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之大不韪，我们就打他个屁滚尿流。”
这番话把张春桥激动得坐不住了。是的，一个未建功勋的有志者，最盼的就是有事可干，有仗可打，有人可整，有目标显示他的力量或才能。此时此刻的张春桥就是这样的感觉。
江青看出了他的心境，继续说：“主席为这个事考虑很久了，我们的商量是整天整夜的啊。有人想夺主席的权，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主席的话在北京就没有多少人听，有的高级干部跟我们说，主席和他们谈话以后，很快就有人问他们谈话的内容。要不讲，就用纪律处分对待。你看可怕不可伯？主席说：资产阶级想专我们的政，这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就要看我们的本事了。如果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就怪自己没有打赢，说明我们无能嘛。”
张春桥明白了，一个显示自己本事和能力的历史时刻到来了。
第二十八章
江青在上海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线，又通过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等人打倒，文革至此全面展开。
毛泽东和江青1963年与沈阳军区《雷锋》剧组合影
胡耀邦召集彭真、江华、黄火青、彭冲、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权等人来中南海开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拿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了。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审判江青和其他的被捕的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等他们一到齐，他就说：“书记处已经研究过了，不管是叫‘两案’领导组也好，还是叫审判委员会也好，成员就是你们几个人了。伍修权同志进这个委员会，主要考虑到受审的主犯里有一些资格很老的将军，必须要有个资格或职务都能镇得住他们的人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按照法律规定，这件工作当然是应由司法机关来独立审判，但是由于这一案件特别特殊，案情重大，一旦搞得不好，就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影响。所以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所以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个审判指导委员会的主任由彭真同志担任。”
彭真马上说：“耀邦同志，我可是不宜担任这个主任的角色。我毕竟十二年没有工作了，对文革中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是从分管的角度上讲，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了。现在是需要从底下的几个省里抽一批能力比较强的公安厅长迅速来京，组织成预审班子，依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工作。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胡耀邦马上说：“彭真同志的意见我们很快考虑，反正叫什么名称，还是由彭真同志挂帅，负全面责任。江青是你的老对手，你不挂帅谁挂帅？江青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发动文革的，一开始就是和你来交锋，那么还是由你来收尾嘛。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你看不好吗？”
这番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有一个人至今不敢参加这项工作，他怕将来‘四人帮’复辟了以后，再和他来个秋后算账。这种人就是观风派。”彭真说，“我看‘四人帮’是绝对不会翻身了。人民已经成熟了，再不会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了。如果他们复辟，我看就是中国的灭亡。”
胡耀邦说：“这次审判，要为全党维护党纪国法作出典范。也就是说，只能办好，不能办坏。搞好这项工作实在是不亚于写好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某种程度上讲，比起草这个决议还复杂得多，因为江青这些人不但在，而且还会和你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可是真枪实弹的斗争啊。”
“所以，公安部要搞好预审。只要是他们的罪恶，都要弄清事实，江青等人承认了多少，不承认多少，他们在会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提出的是谁，都要弄清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厅长带三个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对付江青要选择能力强的精兵。”彭真说，“然后检察院搞好起诉，法院搞好判决。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不能只靠口供，假定‘四人帮’有一百条罪行，我们只挑他三、四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彭冲同志刚来，但是要抓住这件工作不放松。”
王鹤寿问：“如果有些证据扯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的怎么办？”
彭真说：“首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说怎么办。比如说六十一个叛徒案的材料中，有很多的反证材料，江青没有向主席汇报，封锁了主席，主席错信了他们逼供信的东西。周总理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有时也和稀泥。所以，能使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搞的罪证，一定要和毛主席、周总理分开，千万不能混在一起。还有，要作好分化瓦解他们的工作，争取让罪犯认罪服法。比如让王洪文、毛远新、张玉凤、汪东兴他们出来说话，对搞清案子有很大的好处。在我们历史上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时，王明虽然顽固，但是博古和洛甫都站出来了嘛，说明是可以分化的嘛。”
江华说：“我们列出的十名主犯即使再分化，也是一个量刑和减刑的问题，不可能把他们释放了。有人说，过去毛主席的审干方针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其实也有杀掉的，比如一个叫黄克功的，是个老红军，把未婚妻杀了，毛主席还是把他枪毙了。如果十名主犯有死的，头一个就是江青。她不死，那就没有该死的了。”
胡耀邦岔开这个话题，说：“只要能分化出三分之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啊。”
“当初，毛主席也是用的这样的办法。”彭真感情复杂地说，“一九六六年初，我搞了一个《二月汇报提纲》，有人说是修正主义的，我不承认，而且我也没有背着组织搞。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还有康生，他们都知道嘛。这怎么能说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呢？但主席那样搞，也有他的想法，也是为了分化嘛。主席是搞分化瓦解的老手，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几句话，勾起了在场的人许多的回忆。
江华说：“你那个《二月提纲》，我至今都没有见过。”
“是吗？那你应该看一看，起码知道我搞的不是什么修正主义。”
江华说：“那时，修正主义满天飞，动不动就是修正主义，结果搞的都不是，只有江青他们才是制造这起事件的罪魁。”
彭真笑了笑，继续说：“我们办案一定要从事实出发，谁讲了也不算数，只有事实和实践才算数，这就需要看原始的材料。”讲到这里，他问黄火青：“你看过原始材料吗？”
“没有。”黄火青实事求是地回答。
彭真的眼睛又对准江华：“江华同志你看过吗？”
江华说：“我也没有看过。”
彭真说：“不看不行啊，要有一个专门的班子看原始的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的时候可以作顾问。总之，不看原始材料是不行的。必须把好人办坏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分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有一年在怀仁堂，我们的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信这玩艺。所以说，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胡耀邦说：“这次审判林彪、‘四人帮’，也要搞一下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是整人的，有的人先整人后来自己又挨整，还有的是先挨整后整人，总之很复杂。有些事情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的研究。”
“特别是军队奉命支左，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支左，不具体分析而处理人，势必把自己搞乱，把军队搞乱。”彭真说，“这次，公、检、法一定要按司法程序负责任。从各省调来的人，要让他们守纪律，不能给犯人通风报信，还要研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的具体罪行和特点。总之，是要把好关。看原始材料也要有一定的头脑，就是我那个《二月提纲》，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也不能完全肯定了。”
回到家里，胡耀邦就调来了当年彭真搞的那个《二月提纲》，看了起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胡耀邦看完这份当年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对彭真在会议上的发言就有了深刻的体会了。平心而论，这个文件同样是左的东西。他简直不能相信，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拥护毛泽东高调的文件，怎么还要被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呢？从字面上他几乎看不出彭真有什么替吴晗辩护的地方，为什么毛泽东还要为此把彭真打下去，而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看来，这个问题不通过这次审判解决了，真要成为千古之谜呢，
“彭真的《二月提纲》也不是好东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过重点不同就是了。当时要不是毛主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们的提纲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一位学术专家对胡耀邦说，“对我们这些无党无派的人来说，毛泽东打击彭真实际上使我们免于其害。按照彭真他们的做法，保护的是吴晗这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们这些人作为他保全自己的牺牲品了。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是无所谓是与非的。谁夺得了政权，谁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讲，如果今天是江青他们掌权。彭真和邓小平还能如此讲话吗？邓小平和彭真等许多人，如果在十年前审判，难道不也是国人皆曰可杀吗？”
这番话，使胡耀邦好长时间里没有说话。
是的，从字面上讲的话和实际的斗争原因竟是如此的不同。胡耀邦毕竟没有经历过当时的中央最高层的那场较量，所以他对事情的理解也只能是从这些文件上来看了。其实，问题的复杂远远地要超过他的想象。他不断地看材料，越发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
就在毛泽东酝酿反击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时候，以中央工作组名义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报告已经出笼。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抛出的这篇报告中的末尾，就特意写道：“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作好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胡耀邦又仔细地看完了叶剑英等四人当时给毛泽东的信。
掩卷沉思，胡耀邦浮想联翩。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比江青等人还要严重的事情，别人就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而江青就是坏人办坏事呢？这里的标准怎么来定呢？看来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考虑了。林彪在世时，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人，毛泽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容忍林彪等人从各个方面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进行迫害。林彪一死。毛泽东马上就把他们从监狱里和其他流放的地方再请回来，这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反复复就会永无止息。看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根本上健全民主与法制。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后，他和胡耀邦进行了好多次的谈话，他们的见解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再不能这样折腾下去了，说老实话，如果再搞反复，我们这把老骨头就根本不会存在了。”彭真说。“这次审判要给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彻底地划上个句号。我们不能老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运动上了。不过，这个句号要划得公公平平。”
江青是富于联想的，尽管是在监狱里，但在温暖的季节里，她好像看到中南海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当晨星渐渐模糊而终于消失了后，水面上出现了一层青色的薄雾。湖边的花朵都从甜睡中清醒过来。她对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心思猜得很准。当彭真被选为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她就断定专案组一定会来询问有关《二月提纲》的事情。
他们果然来了。这时负责询问的不是过去的专案组，而是担任预审的公安人员。
江青虽然并不了解内情，但是她等他们一坐下就说：“你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彭真《二月提纲》前后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问的，所以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今天我们可以详细地谈一谈当年毛主席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预审人员相互对视了一下，莫非有人向她透露了预审的内容？他们的询问，倒成全了她的急于表露的心迹和她的荣耀，她的无聊和她的生命的火花：
“彭真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根导火索，尽管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拿上他来作为突破口的。是他自己迫不及待地首先跳了出来。整他的人不是我，而是我们不屈不挠的反修战士康老。这个称号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还是不是承认这一点？”
讲的和历史档案对照，基本上没有什么差错：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例如吴晗这个人，他在前三年写的《海瑞罢官》是在罢官问题作的文章。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他特意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周扬和陆定一主持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多次说：“我还是我历来的观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党中央主席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人人平等。这几年，错误人人有，谁也跑不了。理论问题上，没有立，就没有破。先立后破。”周扬马上说：“彭真同志讲得好！”
十一月十日，江青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后，彭真下令：“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他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和吴冷西等人开会，亲自打电话给曹荻秋和陈丕显等上海市委负责人，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