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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雷日科夫又像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这回是冲过去保卫俄语，保卫由于肢解派的意愿而流落“异国他乡”的千百万我们的同胞。不过，有些人还是不愿接受真理。但是，愿意也罢，不愿也罢，该说的他照样要说。缩头缩脑躲进掩体的事他永远做不来。
（序言作者为俄罗斯著名作家）
第一章 乱自何来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诞生和发展常使我想起一条河。人类生活的变化就跟一条河一样，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还有先后流人主河道的各条支流。它们把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害的杂质。生活之流也像这条河一样，它逐渐积蓄着力量，临到末了，则或是由于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为人们带来欢乐，或是由于引发彻底毁灭而为人们带来悲哀。
苏联人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自从统一国家毁灭以来，15年间发表了无数回忆录，出现了无数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对于种种事件带来的后果、实现的手段、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生活的前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人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抄写历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于新一代统治者。但历史总有说出真相的一天。
动笔之始，我还得提起一个现在说来已经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1945年，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倭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而且，许多人很自然地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苏联时代——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劳动、休息、教育、医疗服务、必要的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那些家伙曾许诺很快就会过上天堂般的日子，而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语现已犹如朝雾般消散。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直接从绝大多数人手里抢过来的。所以，许多人对“改革” 的态度绝对是负面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的悲惨之处更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迷失，而大众传媒却用尽了浑身解数来支持这种迷失。
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好，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也好，它们都汇入了同一的过程，尽管就目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推动力而言，它们其实是相互对立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和垮台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冷战”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喘息”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正如所知，我国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的特征。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订方案时，我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要想逐步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过渡纲领的制定者面前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要为我国实现深刻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科技革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要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等等。
总之，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同时，苏联政府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于1989年制订了一个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个管理层面上审慎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首先力图稳定社会经济局势，然后再向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
有的人号召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这倒是不错。不过他们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此外，我还要说，他们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而且现在也不排斥，而我们那些刚刚冒出头来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救世主们——实际上也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瞎眼指路人——却一听计划经济就躲得远远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们的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在这群虚伪的家伙身上，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把最严重的考验压到百姓的头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们看到这种改革已不可逆转时，他们这才公开地大声宣扬，说他们再清楚不过，要是照他们的脚本演下去，会对大多数人民和国家带来什么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在他们——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之后，人民觉醒了。到了今天，所谓的“500天计划”就很难赢得掌声和欢呼了。
但这个计划的制订者亚夫林斯基、布尔布利斯、费奥多罗夫、扎多尔诺夫等人还是会记得的。他们记得，但他们在想办法让人民忘记。亚夫林斯基在苏联解体后甚至成立了一个党，叫“亚布卢”党。他连续十年宣扬自己的思想，可是却从来没有敢提自己的这个产儿——500天。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现在，盖达尔这个经济激进主义的跟屁虫及其同伙居然还有脸在他的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1987年末，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上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我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订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
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会上他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看看他后来离职后的所作所为，看看他那些公开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