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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江青没有别的道路可以择选。只有同他们作最后的拼搏。
既然毛泽东不是天才，不是无所不知的神，那么眼前的一切也只能靠自己争取了。
第十六章
当年批《三上桃峰》，毛泽东曾支持了江青，别人是口服心不服。但如今都要翻案，他老人家的话是不是不灵了？
江青文革初期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电影剪辑
江青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由于过分的激动，她的面孔都有点发紫了。直到躺在床上以后，她才感到稍好一些。这几天的法庭调查，她得出一个结论：这不叫法庭调查，而是地地道道的大会批判。她手头没有任何材料，也无法核对当时所批示或讲话的背景，一时只得听凭他们的摆布。幸亏自己的记性还比较好，能够灵活地对付法庭的突然袭击，不然简直无法招架。这时，她才理解为什么王洪文被捕以后，应付不了他们的花招而败下阵来了。对付这些手握生死权的阎王们，没有豁出去的勇气是根本不行的。
“现在，他们不但要为刘少奇翻案，而且要把反对刘少奇或揭发过刘少奇的人都要斩尽杀绝，好狠心呀。”江青自言自语的说，“这下，我可是尝到复辟狂的滋味了。简直要杀人！他们根本不讲刘少奇或他们的帮凶有什么问题，好像我们这些毛主席的追随者们就是要无缘无故地所谓迫害他，诬陷他，这能说服了全世界的舆论吗？”
从这两天的法庭调查，已经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她江青的主罪之一。
“你江青有没有感觉，刘少奇的路线现在并不臭，或者说像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说不定某一天，有些人就会公开树立起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旗。”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底的一天，和江青、张春桥谈话时说的一句话。
江青为此深思了好几天。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多次说：“主席讲了以后，我仔细地观察一些文化和教育部门的问题，确实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现象。你们都要注意抓这方面的典型，不能给刘少奇的复辟势力留下任何卷土重来的土壤和气候。这根阶级斗争的弦可是要绷得紧紧的呀。”
于是，文化、教育、宣传部门的大小领导人都把眼睛瞪大了。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共山西省委按照文化部审查通过的剧目要求，同意山西省晋剧院带着《三上桃峰》去北京参加华北地区的文艺会演。这个戏的剧情很简单：说的是某人民公社杏岭大队的一个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严重的人，以欺骗的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的女党支书记青兰发现此事后，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作者强调：“这是为了歌颂共产主义的精神和风格。”
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陈永贵以及文化部的领导人们统统都来看戏。演出一结束，江青就上台对演员们说：“《三上桃峰》是一株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搞的，于演员们没有关系。我今天特意穿上军装来看戏，就是为了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她连喊三声后，又对演员们说，“你们应该起来和他斗，刘少奇被打倒好几年了，还有人要为他翻案，你们看这个阶段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多么的尖锐和复杂。”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开始大加讨伐：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指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江青对张春桥、姚文元和几个笔杆子们说：“你们要看到这出戏跳出来不是偶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是个红小鬼出身，这是好的。但他参加革命后，跟的人可是不太好呀。你们知道吗？毛主席刚到延安时，创办了一个叫红军大学的学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以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这时谢振华在抗大二队，和余秋里、张震、洪学智、张国华、谢富治等人一块参加学习。一九三七年八月，谢振华被派往山西太原，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一九三九年初，谢振华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我编在一个小组学习。这个人好凶呀，动不动就和我发火，说我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虚荣心’、‘什么怕艰苦生活’等等。我说你是‘狗屁’，你懂得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我要是怕艰苦，我来延安干什么？他再也不敢胡说了。现在看来，他的反动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为刘少奇翻案，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春桥也在提醒秀才们：“王光美从桃园撤退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追随者在桃园附近立起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到处作报告，特意亲自到文联礼堂讲话，动员文艺界给她鼓吹。”
于是，姚文元亲自在文章里写下了一样的一段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初澜”的文章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了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倒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败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文章中的“某些人”就是指谢振华。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起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终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得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出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势力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彩：‘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作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用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谢振华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说：“我看了什么初澜的文章，里面是典型的胡说八道，我们绝对不能向这种强词夺理的胡说八道低头，我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喊冤？我就不信经过了那么多得曲折和苦难以后，我们的党还要继续这样穷折腾下去，此风开了头，我们的山西就又要打乱了。”
周恩来说：“振华同志，只要你不是反党的，就要能够经得起考验嘛。我劝你还是多检查自己的错误，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相信毛主席是会弄清楚一切情况的。你现在的头脑已经大了，先冷静下来。好不好啊？”
那天，谢振华开会的时候，碰见了邓小平，谢振华说：“小平同志，现在我才看清楚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他们根本不讲理，我看他们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话说到这里，我也就豁出去了，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看他们能把我怎样，与其硬说没有，干脆就说有吧。”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造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谢振华也气愤地说：“我看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本身搞这种名堂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把这些情况汇报到江青那里后，江青对毛泽东说：“你看这个谢振华还能继续干这个省委书记吗？他公然和替刘少奇翻案的人站到一起去了，这个人的思想可是成问题哪。”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是逼人上梁山哪。我看了初澜的文章，就很难说服人，起码没有完全说服了我。我就不相信谢振华会替刘少奇翻案。不过你们有意找个靶子打一打。练练兵也无妨不可。”
江青说：“这个谢振华可不是仅仅这点问题。据陈永贵同志的揭发，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陈伯达为了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窜到山西进行活动。谢振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太原陪着他到几个单位去跑，召集地、师以上的干部让他接见，还把他的黑话印发到各地去执行。他跟着陈伯达和郑维山到了内蒙，参加所谓的‘华北经济协作会议’，这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关键。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谢振华不是很好地揭开盖子，反而表白他自己说：‘陈伯达来山西受到了冷遇，对山西的接待很不满意。’在郑维山为林彪修展览馆的问题上，谢振华也是多次说：‘修展览馆我们抵制了，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事实上，他是积极地参加了修建展览馆的。在修建之前，他听取过施工部队的负责人关于修建展览馆的汇报，参加了图案模型和展品的预审。施工时省里还出了人、出了车去支援。并出钱修建了为展览馆服务的招待所。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他自己，说明了他很不老实嘛。我在问他郑维山在五台山为林彪修建行宫的问题时，他却说不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人让陈永贵把他揭露得体无完肤了。”
毛泽东哈哈笑道：“当初认为跟着林彪和陈伯达是个光荣，现在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要离开他。可见那个东西确实不光彩。林彪和陈伯达都成了过街老鼠了。既然你们已经通过批判《三上桃峰》把山西的盖子揭开了，那就尽量弄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谁是正确的。对陈永贵支持一下也好么。”
于是，由王洪文出面主持，江青、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召开了解决谢振华问题的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汇报会议。
江青一到会就指着谢振华说：“你别以为你的资格老，比你资格老的我见多了，他们脱离群众，都被打倒了，难道你也想步他们的后尘吗？我们本来是老熟人了。你在延安的时候，是我们的大队长，那时你就好凶呀。你就是喜欢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初解决晋东南问题时，有两个排在途中对群众组织开枪还击，造成了流血事件，你知道吗？”
“我听到了汇报，没有及时地解决和处理。”谢振华说。
江青得意了：“你现在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变成光杆司令。你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你有权嘛。”谢振华说。
“不过有人说我不爱看样板戏，这不符合事实，八个样板戏我都看了，一个都不少。”
经过了六十多天一连串的批判，谢振华终于被迫写出了一份检查，在提到《三上桃峰》的问题时，说：“晋剧大毒草《三上桃峰》在我省出笼，是我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我省回潮的突出表现。《三上桃峰》是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个戏，我曾看过，但没有看出任何问题，听任其在我省广为上演，散布了反革命毒素。我同意了把《三上桃峰》作为主剧参加华北调演。这是我省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暴露，也是我不抓阶级斗争造成的结果。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我最大的失职。是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犯罪，感到万分沉痛。江青同志代表中央在接见我省晋剧院演员时提出‘炮轰谢振华’，这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使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扑，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爱护，我表示完全接受，坚决拥护。”
“你想，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能翻的了案吗？”批判谢振华时，江青问道。“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