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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曾经给毛远新讲过她在延安的一些帮助毛泽东指挥若干重大战役的故事，尽管如此，毛远新却不想去找她多聊。为什么？他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去听她海阔天空地空谈一阵，乱吹一通。
江青可是经常地回顾她自认为辉煌的岁月：
从一九四〇年起，上海和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纷纷来到延安。本来偏僻、荒凉的延安小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顿时活跃起来了。
还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了他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江青就对毛泽东说：“主席啊，上海滩的那些文痞们都跑到延安来了，我怀疑里面会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你要小心点才对。我对某些人的历史，一直是怀疑的。我向康生同志讲过多次了，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毛泽东说：“这是免不了的。肃反一定要证据确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想当然。否则。就会出乱子。这里有你认识的熟人吗？”
江青就点了张庚、周扬、茅盾、陈企霞、林默涵、徐懋庸、陈荒煤等人的名字。
毛泽东当时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便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务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洪灵菲等七人。鲁迅在成立的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说：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炙，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的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这个我知道，鲁迅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鲁迅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武器。当年，大概是三〇年的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左倾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实际上，鲁迅是反对了他的路线的。不过，很策略罢了。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点遗憾，就是没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天天见面嘛。”
江青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的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的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还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的态度是多么的明确。”
“这些文章要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
“我每想到当年去瞻仰他的遗容时，就浑身充满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毛泽东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时，江青的话匣子完全打开了，她滔滔不绝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是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捏造鲁迅与托派有关。果然，托派分子乘机拉拢鲁迅了。陈仲山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给鲁迅写信，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寄来了他们的刊物《斗争》、《火炬》。鲁迅虽然是在病中，但非常气愤，抱病写了《答托洛茨基的信》，痛斥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以为光荣的。’‘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民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特意指出，你们给我寄刊物，‘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出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这对周扬们实在是个很大的嘲弄。这封信，当时在《文学丛报》、《现实文学》上全文刊登。但是，周扬、夏衍主办的《光明》拒绝刊登；鲁迅托茅盾送给周扬的《文学界》，也不予刊登。你看，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当时我在上海时，想向他们寻找一条保护的出路，哼，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女工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泽东说：“对这些人的过去，只要不是现在还从事国民党交给的破坏活动的，一般的就不要再追究他们的问题了。要往前看嘛。”
“我知道，在党内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路线。”江青说。
毛泽东说：“你讲得完全正确。三十年代的问题，如果可能就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去解决。我想，有些人的问题并不需要我们讲话，自然会有人替你出那口恶气的，只要真理在你的手里。刘少奇同志的文章你看到了吗？”
“还没有。”江青说：“他的文章是谈三十年代上海的事情吗？”
“他并不是完全赞成鲁迅的，他认为鲁迅和周扬他们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
“放屁！”江青忍不住骂出声：“他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多少？凭什么胡乱发表议论？”
毛泽东说：“你不要激动嘛。刘少奇起码在现在是支持我的嘛。他在党内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这个人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有一定丰富的经验。我劝你要多靠近他，团结住这个人。在下一个整风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一个清算教条主义的斗争。”
和毛泽东谈完话后，江青仔细地看了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
刘少奇说：“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叫‘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为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什么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那天，江青到鲁艺去听课，正巧碰上了张庚和田汉。
“蓝苹同志，想不到你也来延安了？”张庚显得格外的热情。
江青冷冷地说：“没想到我还会活过来吧？这可是了不起的奇迹。当初，为了糊口找你们，你们不给饭吃，只好走啊！”
张庚很尴尬地说：“如今到了延安，都是革命者了。过去的恩恩怨怨都不要讲了，让我们还是在一起干吧。”
田汉急忙给张庚使眼色，把他拉走了，悄悄地对他说：“这个蓝苹现在可不得了了，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了，担任着中央军委的秘书。你可别对她没大没小的了。”
从此，张庚见了江青非常客气。
一九三九年底，毛泽东特邀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说：“你对戏剧很内行，江青对你的这个专长可是很佩服的，要发挥你的作用嘛。我看延安的剧目可以上一些国统区的东西来，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来演嘛，这样我们就能多团结一些名作家、名戏剧家呀。排演《日出》，可以集中延安的老演员来演。你问问江青，她演不演？”
张庚红着脸说：“我不敢和她说话。她是一个个性非常突出的女同志。”
毛泽东哈哈大笑道：“我就是喜欢她这种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性格，人云亦云，那不和机器人一样了吗？你们这些戏剧家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嘛。不过，一个有希望的作家和戏剧家，都必须和工农大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那就没有了市场，为少数人服务是最没有前途的。江青同志在这个方面对我就有启发。我还是希望你们和她多团结在一起，把我们的工作搞上去。”
打这起，张庚和毛泽东之间的距离没有了。一九四〇年元旦，他们把《日出》搬上了舞台，演出后的效果果然很好。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说：“这不，国统区的剧目也能为我们服务嘛。”
那时候，毛泽东和来延安的文艺、文学工作者经常交谈，江青也和他们往来密切。
江青对毛泽东说：“你应该给这些文艺工作者讲一次话，帮助他们分清一些理论的是非。现在他们一些人演的戏、唱的歌、写的文章，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也听不懂，这里就有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这支队伍还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
“好，你的这个意见很好，你帮我也进行一下调查研究，给我出些题目，我们一块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秘书没有白当嘛。”
江青这时也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了，她不再在他面前讲当年的那些事情了。见了周扬、夏衍和当年那些人，她主动地打招呼，和他们共同商量文艺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她为毛泽东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提纲。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延安文艺界的一百多名代表陆续地进入杨家岭的一个平房似的会议厅。许多木制的未上油漆的椅子和长榄排放在里面，挨着门口横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放了一块白布，便是主席台。当代表们差不多到齐时，江青出现了。
她穿着是身洗得很干净的军装，短发甩在后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朝她认识的人笑了笑，就坐到了毛泽东的后面去了。今天，她的任务也是负责记录。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讲话时，不时地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典故，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他也不时地笑了起来。他指着江青说：“她是我的顾问，她在上海就演过戏，所以接触了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是革命的工作。因为那时，江青同志已是共产党员了，外人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她在各种小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讲如何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江青同志走到前面去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来写文章和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的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和作家，在毛泽东的面前像小学生那样地听讲，江青一阵激动。
她又想起了她最初到上海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她开始是学京剧，接着专攻话剧和电影。她很想拜那几个专家为师，但是那些人对她可是十分的保密。他们怕她把他们一生的本钱夺去。她只能凭着她的天资偷偷地学习，她在学术上从来不怯生，靠着她的勤奋和努力，她终于获得了当一个好演员的全部技巧及本事。她在艺术的生涯里出人头地，得到了所有专家的公认和争夺。不管是妒嫉，还是敌视，都意味着她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
在包围圈里，她没有那么多的谦逊，那么多的耐性，那么多的羔羊般的好性子了。因为她已完成了她在艺术的奋斗和拼搏。在她厌恶了上海的蝇营狗苟时，她以一个崭新的面目来到了延安。毛泽东爱怜的不仅仅是她的漂亮的面孔和身段，更重要的是她的才气横溢、与众不同、谈笑自如、性如烈火和温柔顺从的良好结合。有人说：“江青一望而知是个好内助”，毛泽东并不反对。
这一切，奠定了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的地位。
但是，此时此刻，江青在所有的人面前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安分的神色。
“有人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看未必那么正确。”毛泽东微笑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两者必居其一……”
后来，江青在和一些人谈话时。就以一种权威人士的口吻说：“正当我党伟大整风运动大规模的开展时，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划时代的光辉著作。毛主席在这次讲话里，彻底地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正确地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主席又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我们的立场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当有人对这一点表示还不太理解的时候，江青说：“主席的这个讲话是我帮助主席整理的，他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最明确、最完整、最彻底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话》全面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全面地、深刻地制定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才又补充了这个《讲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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