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告诉你，关锋和王力这些人不可靠，过去他们也是跟着刘少奇跑的，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搞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的社论是错误的，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连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总理，其目的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取而代之。”
林彪听了大吃一惊：“这是怎么搞的？怎么关锋也出事了？他不是三滴水很信任的人吗？”他转过头问叶群，“关锋的总政副主任的事传出去了吗？”叶群说：“主席那边没有回声，我们这里也没有任命。”林彪说：“把请求任命关锋的报告撤回来，今后谁也别再提起这件事了。跟着三滴水这个人，要处处警惕，弄得不好，就要当她的替罪羊。她为了她的利益和需要，是从来不讲什么交情的。你今后不要老跟在她后面跑，她把你能卖得吃了。”
叶群从这时候起，就和江青拉开了距离。她对林彪说：“我还不是看在毛泽东的身上才对她那样吗？就她自己来说，她不过是一个戏子出身，有什么了不起。她的那些丑史，我和黄永胜他们一讲，大家都在她背后嘲笑她，她还自鸣得意呢。我看她将来如何在这些人面前再逞能！”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正式解决王力和关锋的问题。
江青一开始就说：“你王力于八月七日，冒充毛主席的指示，公然对总理进行攻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炮打陈毅同志，要夺陈毅的权。在外交部搞什么‘夺权指挥部’，这是在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外交部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的，你们支持什么火烧英代办，在香港搞什么示威和革命，统统都是胡闹。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时候，是要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追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你们才是另搞一套，这是想干什么？这不是要造无产阶级的反吗？”
这次会议后，这两个人就被关起来了。先是在钓鱼台限制了自由，后来就关到了秦城监狱。
一九八〇年九月，两案专案组的人调查王力关于江青打倒赵易亚的事情经过时，王力狠狠地咬了江青和康生一口，他说：“赵易亚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是受了关锋的牵连。关锋出了问题后，赵易亚在《解放军报》马上就受到了注意。赵易亚本来是陈伯达调来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马列主义研究院缺一个秘书长，陈伯达便把他要来了。一九六七年初，解放军报出了‘胡痴小集团’问题后，林彪提出要调一个人负责军报，就又把赵易亚调到了军报。第一次打倒萧华时，就是江青和陈伯达干的；一九六七年夏天，第二次打倒萧华时，毛主席要保，江青知道这个底。那时，毛主席的女儿萧力在军报社。赵易亚动员萧力和自己联名写萧华的大字报。萧力回去问江青，江青马上变了脸，大骂道：‘我看这个赵易亚不是个好东西，他写大字报还要把我们家的人牵扯进去，马上给我查！’康生看了一夜赵易亚的档案，说：‘赵的历史上有一两个月不清楚，我看他就是个特务。’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赵易亚的问题时，叫萧力也参加了。听了康生的介绍后，萧力问道：‘光是这个问题就是特务吗？’江青说：‘这是康老亲自审查的，没有问题，一定是特务。’我提出：‘突然宣布是特务，要作一些防范措施比较好，要不自杀了可不好。’江青听了把脸一沉：‘你怎么给特务说话？一个特务，自杀就自杀！’陈伯达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到江青和康生之前，宣布了赵易亚的所谓反党问题。后来，赵易亚夫妇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预审江青的时候，提起了这件夺解放军报权的事情，江青冷笑着说：“你们简直是糊涂到了极点。赵易亚在军报的权是我们任命的，上级宣布撤下级的权，难道还叫夺权吗？你们害我心切，连赵易亚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来给我定罪名，他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的炮制者之一。你们现在和他们都成了一家了。好，好，这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最好你们把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也发动起来，一起诬蔑我，给我造谣岂不更会给你们增加点材料吗？”
江青是这样预料的，现在果然证实了。江青不能不认为毛泽东在当年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了。
现在，特别法庭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牛鬼蛇神、叛徒、特务都请出来作证，把当年的革命说成是对他们的迫害和诬陷，这个理到哪里才能说清楚呢？
想到这里，她把手中的那本《刑法》往地上一摔，说：“这些东西都是当权派们骗人的，他们除了对付革命造反派和老百姓外，再不会有别的用途。我总算把他们彻底看透了！”
第二十一章
“我要向法庭请教一件事情……”，但江青的抗议和要求被拒绝。时纯利、阿甲先后出庭作证，把庭审调查推向高潮。
贪婪愚蠢、利欲熏心的华国锋和阴险狡诈、阳奉阴违的汪东兴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断了整整十天的对江青的法庭调查又重新开始。
虽然是作为囚犯出现，但是亮相的场面依然壮观，几辆警车开道，大有一种前呼后拥的架式。大概是怕有人劫狱吧，警察星罗密布，给人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
这天，江华和黄火青都出席了最后一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
轿车以特有的时速，驶近正义路。透过街道两旁的人群，街灯的闪光时明时暗射进车里来。押送江青的法警看了一眼她，立即感到，那双体现个性的，属于这位老太太特有的那种侧视的严峻目光，又像闪烁的星星一样闪光了。
传令一下，江青昂首挺胸地走向审判庭。突然，电闪雷鸣一样，记忆的绿色信号蓦地开亮了。她凝望着江华的身影和他那熟悉的面孔，心潮澎湃翻滚：那天的谈话情景以千钧之力飞扑过来……
“被告人江青，现在本庭对《起诉书》指控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审判长就被江青的提问打断了。
“我要先向法庭请教一件事情。”江青双目圆睁，但是神态却显得格外平静。“法庭是不是刑场？为什么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不但不允许我讲话，还要像拖死刑犯那样地把我拉出法庭？”
江华被这张讥讽的面孔和嘲笑的语句所激忿，威严地说：“法庭是审判你的地方，不是刑场。但是，为了严肃执行法庭的规则，对违反规则的被告人，我们有权责令推出法庭。”
“你江华坏了心，要整我这个失去自由的囚笼里的无辜受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江青怒吼了，“但是，我要对你们的法西斯暴行抗议，我要对你们对我的迫害控诉！我通过这几天的回忆想起来了，当初你江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不也是很积极吗？你对天安门事件……”
“住口！”审判长打断她的话，严厉警告道，“江青，你如果继续大闹法庭，我们还将把你责令退出法庭，对你多次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本庭依法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要罪加一等。”
“对你们这些国民党的继承者来说，我就是要藐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你们是讼棍，法西斯！”
江华这回也忍耐不住了，他指着江青说：“特别法庭是经人大任命的，是代表人民的，你对抗法庭就是重新犯罪。我代表法庭不接受你的抗议和要求。”
江青骂了一会儿，大概是有点累了，她坐在椅子上徐徐地喘着气。
审判员甘英开始正式提问：“江青，你是否曾经讲过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王昆‘里通外国’？”
江青对这次审判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企盼，她不住地东张西望，在旁听席上寻找什么。对法庭的提问，她只是冷冷地简单回答：“不记得。”
于是，法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的讲话录音，宣读她讲话的摘要。
听罢，江青回答：“是我讲的。”
公诉人说：“由于江青的诬陷，王昆同志被关押、批斗达八年之久。她所遭受的苦难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江青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张口就是法，肆意诬陷和打击一些普通的百姓和领导同志，她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干下了难以敷计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一笔一笔地和她清算，以伸张正气，保护人民，振兴法律的尊严。”
在调查江青诬陷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湍的问题时，法庭宣读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接见红卫兵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摘要：“人大孙湍，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务，不仅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很可能是日本特务，还可能和苏联有关系。”在孙湍被迫害致死以后，江青在一九七〇年七月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还说：“孙湍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复兴社是军统特务的机构之一。孙湍也是写《朱德传》的人啊。”
“江青，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甘英问道。
江青沉着脸说：“是我说的。孙湍就是一个特务，这是有材料的。他的问题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委也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才下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我是诬陷，那么原来的北京市委呢？这可是彭真一手干的吧。他的问题，你们去问彭真吧。”
接着，法庭开始播放江青的另一次讲话录音：“……还有一个刘白羽，这个刘白羽我看也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读的是民国大学，是野鸡大学，有相当强的特务组织，那个地方就是出特务的地方。你们把这个好好地整理一下。就会有点名堂出来。刘白羽后来到了延安，然后到了太行，就开始和孙湍合伙搞《朱德传》，这就是物证。”
旁听席上的人都有点纳闷：怎么写了一本《朱德传》就成了物证呢？这本书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人们很想看一看了。审判以来，经常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想看的东西走到哪里，都没有市场；他们不想看的文件，却充斥于各个角落。这样，怎么能有利于这次审判起到应有的效果呢？
江青在回答提问时，气呼呼地说：“不错，我说过刘白羽是叛徒，这都是有证据的东西。旧文化部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本呢。”她用手比划着说，这些都是你们一伙人整理的材料，我只是看了材料后讲了讲而已。我是诬陷，那他们呢？我估计到你们通过这一次审判，一方面要洗刷你们自己的丑行，另一方面你们会销毁你们自己的罪证的。我已有话在先，到时候让人民来看吧。“
法庭继续调查江青诬陷陈荒煤的罪行。工作人员公布了她的另一个讲话：
“我要说，陈荒煤也不是一个好人，”江青在一九七〇年接见周扬专案组时说，“你们发现陈荒煤的材料没有？”当专案组人员回答说“没有”时，江青火了：“怎么能没有呢？他叛变了。”
念完材料，公诉人王耀青说：“江青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就诬陷陈荒煤叛变了，她就是这样无中生有地迫害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如安徽的原省长黄岩、陕西省原省长李启明、煤炭部原部长张霖之等人。这些，充分说明了江青在篡党夺权的过程中是不择手段的，不管你怎样在法庭上狡辩和诬赖，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江青在对待领导人方面是这样，对待普通的工人上也是这样，建议法庭公布她诬陷迫害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证据。”
于是，法庭就这个问题讯问江青，江青回答：“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时传祥，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诬陷他何来？”
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作证说：“我爸爸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之苦的掏粪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在党的培养下，他当选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一九五九年，时传祥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跟他握了手、照过相。一九六六年国庆期间，时传祥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去过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但是，一个月后，在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无中生有地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他被人家收买了。’从此，我爸爸就被扣上‘工贼’和‘粪霸’的帽子，受到摧残，遭受迫害。在短短的时间里，被游街、揪斗达五百三十多次，强迫他承认‘工贼’的罪名。在这种法西斯暴行的折磨下，我爸爸的高血压日益恶化为弥散性脑软化症。就在他行动十分困难，生活已不能自理的时候，又被遣送回原籍……”
江青侧着身子，无动于衷地听那位年青人的讲诉，仿佛这一切和她毫无关系。她的表情时而惊讶，时而摇头，时而低头喃喃自语，离她很近的人听到她在说：“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时纯利流着眼泪说：“当周恩来总理知道我爸爸的事情时，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周总理指示要把我爸爸接回来抢救治疗。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残酷迫害，我爸爸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含冤去世……”这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突然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来，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中。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是好人，支部书记也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定的，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是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不过，事情的确像毛泽东所说的，这场斗争复杂得很，打击错了，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时传祥究竟错了没有？我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印象呢？
法庭上的屏幕里投出张霖之当年遭批斗和惨死的照片时，旁听席上一片唏嘘声。
江青也扶正眼镜，仔细地看着，说：“搞武斗，是我历来反对的，林彪一伙就是不听。”
但是，法庭宣读了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的证词说：“在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人的煽动下，张霖之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了诬陷迫害，身心受到摧残。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批准他去大庆治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日两天、在东长安街体育场批斗煤炭部几位部长时，那些造反派追问张霖之在什么地方治病，他们说：‘江青讲了，张霖之有病，就是抬担架也要把他抬回来批斗。’会后，他们又追问，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她诬陷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十二月十八日，张霖之回到北京。十九日，他就被造反派扣押起来。从此，他们天天逼迫张霖之承认他是彭真的死党，不承认就打。在一次批斗张霖之的大会上，他们给张霖之带上了六十多斤重的大铁帽子。由于江青的诬陷迫害，使张霖之遭到残酷的折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惨死……”
江青闭上眼睛静听着，没有插话。表面上，她镇静自如，那双眼睛连张都没张。然而，她内心却是相当不安。她想，人总是会有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