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亚洲饭店的名字，他连连惊叫“哦，哦，哦……”接着他说，“这个名字就在我嘴边，我正想说出来呢”。我说：“你可不能因为这点儿事情爱上我，你不会就这么认为我们命中注定是有缘人吧？”安迪捧腹大笑。我们见面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就像相交十年的好朋友。
回韩国的时候，很多人聚在一起，其中有人问：“我们去哪儿吃饭呢？”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的意见，结果弄得自己很尴尬。我说想吃炸酱面，在座的“最年长者”说要吃好的，于是带我们去了一家酒店的西餐厅，吃了价格不菲的牛排。唉，还不如不问呢，我一边发牢骚，一边切牛排。
当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但是在韩国，仍然是“随便哪里都好”，“我什么都爱吃”，这种表现出“柔软性”的方式更为稳妥。所以呢，决定权就自然而然地交给了年纪最大的人。
在美国，“随便哪里都好”会让人感觉你是一个很软弱、没有主张、没有主见的人。给人的感觉是“怎么会呢，怎么会什么都不喜欢呢？真是个没劲的人”。在别人眼里，你就会成为受别人意见左右，喜欢跟随别人的人。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比较亲近的政府官员到一家用有机蔬菜做食物的饭店吃饭。他说有天窗的饭店真的很漂亮，感慨了好长时间。接着，他惊讶地问我：“你在华盛顿生活多久了，怎么连这样的饭店也知道？”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真的是在华盛顿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吗？怎么会一次也没来过这里呢。”从那之后，每次我提出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就会兴致勃勃地问：“今天我们去哪儿吃？”当然，我也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和公司隔着两条街道的法国饭店被我命名为“我的饭店”。饭店的食物并不是很特别，但是餐桌和餐桌之间的距离很远，服务员也很亲切，是个适合谈话的饭店。而且天花板很高，室内装饰得很典雅，不管和谁一起去，都可以轻松地聊天。记者这个职业要求我必须认真听对方说话，因此最重要的是安静和舒适的氛围，其次才是吃饭。
我把《查格餐馆评鉴》上介绍的饭店一家一家钩掉，逐个去尝试。后来形成习惯了，我常常很认真地想，我该带这个人到什么地方才好呢？当对方表现出喜欢时，我真的很开心，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果是乘坐15个小时飞机来到华盛顿的韩国中年男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们去喝到热乎乎的泡菜汤和醒酒汤的地方（这个方法从来没有失败过）。
去新的饭店，品尝新的食物，这总归是快乐的事情。当我评价这周过得怎么样的时候，写过几篇与其他报纸不同的报道，有没有见过以前没见过的人，有没有去过新的饭店，这些都是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是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从内部开拓华盛顿的方法。
最可笑的是这个城市里的各种饭店的名字。饭店或酒吧挂上类似“offtherecord”（谢绝录音）或者“filibuste”（阻挠议事）这样令人倒胃口的招牌，却没有人在意。啊，这些都是具有华盛顿特色的构思。
在华盛顿，午饭时间因为有了“商务午餐”和“权力午餐”而充满激情。在这里，吃一顿饭也是很重要的。仅仅像导游似的记住饭店的名字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要让对方感觉到，“我有一张建立在特有基准和趋向基础上的特色清单”。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真正记住我。自己没有什么意见，别人说好就盲目跟随，这在华盛顿是行不通的。谁不会收集信息？只要有Google，谁都可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单。
12、英语，一半靠自信
以前在首尔的时候，我和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归来的朋友一起吃午饭。我问她：“我们吃点儿什么？”她回答说：“除了汉堡包，什么都好。”好像她和汉堡包结了什么仇似的。她的理由是，她刚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英语说得不好，不能点三明治，几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吃汉堡包，那真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理解她了。店员把三明治的材料放在面前，问客人，“您希望怎么做？”客人需要做出详细的解释，“我要白面包，里面抹上黄油，放上各种火腿和蔬菜，再加上芥末……”只有知道三明治是怎样做出来的，才能做出说明。刚刚离开韩国的人，如果你问她紫菜包饭怎么做，她可能还会知道，但是关于三明治，她却不知道怎么说明才好。如果性急的服务员再气呼呼地反问“你说什么？”她就会更沮丧了。于是，“算了，就吃汉堡包吧”，除了她，还有好几个人也都讲过类似的经历。
我敢保证，美国人——尤其是快餐厅的服务员或其他忙碌的人们，当他们气呼呼地问“你说什么”的时候，如果你大声回答，他们大部分都能听懂。他们之所以听不懂，不是因为说话的人英语水平太差，或者发音奇怪，而是因为声音太小。
我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才小声说话，对方有时候会听不懂。对方没有听懂，重问一句，结果我们就更没有信心了，再用更小的声音说一遍和刚才不一样的话。对方还是没听懂，我们就会受到打击，“啊，是我的英语说得太奇怪了，所以人家才听不懂”。如果当时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那么以后真的会感觉很难。
如果当时不是在快餐厅，而是在价格昂贵的手提包或服装品牌专卖店，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我们用蚊子般的嗓音说着错误连篇的英语，对方也能听懂。即使店员没能听清我们说话，再问一遍，恐怕也会在后面补充一句，“对不起，我没听清楚”。因为如果它卖出一件商品，商品价格中的一部分就会落入她的腰包，所以即使我们在那里用“火星”的语言说话，店员也会努力去听，尽量理解。
英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信。如果我们去比韩国落后的英语国家，就会比在美国更容易学会说英语。心理负担轻了，说话也就容易了。其实，很多韩国人都能说出令人惊讶的流利英语。从小到大，我们在英语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我们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