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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刘伯承等一、二个人请了病假外，其余的都聚集在这里，审议来自江青专案组的报告。
前来汇报的是一个脑袋稍微有些谢顶的中年人，他坐着的桌前，已经摆好了各种文件夹。他刚转了一下身，发现华国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刚上任不久的党中央主席已经宣布会议开始，他当时感到颈后有点发热，不小心走了神。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开始他的报告：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调查、取证，我们终于获得确凿的证据，说明江青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请问，”韦国清举了一下手，回过头去向叶剑英点点头，看了一眼桌子上那堆材料，问道，“你们发现了她写的或她签名、按了手印的自首书或履行了其他手续吗？”
“没有，”报告人说，“但是我们找到了人证。其中一个叫先大启，是中统特务，一九三四年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负责办理被捕人员自首手续。后任中统局四川省调统室主任等要职。解放后被我逮捕，一九七五年特赦。”
“哦，就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特赦的那批战犯。”李先念自语了一句。
报告人说：“他给我们写了一份揭发交代，详细说明了江青被捕叛变的经过。”这时，两名工作人员给所有与会者分发了先大启写的材料的影印件。华国锋低下头，仔细地审阅这份揭发：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警察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占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一九三四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底下是先大启的签名，时间落款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陈锡联问：“材料里提到的赵耀珊和阎松年还在吗？”
“赵耀珊的绰号是‘黑大汉’，也是叛徒，中统特务，一九五四年被我镇压。阎松年也是叛徒，后来当了中统特务，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他们都死了。”报告人说。
赛福鼎也提问：“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先大启确实审讯过江青呢？”
报告人打开案卷，说：“我们从公安部先大启案卷中查出了他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写的供词，其中有一段话是：”我还审讯了个女的叫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她谈过话。”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他亲笔供词中又写道：“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一九三五年初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这两个供词，能证实先大启确实见过江青，知道她的一些问题。
“但为什么先大启那时候对江青，即李云古的自首叛变，没有一个字的揭发和交代呢？”赛福鼎讲话比较随便，他首先笑着摆摆手：“我绝没有替江青辩护的意思。我只是想把我们审理的案子办得扎扎实实，不能有半点经不起检验之处。从先大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交代李云古案子看，他似乎对李云古的情况毫无所知，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当年的李云古就是现在的江青。但到江青被捕以后的现在，先大启好像什么都清楚了。他洋洋数百言揭发江青写了自首书，而且还有具体词句，这实在使人难以信服。”
叶剑英冷笑了一声：“当年江青整人的时候，用这种手段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许多叛徒、特务的罪名，就是这样被判定的。关在我们监狱里的那些战犯和罪人，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能写什么，这有什么奇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华国锋说：“这只是江青叛变材料中的一个旁证。还有其他叛徒的交代嘛。有个叫徐明清的女干部，一九三二年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一九三五年被捕叛变，后又混入党内。她也有个材料，发下去给大家看看嘛。”
于是，又一份影印件到了与会者手里。
纪登奎扶正眼镜，很吃力地辨认着上面的每一个字：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上海被捕，一九三六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江青从上海来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辞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江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八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也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江青到招待所对我说：‘在西安对你说的有关我在上海被捕后写声明和填表的事，你不要去对别人说。’并威胁我‘你如果说出去，我可要找你算账，叫你吃不消。’接着又拉我‘我好你也好嘛，你也光彩嘛。‘那时我正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我只填写一九三五年上海被捕后，经保释出狱，隐瞒了自首叛变的问题。我把登记表给江青看，江青看后说：‘我的事只要你不胡说，你就照这样填吧，我也不管。’江青为了混进中央党校学习，还要我给她写个假证明，说她是‘九一八时的党员，在上海有党的组织关系，‘我也照办了。三八年七、八月间，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问我：‘江青被捕有问题吗？’因为江青曾威胁过我，我不敢把她的自首叛变情况说出去，所以我回答：‘没有听说江青有问题’，又一次欺骗了组织。”
纪登奎注意到徐明清写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比先大启的早十天。很明显，这些材料都是经专案组的人员做工作后才写的。专案组的工作，他很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和各种罪犯，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同样，汪东兴对徐明清的揭发，也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他不相信江青会对她说那类话。他对那个名叫徐明清的女人的情况，略知一二。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曾给国务院打了个报告，声称：“一九三五年四月，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在上海‘教联’（全称‘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作党的地下工作时，因叛徒莫仲侨出卖，在上海被蒋匪警察局逮捕，三个月后解押杭州蒋匪浙江反省院小车轿分院。徐在蒋匪反省院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向敌人屈膝投降，写了‘自白书’、‘悔过书’，填写了‘自首自新人登记表’及‘同党线索表’，供认了参加‘教联’活动和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身份，据本人交代出卖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九人（证明材料为五、六人），叛变了革命。根据这次审查结果，徐被捕后，丧失革命气节，向敌人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性质严重，应重作组织处理，为此，我们认为：应定为叛徒。”
徐明清看了此决定后，以当初写的材料都是在刑讯逼供下写的为由，多次申诉要求重作决定。其中，好多信是写给“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其中一封信写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为了能够正确的解决我的政治生命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您请求帮助，请原谅。”
江青看了这些信件，随手一丢，很轻蔑地说：“自己写了自首书，白纸黑字，别人能帮你什么忙？这个徐明清呀，我对她还有印象，软骨头啊，”她亲自对汪东兴说，“告诉中办的同志，凡是这类翻案材料，一律不予理睬！”
“江青同志，”汪东兴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据说，徐明清过去和你非常要好，是你的战友，是不是……”
江青很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就是再好也得讲究原则呀，我总不能站在叛徒的立场上来给人民群众泼凉水。”
汪东兴想到这些，不由自主地笑了笑，是啊，政治斗争就是如此残酷。没有铁石心肠，没有置敌于死地的勇气，没有敢于冒险而不顾一切的气魄，是很难战胜对手和取得胜利的。
在江青专案组汇报的材料中，还有一份汪东兴认为纯属低级趣味但又能起败坏江青名誉的材料，所以仍旧使用而且决定向全党公开。
这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名叫斯季英的揭发：
“一九三四年十月问，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警察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这份揭发的时间写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也就是说，江青被捕两个星期整，斯季英就写了这份不伦不类的材料。而且汪东兴很清楚，材料中所提到的郑毓秀已死。这是一份死无对证的流言之作，怎么能拿来充当证据呢？汪东兴暗暗埋怨专案组的无能和低劣，但此刻他不能说这个话，只能默认。
看得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有疑问，也都不便表示而已。
最后，专案组又拿出一份名叫覃晓晴的揭发交代，她于一九三四年被捕叛变，现在浙江省。她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来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汉’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掂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过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进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戏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一九三五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材料落款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华国锋听完汇报，看完材料后，显得很激动地说：“看来，阶级斗争的确非常复杂。谁能想到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老婆是个隐藏多年的大叛徒呢？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她的事呢？”陈永贵问。“道毛主席就毫无察觉吗？”
吴德犹豫了一下，也说：“仅凭现有的材料就定江青是叛徒，似乎有些勉强。当然，她是不是叛徒都不影响对她的处理。但是要向全党全国公布，我们就要慎重。”
叶剑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材料很重要，足以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当然，我们要是能找到她写的自首书的原件，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是，我要提醒诸位，江青一伙整整猖狂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借破四旧、抄家、破坏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案件，搜走和销毁了他们大量的罪证。这就给我们的专案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究竟会不会有自首书那样的罪证？这是问题的关键。”吴桂贤说。
报告人马上回答：“肯定有，只是我们没找着。”
韦国清说：“我看定江青是叛徒的问题，还是不要太操之过急。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以前，也不要这么说。我们最好听一听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对这类事有经验。”
李先念迟疑地看了叶剑英一眼，又望望华国锋，说：“叶帅分析得很好！江青的自首叛变的直接罪证，恐怕现在很难找到了。但这不能说定她叛徒就不妥当。其实，他们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和罪行，极为严重。给他们定什么罪名，都不会过份。”
“对，对，”许世友马上响应道：“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江青这个卖嘴货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所以，她的灭亡是肯定的。给她戴什么帽子都可以，戴个‘叛徒’帽有何不可？她就是毛主席的叛徒嘛！”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苏振华说：“据我了解，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唯恐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一伙相勾结，派人查找有关他们历史问题的材料，秘密转移销毁。他们还在上海、苏州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查抄知情人的家，收缴、销毁有关他们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对了解他们历史情况的某些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私立专案，秘密逮捕，长期关押，残酷迫害，杀人灭口。”
倪志福盯着那位负责专案的报告人问：“你们有这方面的材料吗？”
“有！”那人端详了一下摆在桌上的那些纸张，略微寻找了一下，说：“原在江青处工作过的秘书和服务人员周金铭、杨银禄、刘玉庭、刘真、周淑英都分别写了材料和揭发。前四人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揭发中说：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偷偷地销毁她的历史罪证。每次销毁罪证材料时，都要把门紧紧关上，烧完了还要把纸灰捣碎。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