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你说得很对，我是会演戏。我从小进过戏班子，在山东的好几个班子里扮过角，要不是信了基督，我也许已经成为名角了。”
“你都唱过什么戏？”
“《打渔杀家》、《宋江杀惜》、《走雪山》、《告庙》，我都会唱。”
“唱过新戏吗？”
她摇摇头：“我们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张女性解放，要组织妇女俱乐部，改善工厂女工的劳动培训、文化培训以及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当然，有的人也赞同抵制日货运动，编排抗日戏剧，安排以爱国为主题的演讲和讨论。但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为什么？”
“艺术只有超脱政治和现实，才是永恒的。我向往的是自由和回归自然。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她在青岛时从赵太侔那儿学到的东西此刻可以尽情发挥了。
赵耀珊打断她的话：“我希望你别在我面前演戏。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你已经参加了包括左翼教育家联盟、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在内的文化团体。你很清楚，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你的活动范围也证明了这一点。”
她火了：“你说的这些，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的活动范围，是外国传教士给我划好的。我不按照他们规定的去做，就要饿饭，就吃不饱肚子。你不能听信别人的瞎说就诬良为盗啊！”说到这里，她又痛哭起来，抹了一把鼻涕说，“我知道我在夜校的那班不良子弟对我不怀好意，他们有意造我的谣。因为他们追我，打我的鬼主意，我拒绝了他们。我耻于和他们为伍，所以他们就陷害我，说我是共产党和什么左翼文化人。我再说一遍，谁说我是共产党他们才是共产党，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共产党的规矩。而我，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你敢写保证书，说你绝对不是共产党，也没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吗？”“我心里没病，当然敢写。”
“可是一旦看出你不是你写的这样，你说该怎么办？”
“只要你拿出证据，那就杀我的头吧！”
警察局对她的话半信半疑，但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判定他们的怀疑。再加上这位李云古风姿绰约，能歌善舞，极会打扮自己。她在狱中不像别的女犯留着激进分子常梳的短发，而是蓄起了辫子。她的言行中，满腹屈辱、不解和痛苦。她独自久久地呆立在监房里，直到看守给她端进饭来她才猛醒过来。
那天，她领着监所里的女犯从早哭到晚，一个个哭得痛不欲生，好像忍受不了这里的生活，随时都可能走向轻生。女人的哭，究竟是逞强的武器，还是示弱的表示？就连对付共产党的软化专家也弄不清楚了。
“你这是干什么啊？李云古！你想象孟姜女那样把监狱哭塌还是怎的？”看守长和几个警察被女犯们哭得实在不耐烦了，把她叫出来讯问。
“我平白无故地被你们抓进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哭有什么办法？我好伤心哪，大家的心都是肉长的，谁也不是铁砣子。不死不活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只好哭呗。”说完，她又放声号咷大哭起来。
“好了，好了，别哭了。”看守长说，“如果你能证明你自己是无辜的，那我们也可以放你嘛。”
“你们抓我，又有什么证据呢？总不能仅凭‘嫌疑’二字来定我的罪呀？”李云古时而吞吞吐吐，时而伶牙利齿，倒也把看守所的当家者们弄得一筹莫展。
一段时间后，外面有人给她送进来了被子、面包和一些钱。她看到那件熟悉的棉被和被看守们揉搓得稀烂的面包时，心里激动得好像穿过一股热流。党组织没有忘记她，她也没有出卖同志。给她送东西本身就意味着外面的组织正想尽一切办法和她取得联系。
这时，那位在监狱里已经关押很久的老共产党员在轻轻呼唤她的名字，她转过身凑到她跟前，认真地听着她说出的每一个字。
“小心上当！敌人正在考察你，给你送东西的人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墙角旮旯里的老太婆拾起满脸伤痕的脸向着她说，脸上的汗闪闪发亮。她两眼紧闭，究竟是由于受刑挨打的浑身肿块所致，还是由于灯光的关系，李云古无法一时确定。她即使对老太婆，也绝不打开内心的那扇窗户。她望着那张面孔停了一会，看见她嘴巴张开好像又要说话。一小堆呕吐物从嘴里涌出来，嘀嘀答答地挂在胸前，流到她膝间的一摊呕吐物中。头又耷拉下来直到下巴接触到胸部。与此同时，一头蓬松的乱发挡住了她的面孔。她的话音又开始了：
“你没有暴露。我们的同志听见了敌人打电话，你依然还是嫌疑犯。”
江青心头发热，真想扑上去拥抱她，但是不能。她透过老太婆破烂的衣衫，看到她胸前、肩膀、肚皮等处都隐约的有青紫色的肿块，显然是拳头，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结果，心里痛得要流泪。但是，她得保持距离，不能表示出和这位公开的共产党人一丝一毫的亲近。
果然，没多久，又有一批新的女犯入狱，其中就有给她送被子、面包和钱的两个女青年。
李云古震惊了。这时，她才深深地感受到，一个革命者丰富的经验竟能使她产生高度准确的判断。她怀着无限尊敬的心情，长久地凝望着那位奄奄一息的老布尔什维克。
“报告看守长，我有话要讲！”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叫起来。
看守长和赵耀珊等一大帮警察、特务闻讯而至，他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哗啦啦地站了一院子全副武装的士兵。年轻、凶悍的看守长站在正中，右边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特务头子。只见李云古披头散发，满面怒容地带上来。破口大骂：“你们都是白吃党国饭的笨猪、蠢驴，你们行凶作恶、乱抓好人，你们不知道如何去抓真正的坏人，却只抓了几个为我送东西的善良女孩，你们为什么不杀我？你们杀了我阿！”
“你这个泼妇，你要干什么？”
“我要替这些孩子们说话！”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她们是我的学生！她们为我送东西，我不怕受牵连！”
“啪，”地一声，赵耀珊狠狠抽了她一个耳光，把李云古打得踉跄倒地。但她挺了挺身子，又站起来，指着那个满脸横肉，裸露着毛茸茸的前胸，看上去十分思心的赵耀珊骂道：“你、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打我！我主基督是不会饶恕你的！我要报告我的外国传教士，到国外的世界法庭去控告你！”
赵耀珊余怒未息，大喝了一声“混蛋”，走上一步把她抓起来摔倒在水泥地板上，从这一手就显示出他是受过一定训练的打手。李云古乘势打滚，更加哭叫地大骂起来。他还想冲上去打她，被看守长拦住了。
“也许李云古真的不是共产党，充其量不过是个唱戏的。”看守长和警察局的头目们商量。“从她身上，看不出半点过激党的气息。”
赵耀珊说：“想不到这姑娘野性十足，发起泼来还真厉害呢。”
“女人嘛，到一定的时候也会咬人。兔子急了不也咬人嘛。”
“看样子，把她再关下去也没多大油水。让她找担保人把她保释出去算了，”赵耀珊说，“放出去以后派人暗中监视，这也算放长线钓大鱼嘛。”
李云古当然比旁人更能清楚她自己的处境。她焦急地想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每次有女犯出狱，她都要设法让她们往外捎信。尽管她知道这样做很冒险，但渴盼自由的欲望已经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你准是觉得我是个胆小鬼，”她对那位老囚犯说，“不过你还是不了解我，我的心情已没有那么紧张了。但是我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事要干，很多的人需要我！”
“你要沉住气，不要让当局察觉你的急切心情。否则，他们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哦，是这样的，我明白您的意思。”李云古透过铁窗望着蓝天、白云和夜间的灯海，觉得自由的前景，真是最美丽最漂亮的画图。她常常禁不住地喊起来。
“李云古，你干什么？”同牢里的人吃惊地问道。
“没有什么，”李云古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同牢里的囚犯已经够紧张的，她说出自己的心思她们的神经肯定经受不了。也许有的人知道她的想法，准会激动万分的。
由于她知道同牢里有几个叛徒，所以她处处像防贼一样地提防着她们。直到她教过的一位小姑娘被释放时，她才托她捎出去一句话：“敌人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们自己也承认是误抓。现在是想办法找一个证明人，能证明我与政治无涉！”
为此，那个老共产党员也替她想办法。
“对了，你不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领导的夜校的教员吗？如果能搬动一个外国传教士来保你，敌人肯定不敢得罪外国人。现在，外国人可比中国人要吃香啊！”
李云古有了主意了。她一次又一次地给那个组织的熟人写信。看守所里被她感化了的看守人员也给她想法送信。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一辆红色小汽车停在了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门口，从上面下来了两个黄头发、白皮肤的洋太太，她们很引人注目。她们的衣着气派，雍容华贵：钻石发夹，钻石耳环，还有钻石戒指，这些珠宝都是她们身份的象征。
“我们要保释李云古小姐出去，她不是过激分子，她是我们基督教最出色的教员。你们显然是抓错了人。”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实际上成了最安全的保险。
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的机构只填写了一份释放审批表，让洋洋得意的李云古作了指纹登记后，就把她释放了。
她出狱后，见到左翼教育联盟的党组织代表，故作轻松地说：“这只是夏天很平常的风景，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很快安全度过来的。”
那时，由于俞启威已经出狱，江青的党员关系得到确认。被捕期间的表现，经左翼教联党组织的审查，所作的结论是：“李云鹤被捕期间从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出卖党的秘密和同志，没作损害党的活动，可以视为是经受得住考验的女同志。”
对江青的这段历史，后人众说纷纭。
一九七五年夏天，康生重病缠身之际，托人向毛泽东转送去两份揭发张春桥和江青的材料，说：“已有材料说明，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被捕写了自首书，是叛徒。请主席注意，必要的时候给予审查。”
毛泽东看罢材料，很生气地扔到地上，对身旁人员说：“康生同志头脑已经糊涂了。作了一辈子肃反专家，把神经都搞乱了，以至好人坏人分不清了。不要杯弓蛇影嘛。”
一个月后，毛泽东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人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谣言不少，我劝大家要作具体分析。比如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从林彪时就这么讲。春桥从来没有被敌人逮捕过，怎么能是叛徒呢？江青在三四年十月被敌人抓过，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把她放了，怎么能是叛徒？可见造谣的人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敢于这样干，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
张春桥说：“这也是在造谣言造舆论。”
“我看不会有多少人信它。”毛泽东接着说，“江青这个人，毛病可多呢。缺点和错误可以用火车拉，但是她不会当叛徒，这点我放心。她反刘少奇、林彪，都是立了大功的。毛病是后来很骄傲，开了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以势压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我希望你们都去帮助她。不然，她的错误不得了。”
华国锋说：“江青是功大于过，功劳把错误都掩盖了。”
“不，应该是功是功，过是过。还是两者分清的好。”毛泽东说。
回想这些，江青的眼睛又湿润了。唉，这个女人呀，眼泪就是多。
第六章
华国锋审时度势：不能让江青活着出去。当年陈永贵被整，全靠江青全力支持，树立权威，陈永贵拉着江青的手说：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如今，江青成为阶下囚，这位农民政治家却献计献策，要她的脑袋。
刚把江青抓起来的时候，华国锋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江青被人救走，或者党内国内出现反对力量，整个形势就会发生急剧变化。
他和汪东兴亲自检查了关押江青的地下室后，稍微放心了。这至少不能使这个婆娘逃出去。他详细询问了她的表现，但没有勇气和她见面。几年前，他就领略到了她的厉害，现在果然硬不可屈。是的，这个女人掌握毛泽东的东西太多了，对党最高层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不能让她活着出去。
“让我再审问她吗？”汪东兴急于露一手。
华国锋摇了摇头。他怀疑是否能从这个女人嘴里掏出能使他们认罪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她是不能活着离开关押地的。当然要同政治局几个核心人物商量。中共中央不大轻易杀人，这与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不同。可是，他已无法召开会议公开研究这件事，因为一旦传出去后果难以预料。形势如果紧张起来，一切要靠他华国锋做主了。
当时，上海吵吵闹闹要策划起义，搞武装暴动的时候，政治局里就有人提出要干掉江青和张春桥。
陈永贵对他说：“好我的华主席呀，自古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上海那帮小子敢于犯上作乱，无非是以为有了江青他们就可以打上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嘛。我看杀了江青、张春桥这两个人，他们都会变成草鸡。”
“永贵，你还真有些头脑。”
陈永贵“吃吃”笑着说：“这也是学着毛主席的思想而想办法呗。阶级斗争很残酷、尖锐，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嘛。”
“你估计这个主意提出来，政治局会一致通过吗？”
“我看差不多。现在‘四人帮’人心丧尽，想杀她的人多得很。”陈永贵说完后，果真开始了他的活动。
江青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大寨大队批判她的文章，马上想起了陈永贵在一九六九年初见她的情形……
“江青同志，有人要害我，请求毛主席和你给我做主啦！”陈永贵一见江青，“扑通”一下跪倒了，顿时泪如雨下。“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今天，也没有俺的今天，俺可是粉身碎骨都跟着毛主席走哪。正因如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大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俺硬是有毛主席撑腰给挺过来了。”
这些话把江青弄了个莫名其妙，连忙把他扶起来说：“永贵同志，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你这样反而把我弄糊涂啦。你不是好好的吗？”
“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硬要给我定‘日伪汉奸’，还要取消我九大代表的资格。”陈永贵开门见山地说。
“他们谁敢这样！”江青板着脸儿，“谁要是想砍倒大寨这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整你，就是反中央，就要把他们干掉！你放心，只要毛主席健在，他们的阴谋绝对得逞不了！”
这话很管用，陈永贵马上止住了眼泪，坐到沙发里，开始一五一十地汇报事情经过：
“我从小讨吃要饭，死去父母，早就过上了孤儿的生活。”陈永贵看着江青的脸色，想把话尽量缩短些。“后来我在大寨村立住脚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就不说了。抗战爆发后，大寨成为日本人、八路军和伪军交战的游击区。按照边区抗日政府的方针部署，阻止日本人扫荡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维持会，选出一个伪代表当会长，明里应付鬼子，暗地里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这个角色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