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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上会产生浮躁的风气呢？
一方面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期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这种转型将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一种不安定感和浮躁感。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会相应的出现浮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李永瑞先生说，一个国家的GDP增长到了5％到10％之间，浮躁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还有，变革时代机会多多，很多人在改革初期只要大胆地闯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有些人甚至是糊里糊涂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一自信就以一推万，总以为成功很容易，总以为连续成功很有把握，当然就会越来越沉不住气。
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为缩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以及为追回“文革”所耽误的时间而进行的努力，本身就包含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拿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的企业要在二十多年内走完西方国家经过了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历程，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繁复多变的发展形态。这种繁复多变也必然在客观上让人产生一种浮躁心态。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四、国民素质和职业化训练程度不高（1）
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我曾提出“个人素质一小步，民族素质一大步”的说法，意在强调要从细节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国民素质。
在中国，国民素质问题是一个久远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期，各派对于国民素质就有不同的看法。改良派认为，当下国民素质不高，如果实行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则必然引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出自《左传·襄公八年》，俟：等待。意思是等待黄河变清，人都多少岁了？比喻期望的事情不能实现。天下大乱。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如果不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则会大大地延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要等国民素质提高之后，再进行革命，那要等多长时间？正如孙中山1905年在英国伦敦会见严复时所说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透过细节看日本》一文发表在《中国商业评论》2006年第12期上。当今，中国国民的文明素质，仍有很多待改进、提升之处。这在《细节决定成败》中已经有所论述。我的《透过细节看日本》一文，曾提到垃圾的处理与人类文明的四个阶段。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扔垃圾，中国多数农村目前还未完全走出这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中国多数城市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我个人认为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都没有真正达到这个阶段。故而想起一位环保专家说过的一句话：“人类本无所谓垃圾，只有堆放不正确的物资。”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化管理阶段”。此时垃圾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更有素质的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讲究精细化的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的隐患。
我在欧洲听到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老太太，把砸碎的镜框玻璃收拢后，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把袋口扎上，贴上一个小标签注明“碎玻璃，小心”的字样。这的确是值得称道的，这不仅仅是垃圾处理的方法问题，深层的问题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爱。
说到《透过细节看日本》这篇文章，使我不得不提及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登载后的故事。《透过细节看日本》在网上发表前，我就不由地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因为差距、因为追赶、因为时不我待，我仍然将文章予以发表。但是，因为其中有一些叙述和描写反映出日本的国民素质比较高，尽管都是事实的记述，还是遭到了一片板砖飞舞，谩骂的也不在少数。
有些网友指出“愤青”的过激反映本身就是素质问题。有位网名“43军”的网友发表评论说：“看了你的文章，很感慨。但是一看留言，感到心中隐隐地作痛。民族的仇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对手有优秀之处，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也不能因为是对手，就无视他们的优秀。我们国家的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往往有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形而上学，只要是对手，就一定是所有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而且是什么都可恨。一个意识形态成熟的人，一定会客观地分析对方的优缺点，学习敌人的长处来发展自己，这才是一种进步。”
于是，我在博客上这样说：“当然，我的这篇文章是一篇考察的纪实，对日本的了解和理解自然很不全面，更不能算透彻，我也不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就算专家也未必全对。”2006年12月31日18∶34∶24，我曾回复网友“心眼乱”道：“骂声一片，意料之中；板砖横飞，早有准备。国家不是靠‘愤青’可以强大的，百年前的前辈尚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爱国不是靠谩骂可以证明的，更多的人在深思并且启动自己！”
四、国民素质和职业化训练程度不高（2）
再给朋友们看一个数据：《透过细节看日本》是分上下篇发表的，然而12月29日发表的上半部分阅读量仅为6468人次，只有下半部分阅读量的239％。可见很多人是文章都不愿看完就匆匆发表评论的，能说有多大的准头？就更不用说把我博客上的全部文章看完再评价此人！
我还想说，记得当年中国派往日本的受降代表徐永昌，到达战争刚刚结束的日本。见到日本国上下迅速重新努力收拾千疮百孔的国家，人们行色匆匆，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徐永昌感慨地说：“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中兴是指日可待的！”不知网友面对如此感慨会有何感想？我们不会简单地指责徐永昌不爱国，不恨日本军国主义吧？今天的青年对战争的感受，对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的情绪，不一定会比参加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的将士更深刻吧？
毛主席这样的修改，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使全词的立意更高远，思想得到升华。在世界和平中，也表达了中国和日本的友谊不能忽视的思想。我想起毛泽东主席当年的词《念奴娇·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963年毛主席把“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并作说明“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就是政治家的正确态度。处处是细节，处处见素质。
确实，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文明与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文明；散居在广袤田野上的农村与设施齐全、聚集而居的城市，对人素质的要求是不同的。现在，由于中国的城市正在发展中，一些人城市化的时间还比较短，并且还有相当多的人正不断地从农村涌向城市，不能及时地进行转变，以适应城市化对居民的文明要求，因此，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就成了触目可及的现象。
与城市化的进程相应，进入工厂及企业的人也存在着职业化训练程度不高的问题。中国市场化的起步比较晚，企业管理的实践时间也相对较短，因而很多企业管理者还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对员工进行职业化培训的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受到职业化训练，或因方法不当使员工不能领会职业化的实质，或者因期望没有得到满足等，带着失望情绪的员工还没有形成一个工作者应该具有的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对人们做好细节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五、重大轻小、重概括轻数据的（1）
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不大重视细节，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人具有“重大轻小”的传统文化心理，可能是受“华夏中心论”以及疆域辽阔、地大物博的泱泱大国之风的影响。中国人一向重大轻小，凡与“小”沾边的事物，均受到轻视，如“小人”、“小气”、“小心眼”、“小事”、“小节”等，都受到以做大事、当大官、建大功、立大业相标榜的“大丈夫”们的蔑视；科学技术在清代被视为“奇技淫巧”，发明创造被视为“雕虫小技”，是“壮夫不为”的事情。不愿意做小事，所以就不可能把小事做细。但是，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更直接地说，事物的规律存在于事物的细节之中。不愿意做小事，不把小事做细，就不容易找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也就失去了认识事物内在联系和本质的机会。
其实，人生无大事。大事是就其对人生的作用而言的，如工作、婚姻家庭、事业等，但就其具体的实施来说，无大事可言。因为人生的任何事，都是由化解了的一个个平凡的、系列的、连贯的、体现了思想内容的小动作来实现的。这些小动作都做到位了，那么，事就做成了，否则就失败了。
个人的事只能是小事，而需要很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事，才算是大事。如举办奥运会、三峡工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才算是大事。
美国阿波罗号航天飞船登上月球时，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留下了一句世纪名言：“我现在迈出的是一小步，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大步！”试想，一个人迈的步再大，能有多大？世界跳远的最高纪录不到九米，阿姆斯特朗一步所迈的只不过是一米左右的距离。但对人类实现登月的梦想来说，却是伟大的进步。那么，这个进步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吗？绝对不是！在他的身后，有着无数人的努力。把阿姆斯特朗送上月球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就有几百万个零件，需要无数人的努力。因此，人类历史的一大步是集无数人的无数个细节于一体的一次伟大的行动。而所谓的伟大与成就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由一个个细节积累起来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重大轻小的心理相应的，就是对事物重定性、轻定量，重概括、轻数据。这导致了“大概”、“差不多”、“少许”、“若干”、“无数”等一些模糊性的词汇在社会上使用频率极高。如我们在做菜时，对调料的要求，都是“盐少许”、“醋少许”、“酒若干”等。一次我要到外地讲课，便向一位朋友询问天气状况。对方回答说：“最近我们这里挺热。”这种模糊的回答就无法满足我的要求，因为这让我无法确定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如果他直接说，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6℃，那我就知道了，西装用不着带，带件长袖的衬衫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就是不习惯采用这种精确的数据化的交流方式。在东北，我批评东北人的口头语“老了”（很多的意思），那么“老了”（很多）是多少？在河南，我又批评郑州人的口头禅“再说吧”，“再说”是哪天说？北京人也喜欢拍胸脯承诺“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指向不具体，也就等于没承诺，拍拍衣服上的灰尘也就忘到九霄云外了。当然，《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先生也曾批评我，讲课和交流常常是“大概可能也许是，但是恐怕不见得。或者还是有道理，个人看法很难说”。这只能说明我还颇知自己的浅薄而不自信，未敢作果断和坚定状，算不得真正的“专家”。但所有这些不确定的交流的确不利于沟通。我曾在一家医院讲细节管理，课后一位老中医很关心地对我说：“你这样讲课时间太长，会伤身体的，因为说话伤气。”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伤什么气？”
“宗气。人有四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
“我一天讲六个小时，伤多少气？”
“ 不能具体说伤多少气。 ”
“那您能帮我补一些宗气吗？”
五、重大轻小、重概括轻数据的（2）
“人之四气，不是轮胎中的气，打进去就可以了。要食补。”
“吃什么可以补宗气？每一餐吃几斤几两才能补上失去的宗气？”
“没有这么问话的！”
老中医不悦了，他一片好心给我提示，而我却这么较真，真是不好意思。 这种模糊表述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甚至就连对敌作战这种严肃的事情，清朝军官也将“伤敌无数”、“杀敌无算”或“死伤严重”，“血流成河”等模糊的数字用在送给上级的战报中。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差不多先生传》的文章批评对事物的那种不认真、不追根究底的态度。
应该说，中国古人对细节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如“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要知真放在真微”等，但为什么这些思想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德国人的严谨精神和工作作风。我曾看到过一个有关德国人的资料。在德国访问的一行中国人，向一名德国人问路，问多长时间才能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那名德国人告诉他们怎么走后就沉默不语。得到指点后的中国人便继续朝目的地走去。过了一段时间，那名指路的德国人又追赶上来，告诉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这行中国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刚才不说呢？德国人回答说：你们刚才问的是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不是问到那里去有多远。要知道用多长时间才能到达那里，就必须知道你们走路的速度，才能估算出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所以，我刚才看了你们走路的速度之后，我就知道你们到达目的地需要多少时间了。这种精确、细致的作风令在场的中国人惊叹，也值得那些习惯于“马大哈”的中国人学习（我以为，“马大哈”一词应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三个词的组合）。 一位德国同学煮蛋，先看说明书，然后一手掐着表，一手测着温度。有位中国留学生说：“你放那儿煮嘛，去洗两件衣服，转过头来就煮好了。”德国同学说：“水烧开后再煮多少分钟，鸡蛋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国同学一时语塞。当然，煮蛋自己吃，不懂煮几分钟更营养没关系，如果是厨师不了解这些数据就不能算专业，也就难以敬业了。
差不多先生传
胡适你知道中国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