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长谢镗忠参加。”
这时，胡耀邦接着说：“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的职权范围和所起的作用，和后来的可是大不相同。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还起作用。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议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每星期要开一次，军队系统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参加。这时，北京发生的事情，常委们都是知道的。小平同志，你说对吧？”
“我们就是主张要派工作组下去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准出现无政府的状况。毛主席不同意这样搞，他有意要打破这个框框，制造天下大乱的局面，给林彪、江青创造了条件。”
胡耀邦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改组。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一下子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而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由于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使它可以逐步地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从而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揽权，最后能够代替中央而发号施令。”
邓小平冷笑道：“这个小组有了权以后，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分裂，担任第二副组长的王任重、第三副组长的刘志坚和小组的顾问陶铸，先后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以后又陆续地清除出去许多人，最后只剩下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五个人了。这也是毛主席所说的剥笋战术，越剥越小，最后只剩下芯了，实际上只剩下几个光杆司令了。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江青这个人是何等的霸道和无法无天，谁和她也搞不到一起去。谁要是稍微对她有损害，她就要和你弄个死去活来。别人我不了解，那个陈伯达可是跟她的。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他都要和江青商量，然后再来和我们讨价还价。但是，当江青认为他已经没有用处的时候，就把他一脚踢开了。还有那几个所谓的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也是对江青忠心耿耿很卖力，最后当了她的替罪羔羊。江青这个人，就是我们不收拾她别人也要收拾她。她的所作所为，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
胡耀邦接着说：“这里有关对待周总理的态度问题。其实，江青这伙人对总理并不是满意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毛主席外出，是由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就由周总理负责召开中央常委碰头会，及时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各种重大问题。总理为了协调好关系，每次开会都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和顾问参加，但是江青有时就故意不去了，她公开说：‘总理的会议开得又长又多又乱，还不解决什么问题。我是不去参加总理的会议了，你们谁爱参加谁就去吧，我们小组都快成了清谈家了。’你们看，江青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的。”
邓小平笑着问：“这事你怎么知道？我可是没有参加，不清楚。”
“我是作了一定调查研究后才弄清楚这些事情的。”胡耀邦说，“江青为了架空总理，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突然指责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是支持所谓反动组织联动的，要红卫兵揪斗他。结果，周荣鑫被打倒了，周总理没有助手了，很难工作。多次提出让张春桥担任国务院的秘书长，江青又授意张春桥不去，给总理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那时总理的工作也是艰难呢。”
彭真说：“江青在法庭调查的时候，多次讲到某些事情上总理如何如何，有些事情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都理解总理的处境，就谅解了总理。他不违心地讲一些话，连他也得打倒。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的威信那么高，大家不那样也是不行呀。”
有人马上提出问题：“到底文化大革命中这么多的错误，是江青造成的，还是毛主席的错误造成的？是江青应负主要的责任，还是毛主席应负主要的责任？现在审判过程中，有些舆论似乎是同情江青的。外电也有反映说：我们是拿上江青‘替毛泽东顶罪，江青的确是个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强硬支柱，她的一切肯定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对此，我们总是回避恐怕不是个办法。”
邓小平说：“这就需要我们加快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步伐。在此期间，不管什么舆论，还是按我们事先的口径和部署，把这场审判进行下去。独立审判嘛，就是什么干扰也不应该有，无论哪方面的干扰都应该排除。”
就在特别法庭开会讨论、研究对江青的法庭调查进行新的部署时，江青在一张报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现在人人都知道，特别法庭的矛头是对准谁的，但是，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捅破这张纸。可见，说真话是多么的难。一般说，人们似乎都反对奉承或吹捧，认为坦诚和讲真话才是最高贵的品德；但在我们的生活里，得宠的都是前者，倒霉的却是后者。这种现实的情况什么时候颠倒过来，我们这个国家就真正有希望了。
江青终于认识这一点了。但对她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第十九章
江青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代表中央！”可廖沫沙声泪俱下的控诉，又勾起了江青遥远的回忆。
江青1972年会见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
江青盯着法庭送来的传票，好一阵发怔。这倒并不是害怕，眼下有什么可怕呢？已经造成这个结果了，就是再和他们斗，也不过就是一死嘛。她也没啥多说的话。她是想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太令她感到可惜了，她不能不埋怨他……
江青的思绪，就好比上了架的葡萄藤，东爬西牵。不过。牵得再远也离不开根。这个根就是毛泽东，和她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这位她最敬重、最热爱的领袖，也是她的丈夫。
无需讳言，在一些问题上，她和毛泽东之间也是不一致的。当毛泽东丝毫不接受她的意见的时候，她也要生气，可她又不能发火。即使家里发生再大的分歧，她也是只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从来不对外声张一丝半点。让人始终感觉到她和毛泽东是和睦安静的。不然，那些碎嘴汉子们又可以乘机大做文章了。因此，她的火气都闷在肚子里，也免不了拿别人出出气。现在，除了在法庭上和他们大干一场外，再没有出气的地方了。
从上次开庭到现在，隔了两天。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江青被押解出来向法庭去的路上，她颇有点得意地问押解人员：“每次开庭怎么不让你们听一听呢？唉，可惜，这是一场很好的教育嘛。你们经常监押我，其实对我你们并不了解多少，听听反而对我了解了。我可不是什么罪犯，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尽管他们把我给开除了。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一场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
江青说了半天，发现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听她讲，使她十分扫兴。
“被告人江青，”今天的审讯员是贡育才，他紧盯着江青的面孔问道：“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按照你的要求，送给你一份绝密信，附有诬陷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是不是事实？你的目的是什么？”
江青回答道：“当时，党中央准备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我受中央的委托需要了解一些中央委员的审查情况。我向康生要这个名单，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审判员甘英问道：“你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审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呢？”
江青恼火了，她也狠狠地盯着甘英的脸说：“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就是代表中央的。”
公诉人江文站起来批驳道：“江青刚才的回答，完全是强词夺理。江青伙同康生合谋搞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诬陷名单，是他们一伙为了迫害国家领导人，策划篡党夺权所搞的阴谋。中共中央并没有委托江青或康生讨论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名单，也根本没有什么定性的名单，是他们俩私下秘密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康生一伙到处点名批斗和点名诬陷许多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据查，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直接点名诬陷了五百九十二人，其中有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二十人。仅据江青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七月的一小部分录音讲话。其中就点名诬陷了一百七十二人，内有中委、候补中委二十八人。这些人都遭受了迫害。”
“群众揭发批判过的一些人，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力了解一下？”江青愤怒地回击说，“我作为中央政治局任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在运动中向一位政治局的常委了解一下中央部分人运动中被指控的情况，你们说成是非法？请问你们依据的又是什么法？我江某是根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精神办事的，是根据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周恩来和我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也给我提供过一个名单，难道周恩来也参与了迫害他们的活动了吗？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揭发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和各种叛徒、特务及其他有问题的人，你们一开口就是诬陷。请问你们也在所谓的清查中抓了无计其数的革命群众，这又是不是诬陷呢？我不排除在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是党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小组，一发现错了就及时地纠正，从来没有对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干呢？”
公诉人王振中反击说：“江青所说的群众起来批判和揭发的，这完全是嫁祸于人民群众，对她的犯罪事实的推卸是徒劳的。远的不说，单就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江青的一次讲话中，她就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是‘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江青还点名诬陷了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等人是什么‘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致使他们遭到极为严重的迫害，有的遭迫害致死，有的家破人亡。江青的这些犯罪事实，都是人所共知的。你江青就是长上一万张嘴，能够抵赖得了吗？”
“我不是什么抵赖，我讲话都是光明正大的，说的话就敢承认。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江青似乎很坦然地说，“即使有什么错误，我在运动后期也作了必要的纠正。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你和康生搞得那一系列诬陷活动，只有在你们篡党夺权的范畴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把那么多的中央委员搞成叛徒……”
“那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不是什么人为的。用你们的话来说。历史是他们自己写下来的。我承认你们手里也有事实，但是你们歪曲了事实。为召开一次讨论生死存亡的问题的中央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做准备，我们的做法既不过分，也不违法。上请示过主席、总理和其他的领导同志，下得到了人民群宽的广泛支持。这些都是历史，除了你们，人民是会承认毛主席的合法地位的。”
审判员问道：“江青，你是否说过陆定一是一个‘军统特务’这句话？”
“没有吧，我没有材料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可能你们记错了吧，你们可以把证人请来。”江青说道，“陆定一有其他的问题是可能的，军统特务可能不会的吧。”
公诉人冷笑道：“播放她当年的讲话，看看到底是我们听错了，还是江青在抵赖。”
大厅里响起江青讲话的声音：“……同志们，你们还不知道吧，陆定一是个军统特务，混到我们党内来了。我们也是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些……”
“是你的声音吗？”审判员问道。
江青微微笑道：“是我的声音。但是，我不能承认是诬陷，你得让我想一想，我也是听了汇报或者是看了有关的文件我才会这样来讲的。你们先问别的，这个问题过一会儿再讲。”停了一会，她说，“我想起来了，陆定一可能是有个兄弟是军统特务，这跟陆定一有一些关系。”
审判员说：“你这完全是主观臆断，根本没有任何的事实。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这样讲话，难道不感觉丢人吗？”
“就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不愿意为此继续辩护了。”江青摆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
审判员让工作人员继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和中央乐团的讲话录音：
“你们不知道吧？胡乔木也是在北京被捕，这个叛变的问题正在落实……还有那个周扬，他跟军统也有关系。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日本去了，在日本被捕叛变。所以，他是日本特务，也是美国特务，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案。不过，他是国民党特务这一条是肯定的。他是内奸、特务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要抓紧对他们的大批判。通过大批判来促进大好形势……”
“江青，这是不是你的声音？”
“我听出来了，是我的声音。就这样一个讲话，你们播放过来，又播放过去，不就是在一个文艺团体上的讲话吗，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胡乔木和周扬是特务，有什么根据？”
“我记得鲁迅有过一篇文章，专门批判了周扬，他对周扬的批判是人所周知的。我对他们没有作过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我相信群众的调查是可以信赖的。关于胡乔木的问题，我是亲自听康老讲的……”
公诉人江文发言说：“经过出示证据和法庭调查，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江青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就在大会上宣布这些人是‘特务’、‘叛徒’，这除了是有意的诬陷迫害外，再没有别的解释。事实上，江青至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支吾其词，答不上来。”
审判长曾汉周继续问道：“你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是不是讲过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是特务？”
江青说：“不错，我是说过。那是因为一九四八年党中央迁到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时，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几乎将毛泽东等同志炸死，这件事情在当时就已经列为大案。因为知道毛泽东同志到了这里的人很有限，除了司令部的人以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一直怀疑是张瑞华所为。”
公诉人说：“江青所说的轰炸毛泽东同志住地一事，的确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所干。但是，这个案子在解放初期就已经破案，罪犯也已经就地枪毙。时隔多年后，江青竟然荒唐地将此案栽到张瑞华同志的头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我建议法庭宣读公安部对此案的处理证明。”
法医宣读了公安部的处理证明后，江青继续答辩说：“此案我也知道破了，直接的罪犯都已经处死，但是就是这个处死中，康生同志认为有鬼，本来是可以留下活口的。毛泽东主席对此曾经有过指示，要求造一步查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有关方面的人员没有按照主席的意见办，这就给后来的处理留下了许多的疑问，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你们把正常的提问都作为诬陷，是不是有点讼棍的味道呢？”
江文说：“被告人江青在法庭上的辩解，不能说明任何事实。推到康生的身上，只能证明你们是一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