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会得不深，理解得不透，执行中有很多的错误。特别是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首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不够。正如林副主席所指示的：‘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
念完这些，工作人员又把材料的复印件让她看了后，审判员沈建问道：“你看清楚了吗？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忘记了。”江青满不在乎地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对我写的这个东西因为没有记忆了。不过，那封信是我写的。这是很正常的。专案组成立一年多了，一些原始材料不让我看，这说明什么问题？对吗？”
公诉人江文再次建议法庭播放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给北京京剧团一个讲话的录音。
审判的大礼堂里响起了江青当年的声音：“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的材料，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地看过了。但是要对人民负责呀。我现在负责的第一个大专案，很艰苦啊。我的工作不像当年那样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刘少奇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
江青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冷笑了一下，把耳机戴紧了些。
“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听不大清楚。”江青对自己的声音，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
工作人员又把录音播放了一遍。“江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听出了是我的声音，这是我对艺术家们的讲话。插了这么一段。”江青说，“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专案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负责的。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除毛主席外，都参加了。周总理和现在的许多人都是专案组的成员，具体的工作由专案组的人员负责。”
“你为了制造伪证，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由你直接决定逮捕、拘留、关押的有多少人？”
“不记得。”江青摇摇头，一副茫然的样子。
审判长宣读了被她批准关押的十一人的名单，其中有：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逮捕曹亮、梁漱德夫妇；六月八日逮捕刘少奇的厨师郝苗；六月二十九口逮捕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冯少白；七月二十一日关押审讯一九二九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觉群；七月二十七日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八月三十日逮捕重庆医学院讲师马国均；十月三日拘留审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世文……
“江青，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逮捕郝苗，是不是由你批准的？”
“记不清楚了。”江青大声回答。
屏幕上出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专案组送给江青和谢富治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了逮捕刘少奇厨师的理由，说他有“军统特务之嫌”，并有对抗中央审查刘少奇的言行。报告头上有“照办。江青六月八日”的字样。
江青看了这些后，点点头说：“字是我写的。批准逮捕他们，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他提出报告要逮捕审查一个人，我没有理由不同意。放在哪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会同意的。实际上，有许多的人，就是总理批准的，你们怎么不敢说半个不字呢？”
审判长传受害人郝苗出庭作证。被关押六年多的郝苗一见江青，气愤得咬牙切齿：“我要控诉江青乱抓无辜的罪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深夜，我正在宿舍睡觉，突然来了几个人把我叫起来，说是要对案子去。然后就把我推上了汽车。到了监狱，他们宣布说：‘你被捕了。’审我的人一直要我揭发刘少奇、王光美的罪行，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多次问我，解放前是否认识王光美？是否知道她是个特务？我说：‘刘少奇是这样大的干部，我是一个厨师，成天在厨房，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呢？关于王光美的事，解放前我是一个学徒，从来没有见过她，她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他们一连问了我几十次，我也回答了几十次。他们不满意，火气越来越大，要我承认刘少奇变修是我饭菜做得好，腐蚀了他，又说我中毒很深，所以保皇。就这样我一直被关了六年多，始终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逮捕我。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使我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至今不能正常工作……”
公诉人发言说：“江青一伙为了诬陷、迫害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滥抓无辜，连厨师郝苗也不放过。经调查证明，郝苗的案子完全是冤狱，所谓特务嫌疑，纯属诬陷。”
这时，又一个证人出场了，他是当年刘少奇专案组的原组长肖孟。
他的证词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后来也被江青等人抓起来了。
“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一月期间，担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康生从钓鱼台通知我去那里一趟。我一进楼就碰上康生的秘书，说康生在楼上有客人，要我在楼下等着。等了很久，康生才叫道：‘肖孟来了没有？’我急忙上楼去，楼上只有江青和康生两个人。江青从沙发上站起来，很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很难请啊！我们等了你很久了’我连忙解释，说不是迟到，是秘书没有让我上楼。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很快地搞出来。’江青和康生还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了具体的部署……”
坐在旁听席上的王光美，脸色刷白，她的手还在微微地颤抖。这些揭发，使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但是，她很能控制她自己的情绪，尽量不使自己发作起来。
肖孟还在继续地揭发：“当时，我和专案组的人员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很惊讶。因为当时很多的调查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报告是很难写的。但是我心里很为难，明知报告不好写，但是又不敢不写，专案组连夜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量用了‘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的用语，但是还是不行。第二天，这个报告送给江青以后，江青在报告上划了一个大勾叉，并作了批语：‘搞的不好，退专案组。’……”
旁听席上的所有人都被这个情节所吸引，大家都关注着下文：
“专案组一看退回来的报告，就知道江青是生气了，可是又不敢去问。我们商量以后，由我拿着这篇打了叉的报告去见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说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并且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由我亲自写好了。’果然，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一共三顶帽子。这份报告上有江青亲笔签的字。可以肯定地说，诬陷王光美是特务，纯粹是江青和康生一手制造出来的。从这件事情起，我就被清除出专案组，后来又被关押了五年之久。”
肖孟讲完后，审判官和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江青身上了。
江青清淡地说：“批复的报告和划了叉的签字，是我写的，我认识。但是内容我记不得了。我也根本不记得肖孟是专案组组长，我不认识他。关于王光美的问题，是康老亲自告诉我的。康老是我们党的肃反专家，敌人很害怕他。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都很信任他。我为什么不信任他呢？”
江华感到了这次审判是比较成功的，完全打乱了江青设置的预定计划。整个事情决不能按照江青的预想来发展，不给她留下任何推卸责任的机会。凡是容易牵扯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问题，法庭一律提都不提。现在看起来，这个方案的制定是十分正确的。想起来，办好这件事，的确很艰难呢。
按照中央的意图，只要能够证实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是江青直接搞的，就为以后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条件，也给在刘少奇平反问题上解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彭真在审判前对江华等人说：“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到，诬陷和迫害同领导人的偏听偏信毕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开始，说江青是直接负责刘少奇专案的证据，就是原来专案组的人员证实，谢富治对专案组的人多次说，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但是，缺乏原始的书证。
具体办案的人翻阅了为刘少奇平反准备的上百本案卷，终于查到了谢富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一个报告上的亲笔批示，明确指示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亲自抓，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然后，他们继续调查，又找出江青的信和谢富治、汪东兴的检查以及从六百多盘录音带里辨听出的江青的讲话，这就是为充分地证明江青是这个专案组的总策划。
审判长按照原定的方案，今天的审判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原先的预定计划。所以，他很满是地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休庭。”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江青在内，都知道并不会这么简单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呢。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他才终于下了决心：从组织上解决刘的问题。为此，他要借重林彪的力量。那年二月中旬，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主持下，许立群起草了《中央转发各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文件只字不提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口号和内容。刘少奇让许立群了解解放军在农村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情况，说：“林彪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来代替四清运动”。他在有关的文件上批示：“四清运动中只能学习有关的文件，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中央的两个十条。”
就在这年二月下旬，林彪拿着刘少奇二月十九日对《工交会议的一些指示》来找毛泽东和江青，见面他就说：“你看，刘少奇这个王八蛋又再攻击解放军了，他同我是有仇恨的。他在这个指示中，诬蔑毛主席领导的工作‘有错误，对错误的看法，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席呀，是要和我们算账呢。还有邓小平，也在二月二十六日的工交会议上，提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思想工作要落实到生产。’明明也是和我唱对台戏嘛。”
毛泽东很沉着地对林彪说：“让他们唱嘛，物极必反，谁要是闹到后来不走向反面才有鬼呢。我是后发制人。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就不信中央的多数就是听他刘少奇的。我看，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来吧。眼下打好两个仗，这个先不要提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邓小平对罗瑞卿讲的话引起了林彪的恐慌。邓小平说：“罗瑞卿总觉得冤枉，有委屈。我看，罗瑞卿同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就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如果你罗瑞卿承认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刘少奇也接着说：“小平的意见是对的，你有什么话一是可以讲，二是可以保留，将来让实践来检验。”
林彪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出来了吗？他们杀气腾腾，留待反扑呢。现在我们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将来他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事情了。”
江青对林彪的话很有感触，也对毛泽东说：“风声鹤唳，战鼓咚咚，这场斗争可是不简单哪。”
毛泽东自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选择的时机。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有意点文化部门说：“少奇同志在文化革命上是怎么想啊？我看，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部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譬如姚文元同志和张春桥同志就是这样的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解散了的那个农村工作部。少奇同志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就要犯大错误。我对原则问题从来是不让步的。这次会议也算是个招呼。”
此刻的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他在从容不迫地和军队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部署着一场称之为“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战略措施”。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少奇毫无觉察。他同样是在执行着反击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战斗；主持中央的工作，解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的问题；积极地推行派工作组的路线，也要去一些学校蹲点，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搞文化大革命，等等。当他在他的活动中遇到了反对力量，出现了各种问题时，被毛泽东抓住了时机。然后，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刘少奇打了个晕头转向，败下阵来。
红卫兵的造反，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的那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干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系列活动的理论基础。当全国各地出现一片混乱局面的时候，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讲：“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敌人，乱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就不高兴。”江青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战友们到处支持造反派和红卫兵。
刘少奇认为的右派和“反革命”，变成了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造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成了区别他们的一个焦点。
刘少奇说：“搞了几十年的革命，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看，这些问题上的是与非，还要经历一个时期才能看得明显。”
毛泽东说：“革命来革命去，革到他自己头上了他就不理解了。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共产党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刘少奇从来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的，这是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态度。”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可非议地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次大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检查，都承认他们犯了路线错误。军队的领导人和一些个别的地方干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进攻尤其利害，使他们深深地感觉到大兵压境。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的讲话，是一个决心整垮刘少奇的信号。他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