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和俄联邦国家杜马其他议员坚持真理和生活的真谛，感谢你们在我和我的同志们一生最艰难的日子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立陶宛人民的社会主义未来，相信立陶宛将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感谢您寄来的纪念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节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节日祝贺。祝愿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即将到来的2000年新年快乐，祝您生活万事如意。
谢谢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谢谢您为保护我做的一切。谢谢您的善良之心。
2006年1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了原立陶宛的监狱囚徒布罗卡维丘斯的一封信。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同志们！我虽因病无法出席苏联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理事会全体会议，但能向你们作书面发言，感到非常高兴。我由于从事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而被长期监禁。但立陶宛资产阶级当局达不到目的，他们无法摧毁我的信念。我仍旧坚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坚持为社会平等、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立场。在狱中我经受住了复杂的心脏手术，它并没有把我搞垮。我仍旧很乐观，并坚信共产党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活动是正确的。
不久前，一些患有反共狂躁综合征的立陶宛议会议员向俄联邦国家杜马发出倡议，请求恢复对据说应为维尔纽斯悲惨之夜的死难者负责的俄罗斯公民的追捕，其目的就是要再次让俄罗斯感到难堪，重新玩弄自己同胞的民族感情。何况，根据不久前发表的统计数字，已有超过60％的立陶宛人公开表示：“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更好！”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仅仍在继续，当局还在寻找各种理由，改换方式，使不合他们心意的、有不同看法的人受到经常性的迫害。瓦列里？伊万诺夫的命运就是个例子。
瓦？伊万诺夫生于立陶宛的考纳斯市，受过高等教育，历史学硕士（毕业于华沙大学）。儿子由他抚育，他既当妈，又当爸，因为妻子在儿子两岁时就去世了。家里只有衰老多病的母亲和他的儿子。
1991年11月27日早晨，他在送儿子上幼儿园（当时小孩儿只有5岁零10个月）时被捕，被投进维尔纽斯市预审监狱。当时的立陶宛总检察长保劳卡斯称，理由是“躲避审讯”，逃避对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事件的调查。瓦？伊万诺夫以日记的形式，在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监狱里的伙食条件、调查程序、护法机构对被侦讯人的态度、调查期限等等。
“伊万诺夫案件”的司法审理程序在伊万诺夫被捕后过了271天才开始进行——他们竭力寻找用于起诉的条款。需要提及的是，俄罗斯公民如此长时间被关进监狱，既不审讯，也没有结论的事实，并没有让俄罗斯和西方的任何一个护法机构感到不安，新闻媒体上甚至连个声明都没有。俄罗斯司法机构的代表也没有出庭监督诉讼进程。
最终，根据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对伊万诺夫成立反国家组织并参与其中的活动进行起诉。硬给他安上了在1月13日维尔纽斯悲惨之夜杀害一名“立陶宛爱国者”的罪名。但是，由于这起诉讼案过于荒诞，连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国家公诉人都拒绝了这种司法迫害。向法庭提交的所谓建立反国家组织的起诉书也同样荒谬，因为瓦？伊万诺夫是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领袖，这是一个从1989年起由立陶宛当局正式批准登记注册的组织。
“统一”组织没有任何军事化组织机构，甚至没有工人纠察队队员。该组织只是利用大家都熟悉的政治资源进行活动：罢工、纠察线、示威游行、报纸、传单、群众游行等等。案件材料里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在维尔纽斯惨案中起了组织作用。为了以某种方式公开诋毁“统一”组织的领袖，立陶宛总检察院耍了个花招：把“伊万诺夫案件”和另一起针对苏联爱国者的案件绑到了一起。青年无线电爱好者被指控在1991年11月7日想通过电台向立陶宛居民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4周年纪念日，还差点儿被跟踪到森林里的立陶宛警察打死，因为其中一个“无线电播音员”在实施逮捕时进行了抵抗。警察还以奇怪的方式在“无线电播音员”的汽车里“找到”了一支属于1991年7月30日米亚季宁海关检查站某被害人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正如早就料定的那样，法院既无法查明瓦？伊万诺夫和“无线电播音员”小组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证明他和该案其他被告有联系。此例充分证明，是立陶宛总检察长帕乌拉乌斯卡斯，以前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捏造了这起案件。
经过76次庭审，控方顽固地要证明瓦？伊万诺夫及其“同案犯”——“无线电播音员”扎戈耶夫、奥尔洛夫、斯莫特金、绍罗霍夫，特警队员博贝廖夫、维尔纽斯市党委书记纳戈尔内和民兵队长康德拉绍夫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犯有罪行，实际上这个共和国当时还根本不存在。
为了对法院审理的那套作风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瓦？伊万诺夫的日记，它登载在前面提到过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
1994年4月19日，星期二，第73次开庭：
今天法庭上演了一出白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导演策划，可称之为《纳粹在谴责！》的闹剧，全长1小时25分。这段时间，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官们面前，在我们所坐的笼子对面，出现了41名所谓的社会公诉人，其中有16人要求把我们枪决，其他人要求“根榜法律判决”或“赔偿物质损失”。只有一位叫瓦廖尼克的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由于目睹了一月之夜电视塔旁发生的一切，所以说：“如果他们有罪，上帝会审判他们的。我豁免他们。”
对于那16个要求对我们处以极刑的人来说，我们都不是人。按照推理，所有这些“社会公诉人”都支持立陶宛当局的规则：“谁反对立陶宛共和国独立，谁就是‘劣等人’，应该在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好熟悉的动机。在法西斯德国，对政敌持有这种态度，就可以加官晋爵。这不由得又一次让人们想起1990—1991年间发生的事情，想起立陶宛领导人反对苏联的讲演、号召和行动，当时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有义务服从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那些宪法还没有被废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可从未想过要因为他们的讲演和号召而把他们都投进监狱，对他们立案侦查等等。
1994年4月29日的第76次开庭，对瓦？伊万诺夫作出了判决，认定他违反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被判监禁3年零6个月，在强制劳改营服刑。扣除预押的时间，瓦？伊万诺夫还要在监狱里熬上7个月零21天。和此案相关的其他同志也被处以不同刑期的监禁。
判决宣布几天后，瓦？伊万诺夫被押送到普拉维尼什斯克强制服劳役，1994年10月6日被释放。
就这样，被判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犯有反国家罪的瓦？伊万诺夫在立陶宛监狱中服满了规定的刑期。
在狱中，瓦？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大使谢尔盖？扎格里亚德斯基的帮助下接受了俄罗斯国籍。获释后不久，他就在自己的出生地立陶宛履行了法律手续。同所有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一样，他也需要居民身份证。
出狱后不久，瓦？伊万诺夫在当地报纸上对记者发表了几次谈话，谈话中表达了自己对立陶宛政治局势的看法。不知是瓦？伊万诺夫在狱中和诉讼中的“同案犯”，还是他这个人让立陶宛当局感到害怕。他们决定摆脱这个“不合心意的分子”。各位一定记得那句著名的警句：“没有人，就没有问题！”
他们建议瓦？伊万诺夫在30天内离开立陶宛共和国，要求他在1995年1月22日之前执行，否则就面临被驱逐出立陶宛，5年内无权再返回该国的危险。这是市移民处亲手交给他的命令。还有五位与“伊万诺夫案件”相关的人，也被驱逐了，他们是康德拉绍夫、奥尔洛夫和肖罗霍夫，以及另外两个已经“被发配”到俄罗斯的人。
立陶宛的媒体当时刊登了共和国著名政治家就伊万诺夫被驱逐到俄罗斯发表的观点。
“瓦？伊万诺夫早就应该从立陶宛被赶出去，并把这个问题忘掉。最好能把他和拖延驱逐出境的内务部长罗马西斯？瓦伊特亚库纳斯一同赶出去。”立陶宛自由联盟主席维塔乌塔斯？舒斯塔乌斯卡斯如是说。
独立党领导人瓦立扬基纳斯？沙帕拉斯声称：“伊万诺夫在我国无事可做，再说，他也不想停止自己的反宪法活动。”
“1月13日进行过犯罪活动，而且还反对立陶宛独立（？！）的人怎么能生活在我们的国家。”议会中右翼报业的代表拉斯？拉斯塔乌斯科内的观点也是如此。
1995年1月，前“统一”组织的几位领袖伊万诺夫及其同志向立陶宛内务部长递交了对市移民处决定的申诉，并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
1996年5月，伊万诺夫来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出版社为其《立陶宛的监狱》一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该书在国家杜马送给了议员和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伊万诺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有对维尔纽斯1991年一月事件的亲眼所见，表达了他在1991—1994年整个调查和审判期间所持的观点。在参观国家杜马期间，瓦？伊万诺夫会见了“人民政权”议员党团领导人雷日科夫，杜马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及其他议员。
瓦？伊万诺夫很快便感到了新闻发布会的反响。6月中旬，立陶宛总检察长弗？尼基吉纳斯通过媒体宣布：“目前总检察院正在进行认真调查，其间将对瓦？伊万诺夫在杜马的讲话以及其他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将决定追究伊万诺夫责任的问题。”
1997年 7月，维尔纽斯法院“以诽谤罪”判处瓦？伊万诺夫强制劳役一年，并向1991年 1月 13日的 7位死难者家属偿付民事诉讼费 7万立特（约两万美元），因为这些家属觉得受到了“侮辱”，正像法庭“查明”的那样，伊万诺夫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在那个悲惨的夜里死于苏军之手。判决宣布后，法庭立刻给伊万诺夫戴上了手铐，就像对待罪恶的杀人犯那样，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1997年 9月维尔纽斯的上诉法庭举行二审，仍旧维持原判。这次庭审为伊万诺夫进行辩护的是亚历山大？克里格曼，莫斯科州律师委员会成员。他在发言中对判决书援引的 1996年 5月 21日伊万诺夫发言速记稿表示异议。对该文件进行的研究表明，杜马没有这份东西。那里只有一份新闻发布会的简报。编辑、整理这份简报的人是谁，他转达被告的意见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这一点只不过是个表面问题。1997年10月由《立陶宛信使报》刊登的克里格曼律师的演讲才道出了对伊万诺夫的原则态度：
今天谁也无法明确说出那些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丧生的。情况只能根据每个死者死亡情况的详细事实，经法庭依法判决后方能生效。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判决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根据个人观察和文件来发表对事件的看法。我援引一个著名的司法案例说，尽管沃伦委员会确定了肯尼迪总统死亡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最近 20多年来各种各样人物对其死因的种种说法。1991年 1月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一定也会是这样，它将成为历史学家、政治家、新闻记者、司法界人士关注的目标。
判决书中写道，伊万诺夫“做这一切的动机是出于对立陶宛国家的仇恨”。这不符合事实，我的当事人也坚决否认有这种动机。况且，在追究被告责任的命令中和应该详细列举被告人违反法律的起诉书中，也并没有对仇恨立陶宛共和国动机的证明。法庭把此点写入判决书，超出了公诉范围，是文明诉讼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判决书中还断言，伊万诺夫知道立陶宛共和国对所述事件的官方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指伊万诺夫无权对事件作出不同于国家的评价。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也都经历过。这是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权的最粗暴的践踏，也违反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
……上述各点导致的结论是，瓦？伊万诺夫的诉讼案是政治案。作出的判决残酷无情，显然是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
上诉法院批准了对伊万诺夫的判决，它的这一决定是它固持己见的铁证。
1997年9月，伊万诺夫被发配到阿利图斯强制劳动营，当月末，伊万诺夫的母亲收到儿子的来信说可以探视，并可转交食品。10月4日，伊万诺夫的母亲带着小孙子和食品前往探视，但被拒之门外，代交的食品也不接收，因为伊万诺夫不服管教，正在接受惩罚，不许他进入会见刑事犯的营区。
的确，伊万诺夫自到劳动营后，并没有进入刑事犯的监管营，因为，正如所知，该营中有 300多名刑事犯都感染了艾滋病。此外，作为一名政治犯和外国公民，他又要求当地监狱行政管理部门按立陶宛现行关押囚犯规则把他安置到另一个地区。可是他不但没有得到照顾，反而被关进了单人禁闭室，即强制区，半年内失去了所有应得的待遇——他没有暖和的被子、暖和的外衣，不能听收音机，不能收探视带来的物品，不能与母亲和儿子会面。“秋天，牢房里只有15度，阴冷潮湿，每隔 10分钟就要走一走，暖和一下——这是中世纪的刑法。”他为此写道。该牢房的面积只有0。78×2米这么点大！
让我把瓦？伊万诺夫写给他母亲的信引在下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解释，太恐怖了。
立陶宛、阿利图斯，监狱 11号牢房（来自坟墓的信件）
最亲，最爱的妈妈，你好！
这已经是我在这可怕的牢房中写的第二封信了。从面积来看，这就是一座坟墓，差别仅在于这里不是地下，入口处——门旁边有一个臭“马桶”（进门要跨过“马桶”）。这就是我在法庭的抗议中提到的那间牢房。在这间没有取暖设施的墓室里（有一组暖气片，但它是冷的），有一张可以从墙边放下来摆在地上的板床，它根本不是人睡的床，而是摆放棺材或尸体的停尸台，太压抑了。一股霉味，不见天光，夜间老鼠不停地乱窜——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名字就叫做墓穴。
上次出庭回来后，我在这里又过了5天。我尽量把这里整理得像个人待的地方。想到在这座活人墓里还有别人也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下，我的心又振奋起来。人毕竟是一种群体动物。甚至进了坟墓，只要一想到旁边还有人也待在这活人墓里，一样也在忍受，也在故意跟那些折磨自己的人对着干，只要一想到我在这里离他们不太远，同样也是躺在这么一张灵台上，还活着，还没有被打垮，其实是为了讲原则才把这么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扛到自己肩上，心里就轻松了许多。
看守们总是很难过地对我说：“伊万诺夫，转到刑事犯的监禁营去算了。”怎么跟他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说呢？我只能沉默，无言地接受从牲口槽里打出来的那份口粮，等待着每天唯一的乐趣——30分钟的放风时间。那时我就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用力做操，让全身的血液都奔流起来，让心脏、肌肉都紧张起来……谢谢你很快就寄来的这个邮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