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之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造反派当然要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军分区允许、怂恿、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并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蓬塘、赣州最大的‘七·一〇’流血惨案。军区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最遵守，不抢了；但是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出来，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掉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野战军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决定严厉规定，向所有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要考验左派。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林副统帅同意的。这样你还要夺枪，还要抓人，这就是无政府了。我今天举江西的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长沙地区的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就不应该。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革命的进程一定要有计划。”
江青想，为什么同样的话，到了我江某人嘴里就是罪行，在周恩来口里说出来就是所谓错误，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这难道不是因人而废言又是什么？她又想起了那个江文曾经提到的贺龙问题上她讲过的话，她的确不记得了，但是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至今认为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她自己，他们都没有什么错误。
在对待贺龙的态度问题上，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接见体委总部和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代表时，也讲得非常清楚：
“毛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写过信要将贺龙揪出来批斗，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不是拿主席的话来压你们。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揪了。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是一直跟毛主席定的，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南昌起义是贺龙参加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虽然那时他不是党员，但我们还是欢迎的。当时他在二军，叶挺是在十三军，南昌暴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发动农民，没有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错误。一是城市观点，另外是依靠外援，请苏联帮助，这两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所以最后失败了，贺龙的军队全垮了。到了海、陆丰搞农民运动，留下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在留下的部队里当营长，陈毅也在，经朱德同志拉到井冈山，得到毛主席的领导。尽管朱德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说这一点是有功劳的，所以今晚的宴会他就要参加而贺龙就不能参加。这就是区别对待。”
江青曾经问过周恩来：“《洪湖赤卫队》里写贺龙的事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周恩来说：“实际上不是贺龙，贺龙在湘西桑植建立根据地，八一武装起义以后，中央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搞秋收起义。派了两三个人到洪湖搞发动，派的是和林彪同志在一起学习的段德昌同志，段把它搞起来了。贺龙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到江西，第二年底他们汇合了。一九三〇年发展到李立三的路线，就搞攻打长沙，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失败，就又要搞第二次，毛主席不同意，段德昌两次都不同意。结果攻打长沙失败了，贺龙拔腿就跑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搞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给杀死了。实际上，段德昌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就这个问题和贺龙谈过话，他说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负责任，完全把责任推给了政委夏曦。你贺龙是头子嘛，这个公道吗？总之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的时候搞肃反扩大化。贺龙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汇合，这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为什么不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是主席的政策。我们不能把正正当当的事情丑化了。毛主席说我们的政治斗争是最文明的。”
有学生问道：“我们现在定贺龙是三反分子，总理你觉得该定什么性质？”
周恩来笑道：“你们去定吧，我们不好说，这要毛主席来定。背靠背的斗，留点余地吧。”
后来，总政的保卫机构给萧华打了报告，说：“贺龙有枪，要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冷枪，他的汽车要和关锋的车撞上去拼命。”萧华说：“这个问题还是再调查一下再说吧。”
汇报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表态：“把贺龙抓起来！”
于是，贺龙正式失去了自由。直到中共“九大”不久，即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他活了七十三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江青最先向周恩来提议说：“对贺龙是不是需要一分为二？我看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还是有功劳的。对他的功劳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我看有好处。不然，我们的党就被林彪弄得没有好人了，这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连历史都不好讲了。”
周恩来马上表态：“你讲得完全正确，我马上叫人去布置。要给贺龙开追悼会。”
“明明我在一些事情上发挥了对你们很有利的作用，你们一点点也不感激，凡是不合你们意思的地方，你们就对我罗列罪名，横加指责，这也叫什么公道呢？凡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而又了解情况的人都会对你们的这些做法嗤之以鼻的！”江青对着铁窗切齿怒骂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了。任凭她怎么的骂，都改变不了任何一点既定的事实。这和她当年的威风凛凛，一句话出口，不知有谁要家破人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想写一篇类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那样的不朽篇章，以此来总结这次对自己的审判。就在这一剎那间里，她想起了过去一些英勇就义者的许许多多的壮丽诗篇……
当然，她不会想到，就在她准备写一篇慷慨悲歌的宣言时，把她送进监狱，剥夺了她自由的那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审判过程中，所列举的江青等人的种种罪状，事实上也等于给华国锋所上台的那个基础作了结论。他无颜在这些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种种批判的老政治家们面前发号施令了，现在他所追求和要争取的是他个人的利益和待遇，当初那种高调再也不会唱了。
这是华国锋没有想到的然而又是必然中的事情，靠着踩着别人上台也随着别人站起而下台。
审判江青的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同样进行着一场批判华国锋的所谓生活会。
发言者一条条地列举着事实，使他震憾着，生怕落到了江青的那个地步。当江青口口声声地要找他对证时，他把对邓小平的不满和仇恨全发泄在了对待江青的身上。
“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个好东西，我们当初粉碎她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对她的处理将比对任何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要狠，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对中国的危害是特别的严重。经过了几年对她的批判和教育，没想到她到现在还是如此的猖狂和顽固，对这号人，必须依法予以严惩。论她的罪行，就是把她杀上一千遍、一万遍也是不解恨的。”
华国锋只有这样的本事了，从一个即将判死刑的人身上来表示他的强大。
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
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三、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都不用正式的名义。
当政治局会议作出三项决定时，华国锋唯一的盼望就是再来一个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但是他错看了他的对手了。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体会到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对邓小平采取那样的措施。
对一个伟大的强手来说，达到目的是唯一的追求，手段是不必计较的，何况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所采取的手段又是完全符合党规国法的。就是连即将下台的华国锋来说，他也是口口声声地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了，尽管他是憋着一肚子气。但是，他和江青一样，也是无可奈何了。他的最后宣言，就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篇在历史上将引为笑谈的检查……
江青在这天的晚上，又作了一个噩梦。当她从床上大声哭叫着醒过来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哨兵的口令声。她再也睡不着了，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就在那二尺小天地里，转来转去地走起步来……
创造历史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描绘了一副谁也篡改不了的图画，写历史的人却用各色各样的需要选择某一个角度来再现当年的风云风貌……
第二十四章
充满火药味的法庭辩论，两“江”斗智，精彩纷呈。江青的“我的一点看法”成了最后的哀鸣？
江青为了准备下一次法庭辩论上的发言，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
老实说，江青对文人学士还是比较敬重的。她曾经立志要在“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上作出一番成绩来。但是，力不从心。著书立说，不是三年五载的事情，安邦定国，更不是一踹而成的事业。光阴似箭，往事如烟，几十年岁月弹指一挥间。江青，当初这个流着鼻涕，不曾穿过一条整裤、一双新鞋的丫头片子，却冲过了重重阻扰，成为三十年代大上海舞台上的一颗名为明星，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革命者，紧接着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夫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导演或主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牵动亿万中国人心的政治大活剧。大奸也好，伟人也罢，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谁也抹杀不了这个人物的作用了。
所以，身陷囹圄的她，很想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后一点什么东西。
她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份材料：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京西煤矿的造反派把吴晗和廖沫沙揪到矿上去批斗。会议未开之前，造反派把他们俩关在一间宿舍楼的小房间里。吴晗长吁短叹地唉了一声，廖沫沙却说：“你愁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名角，快比上梅兰芳和程砚秋了，我们不上场，这出戏就没有人看了。”吴晗苦笑地问道：“那我们这是演的什么戏？”廖沫沙想了想说：“历史上有个叫陶渊明的，他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我们现在是为五斗米而折腰。”吴晗摇摇头说：“五斗米？不止吧，我的工资就不止是五斗米了。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廖沫沙说：“三百多块钱吧。”吴晗笑了：“那你算算能买多少米？二十斗也要多得多呀。”廖沫沙也笑了：“那我们这出戏就叫：折腰。也不管是为多少米了。”就在这天，廖沫沙写了一首诗：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后，对江青说：“他们三家村已经变成两家村了，可不能再死人了。廖沫沙的这首诗，是个历史的纪念。将来人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批斗牛鬼蛇神，恐怕还得要研究一下这类诗。我们这些右派宝贝们，还是创造了不少好东西呢。”
此刻，江青从心里暗暗骂道：“那个混蛋东西还要留点什么纪念呢，我也要给这次审判作点文章。”于是，她开始冥思苦想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特别法庭再次开庭，就江青被指控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江青，到了法庭上不要吵，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似的，不好。”监管员劝告她。
江青这回是由于激动，还是没有听清这句话的讥意，竟点着头说：“锐气大减了，这岁月不饶人啊。”她的目光里显露出略带悲凉的神色，叹口气说：“怪不得有人急流勇退呢，进行政治斗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根本不行，我这回也是逼上梁山嘛。”
曾汉周刚宣布开庭，就让公诉人江文发言了：
“庭长、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现在，我对被告江青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法庭辩论时，为她的反革命罪行所作的辩解，驳斥如下……”
江青狠狠地瞪着这个从开庭以来就一直和她作对的她称为讼棍的人。唉，这个一钱不值的小人物，靠着和我在法庭上作对，靠着骂我，可能要成为和我并存的一个历史人物。江青这样想道。原来刚刚和我接触的时候，他把他的锋芒深深地隐藏起来，开口闭口要了解情况，掌握问题地和我谈话，原来就是为了掌握自己的思想动向，目的就是为了今天更好地对付自己。江青呀江青，你可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个糊涂，就断送了整个江山呀！
“被告人江青的辩解，完全避开了本特别检察厅指控她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犯罪事实，使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反革命惯用伎俩，企图转移目标，达到掩盖罪行，逃避罪责的目的。江青一再提出要法庭调与本案无关的证件和证人到庭，但对本厅指控的犯罪事实，提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其无罪的证据和证人。江青的无理要求被法庭驳回是理所当然的。被告人江青，在法庭面前，不仅对于法庭指控并经法庭调查证实的她的反革命罪行，拒不认罪悔罪，并且继续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诡辩伎俩，继续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诬蔑铁一般的事实证实她的罪行的证人，诬蔑全国各族人民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进行的正义审判，目无国法、蔑视法庭和法庭规则，诽谤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及法庭其他人员。对于江青的这种新的罪行，我提请法庭严重注意……”
江青真想破口大骂，但是她忍住了。她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随便打断他的话，更容易让别人抓住把柄。她暗暗地告诫自己，要忍耐，要忍耐。
“被告人江青的全部辩护言论，集中起来，就是攻击法庭对她的审判是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竟然颠倒黑白，鱼目混珠地说她的反革命行为是代表毛泽东主席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妄图把反革命罪责，推在毛主席身上，借以掩盖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罪行，逃避依法应员的刑事责任，在此我列举一些事实，来揭穿江青的谎言和诡辩。”江文这时抬起头来，和江青打了个照面，当他看到江青那仇视的眼睛时，一种气愤使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利用各种场合策划或直接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给人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滥捕无辜，制造伪证，制造冤狱，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你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刑讯逼供，亲自下令对病势垂危的杨承祚、张重一两位教授进行突击审讯，折磨致死，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江青干的吗？……”
江青微微一笑，她真佩服辩论中这种先治罪、后质问的伎俩。明明整垮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本意，明明斗垮一些被称为走资派的干部，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却偏偏把这种行为中的一些细节，在扣上莫须有的罪各后，加以质问，来了个两难境地，使对方一时无法加以选择，这哪里是辩论，分明是有意陷害！江青这样想道，进，是所谓继续诬陷；退，就是所谓的认罪。她不能让这个讼棍牵着自己的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