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 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波罗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国在带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具有了更为严重的规模——在这些行动中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所有的责任，甚至包括烟草问题，都会落到中央领导的头上。
乍一看来，这些问题都带有自发性质，但它们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提出来的问题是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异常的政治斗争。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苏联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它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法人？它是否将不再存在，而由俄罗斯来作为苏联法理上的继承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协议一年前，就已经在这样说了。——雷日科夫）
“人们试图作根本性改变的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性质。有人想要重新审议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下，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活力。不仅是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统一的国民经济共同体也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过程将以灾难告终。许多共和国都采取了限制企业权利的措施，其后果就是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普遍中断，它们拒绝续签合同，供应产品。加之现行法律和税收政策遭到破坏，而地方的、共和国的和全苏这三个预算体系的形成将会在最短期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瘫痪。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稳又影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它在最后几个月还是在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搞完了向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纲要的制订工作；制订了国家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指标。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今天看来是非常的低，因为政府的决定根本就不能被接受，离心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编制来年的计划。在安排他们的物质技术保障、外汇保障时，在价格问题和税收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共和国编制地方预算的工作已经瘫痪。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法律许多加盟共和国都不承认。宪法已不起作用。
某些加盟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内部不经协调就通过形形色色决议和决定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在破坏我国已经形成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实际局面。不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混乱。
经过对各加盟共和国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对制订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决定的态度的分析，又经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展咨询，直接开展同各共和国代表制订市场过度纲要的工作，并召开有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苏联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上述种种使我们明确，如果不订立一个全苏条约，如果我们对今后将在怎样的国家体制条件下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都只能是空话，都不能实现。不过，很难预期全苏条约能够得以在近期内订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也可能拖得很长。
不过，我们却无法使国家的生活止步不前，使制订1991年国家发展计划的工作停顿下来，我们不能停止执行已经通过的重大社会纲要，为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踩紧刹车，让新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从最初的实际步骤中再倒退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细致全面地研究局势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形势下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在新的全苏条约签订之前，由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先签订一份经济协议，并以此为基础，组织编制1991年计划的工作。这份协议应该包括经相互协商确定的企业计划组织原则，税收体制的实施，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接受的新价格政策，物质技术保障体制，企业、共和国和全苏外汇基金的构成，乃至其他许多原则问题的决定，只有解决了这些原则问题，来年每一个共和国的每一个经济环节才有可能存活。这就是政府主席团希望在这次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
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发言涉及的大致也是这些问题，只不过列举了更多的细节，更加具体。
这就是在那个极其复杂的时期我们对国家真实局势的看法。我们意识到在国家头上高悬着关乎生死的危险。我想，读者对于这种局势的深刻戏剧性会有所评价：明明看出国家正在被推向毁灭，而且也提出了挽救它的现实道路，但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对祖国命运反应迟钝的无动于衷，或者说就是对祖国的直接叛卖。
8月30日，根据我们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结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厅召开了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各部部长、人民代表和无数应邀出席者的会议。头一天接近深夜，总统办公厅完全出人意料地下发了一份18页的材料，要求会议审议。材料是由沙塔林小组准备的，是一个“500天”方案的压缩版之类的东西。那里头没有一句话讲到建议来年按什么原则生活。只讲了一些有关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最一般的意见，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作用和地位。
现在完全清楚了，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引导会议丢开具体问题不去解决，也根本不管几个月之后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想把各加盟共和国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在它们的支持下走向“全苏舞台”。我常常问自己，今天已经作古的沙塔林，当年是否曾考虑过自己采取的步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想，他只不过是被更有经验的政客利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无论我们之间的私交多么好，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说：他在毁灭国家的过程中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这样做。
会开了两天。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他们全是按照指挥棒行事，谈的根本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这18页东西跟政府建议对立起来。叶利钦是最先发言的人之一：
“雷日科夫的政府应该立刻辞职！”
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福明也毫不掩饰对全苏政府的敌视。这个人以乌克兰共和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就其歇斯底里和卑鄙无耻的程度而言，至今我也没有发现能有人出其右者。为了将来能分一杯羹，他可以不计后果。经验丰富的总理马索尔已经无法让乌克兰的领导层满意了。
就连以谢尔巴科夫为首的官方工会也没有在一旁袖手旁观：他往政府头上没有少泼脏水。有意思，现在，当物价像火箭似的往上飙涨，而老百姓，也就是工会会员们的贫苦日甚一日的时候，这个工会领袖上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一声不吭了？
第二天的发言更加强硬。一夜功夫，反政府力量获得了聚集成团的机会。经济协议的问题被抛到了一边。很少有人再提起它。会议临了又把我弄到台上。这一回我没有准备什么提纲。斗争十分激烈。要求人们保持理智的呼吁简直像是对着荒原在呼喊。神经受到的刺激到了极限。我在台上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对那些把国家拖向深渊的政客们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如果不是因为对人民负有责任，”最后我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一天也不想多干。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这么做。”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就好像在云里雾里。我带着副主席们离开了会议厅。大家都很压抑，我是更不用说：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过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智得出共同结论：现在还不能走。这不仅是一个我们失败的问题。应该斗争。
1990年9月，代表们假期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恢复了工作。联盟院就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像5月里决定的那样，在9月1日提交了必要的材料。“500天纲要”也是争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对前期讨论作总结时明确地说，正是这个纲要，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此表态。说心里话，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想到了自己辞职已不可避免，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了这个意思：
“如果通过的决定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那政府就无法执行它……只有当心存信念，我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缺乏信念，或者明知它会产生危害，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参与的。”
不过当时最高苏维埃和总统都还没有作出决定。中间休息之后，布尔布利斯代表——读者还记得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正是他推举叶利钦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白宫”飞驰而来，两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宣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下午两点通过了“500天纲要”。“俄罗斯联邦已经作出了决定，”他骄傲地宣布，以此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愿意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好了，反正俄罗斯会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底下是一阵吵嚷，一阵喊叫，大厅里人们又跑去抢话筒。最后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决议，说是会议“注意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认为审议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是“合理的”，并“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又把卢基扬诺夫狠狠地刺了一下……
那些天克里姆林宫里也在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辩论、争论、斗争。我们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的立场。下面引用一段在这种同记者会见场合的速记稿摘要：
雷日科夫：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社会意识也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政府之所以捍卫自身立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为了制订新建议，我们邀请了科学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新建议考虑了议会的建议，以及各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然后，又对将要推行的改革作了模拟试验，对所有的优缺点都作了数学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对向市场过渡的方案有两种考虑：一套是激进方案，不少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都主张这个方案；另一套则是温和方案，政府建议的正是后者。
头一套方案的模型（几乎是立即放开价格，实际上完全取消国家订货）表明，头几年生产规模、就业率、生活水平将会急剧下降……
分析第二套方案表明，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