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也说：“从今年六月一日总理住院以后。我就有个想法。是不是国务院采取轮流值班的办法来主持工作。这对大家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但是，主席在十月四日建议让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让他主持了国务院的工作。我想，邓小平的中央工作经验丰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我是诚心诚意地支持他的工作的。但是，这个人好像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仇恨，看谁也不行，就是看准了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等人可以。所以，我就觉得要出事情了。没想到……”
“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江青故作轻松地说：“这也好，和主席谈一谈，让他了解一下情况也好。有什么话，我们同来再议吧。”
“让主席了解一下，我们和邓小平是主义之争，而不是个人的恩怨之争；是是非之争，而不是什么权力之争。要说权力，我们是在为党争权，为阶级争权，而决不是为个人争权。这点请江青同志能够为我来作证。”张春桥说。
这话引得江青反而笑了起来。
谈话结束之后，姚文元回到家里怎么也睡不着，他记下了当天的日记：
“斗争的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的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据理反驳，向他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认为，中央政治局现在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我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会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我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是我的座右铭……”
说老实话，江青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眼里，她不过是通过这件事情来看待一下中央政治局成员们的态度而已。当时，华国锋的谈话使江青是深受感动的。江青睡觉醒来后，华国锋还给她来电话说：“江青同志，我又把小平同志最近的一些讲话和表现想了一下，觉得他这个人还是需要警惕的。我同意报纸上所讲的关于儒法斗争的一些判断：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说明了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就在于能不能保持执行法家的路线。江青同志，我也是个法家呀。秦始皇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车’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赵高就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他的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就发动沙丘政变篡权，用所谓‘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对法家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而和秦王朝相反，西汉王朝的初期和中期之所以能正反复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的路线经过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这可是要不得的呀。请江青同志放心，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一定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到最后一息。”
江青没有想到华国锋还有如此的水平，对他的看法有了显著的改变。
“风庆轮的事件，我已经建议李先念和谷牧同志去处理，相信会有很好的结果的。总之，我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多发言，我是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的。”
江青事后对张春桥说：“华国锋这个人看来还老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个人将来或许对我们有好处的。他也是主席一直支持的人，毛主席和我讲过：‘让华国锋这个老实人当公安部部长，我能睡得安稳些，其他人就不那么放心了。你多和这个人接触一下，看看他到底怎么样。’”
张春桥说：“好吧，慢慢地看吧。政治局里的人大多都还没有进行过严重的考验，将来怎么样，也很难说呀。”江青顶了他一句：“总不能就是我们四五个人完成一场革命吧。”
张春桥对江青的这句话，深深地思考了好几天。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汇报，采取了顾全大局的态度。这点，江青对毛泽东的了解是最为清楚的。她事先就可以预料到毛泽东会讲的话，所以当王洪文十月十八日从长沙回来以后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的事后，江青就微笑着对他说：“主席没有明确支持你吧？我早就告诉过你，只要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其余的事情就是主席来考虑的问题了。主席历来是实行亲者严、疏者宽的方针的。主席对我批评和教育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大概春桥同志也有所知道吧？”
“岂但知道，简直是深有体会。”张春桥说：“我敢说，中央政治局里谁也没有我对主席有更深刻的了解了。我也估计到，洪文同志这次到长沙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收获，但是主席了解了问题的情况后，他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我们还应当让更合适的同志给主席反映情况，使主席不至于上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当。”
所以，江青又委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进一步反映情况。
“如果我的这些也是罪状的活，那么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这类的事情就是多如牛毛了。”江青在监房里对监管人说：“他们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干那些事情，我们都是清楚的，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抓他们的把柄。现在他们倒是从姚文元的日记里或主席的活动记录里查到一些线索便大做文章，只能证明他们的卑鄙和无耻。江某做事敢作敢为，从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江青回忆到这里后，马上动手要写东西，准备下一次到法庭上进行反击。
江青的反驳和外电的评论，震动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层。
彭真拿着刊登外电的《参考材料》，登门面见了邓小平。
“特别法庭的第一个题目，可是没有选择好突破口呀。”彭真说，“这事让人家抓住把柄了，外电和新闻媒介也不服气，纷纷替江青鸣冤叫屈，说长沙告状算不了一回事。”
邓小平说：“怎么搞的？那么多的法律专家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也在看人办事呀？这可是不得了的呀，法律该怎么办就应该怎么办，不要认为我们这次审判是为哪一个出气的问题，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事情，就是谁说了也要推翻的。毛主席晚年的教训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吗？”
彭真点点头说：“我当初也在这个告状的问题上想过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在国外引起反映了。是的，江青一九七四年十月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开会也好，碰头也罢，他们在组织上应该是合法的，没有问题的。他们都在中央有很高的合法地位，如果他们都不能在一起碰头，那么我们将来怎么办？是不是也构成了犯罪？这样谁还敢在一起商量问题呢？”
“问题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邓小平说：“现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们的审判没有什么名堂，都是一些人所周知的事情，不算一回事。对此，我们也应该正确考虑。是的，虽然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但在看法上有了根本的区别。”
彭真犹豫地说：“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并没有法律知识，只是临时抽调过来完成任务的。他们能来就不错了。有些同志还不敢来呢，怎么动员也不来，连两办的负责人都不敢当。这些人心有余悸，对江青这个人还是有点怵，也有些投鼠忌器的担心。”
“怕什么，既然要和江青这伙人斗，就不要怕他们将来翻案。”邓小平说：“这些年来，斗争的反反复复，领导人的上上下下，一些事件的曲曲折折，使得人们心中的疙疙瘩瘩总是解不开，理还乱。告诉我们的法官们，谁要是害怕将来有反复，趁早现在就滚蛋，别将来再说是我们这些人逼着他们干这干那。一切都要从事实和法律出发，决不能再出类似的失误了。”
邓小平的指示传达到特别法庭以后，江华也给一些人鼓气说：“你们别以为江青难缠，怕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你们不要太多虑了。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又有法律武器，加之我们自己是站在主导地位，是以制服和压倒对方。江青之流充其量不过是个阶下囚罢了，你们怕她干什么？”
这下，整个特别法庭的气氛大不一样了。伍修权在会议上说：“虽然我对法律并不熟悉，但是党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要坚决完成好，我从小就玩过审判坏人的游戏，没有想到现在果然真审起大坏蛋来了。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呢？”
第十四章
庭审调查江青直接控制指挥“刘少奇专案组”的事实，江推说“记不清了”。但实际背后内有乾坤。
当江青放风的时候，在那片划地为牢的有限空间，她总是喜欢抬头望天，然后微微张口，慢慢地吞进那自由流动的清新空气，就像在品尝着一杯芬香的美酒。这时，她才能体味到当初革命先烈写的“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两句诗，的确是有感而发的。自由自在的轻风虽含冰凉的杀气，但在江青面前，却显得亲切、温暖，因为失去自由的人正是需要这种作为一个活脱脱的生命所离不了的东西。永生永世，也许这种东西再也不属于她自己了。
昨天，她收到了特别法庭于十二月三日上午继续开庭的传票。
江青已经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太阳，已经缓慢地升起来了，她闭着眼睛对着她认为是光明的象征，就如同进入了温泉。她突发奇想，就让这大地的母亲——太阳来治疗自己饱经创伤的心灵和肉体吧。她写了几句并不雅致的所谓诗：
“阳光能穿透封闭的黑牢，却不能解救无罪的生灵。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这块土地上站着，企盼光明。
伤口在滴血，眼睛却没有流泪，
泪水早被愤怒的火焰化成永恒的诗篇……”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她还需要再熟悉一下她认为是颠倒了是非的那篇《起诉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攻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
江青看着这些嘲弄般的文字，深感悲哀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在对方面前丝毫无能为力，而是切身感到，政治斗争中的历史事实果真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任由强权者强好或者打扮。她依在靠背椅子上，半晌没有吱声。毛泽东从来喜欢人们对他直言讲话，也赞赏那种不卑不亢的革命勇气。人，就应该有人的尊严。怎么现在在我倒霉的时候，突然冒出了这么多的罪名？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觉群在狱中就申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在狱中先后二十次书面声明，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但丁觉群、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许上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江青想了半天，对《起诉书》里罗列的这些情况毫无记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发动了那么大的规模，揭发了那么多的材料，就被这一纸空文一扫而光了吗？白纸黑字写下的材料，说推翻就能推翻吗？刘少奇的铁案，难道是所列的那两个人的口供定的吗？既然不是，他们俩推翻不推翻自己的口供与整个案子有多大的关系呢？刘少奇的案子，是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通过、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决议的。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扣到了我江某人头上，好像我真有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头上的本事，你们这一批批号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设计师”的“英雄好汉”们在我面前，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吗？
不尊重历史，不敢面对现实，不正视大量的铁的证据，就要闹这种历史的笑话。
这是江青写下的她对这份《起诉书》的评价。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九点开庭的这天，江青一到法庭，就竭力要使自己沉着、镇静，摆出一副“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的架子。她坐到给自己指定的位置上，戴上了耳机。她看到台上的公诉人和法官们的面前都摆着一杯茶水，一双双眼睛都盯着她。她感到他们很可笑，因为她相信坐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聋子的耳朵，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她转身瞅了一遍旁听席上的人们，黑压压的人群里没有发现她所熟悉的人。
其实，有一个人的眼睛从她押上来的那一刻，就紧紧地盯上她了。那双眼睛里，闪着复仇的火焰，和她的眼睛几乎有着同工异曲之妙。这个人，就是王光美。本来，她应该是以受害人的资格出庭的。但是，她婉言谢绝了。她经历了那场九死一生的劫难之后，已经变得成熟得多了。她懂得，现在不用她出面就可以达到她的目的，自己出面反而显得小肚鸡肠，没有大将风度了。
“被告人江青，本庭现在就《起诉书》指控你直接控制专案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进行诬陷和迫害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用手抚平自己的衣服，鼻子哼了一声，算作问答。
“一九六七年五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以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直接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怔了一下，很轻松地说：“不错，我是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是我是受中央的委托而参加的。是毛主席，还不仅仅是毛主席，还有周恩来等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而参加的。而且，我当时只是一个助手。不能说，专案组的一切工作都是我直接指挥，事实上也不是。”
公诉人江文立刻建议法庭出示证据。
审判台旁边的巨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材料的投影。江青将身子微微扭过去，认出那是一九六八年初的专案组写给中央的报告，上面有谢富治二月二十六日的一段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工作人员念完这段话后，审判长问道：“被告人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将头一歪，微闭眼睛，说：“这是谢富治写的，当时我并没有那样做。”
江文和李天相又建议法庭出示了另一个证据，即：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青亲笔写给专案组的一封信。这封信，对专案组没有把有关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原件送给她，只送给她一份摘抄件而提出批评。她写道：“党中央既然要我过问刘少奇一案，我当然要尽职尽责。专案组不把有关的原件让我看，是有夺权的现象。如果我不尽责或犯了大错误，撤我的职好了。否则，你们就要作自我批评，认真改正。”此外，当时同样负责专案的谢富治和汪东兴还专门写了一份检查。他们写道：“自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立以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您，对所主管的专案尤其抓得紧，看得深，指示具体。但是我们对这些指示领会得不深，理解得不透，执行中有很多的错误。特别是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首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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