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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矛盾，此刻成了互相攻击的原因。毛泽东原来的医疗组组长李志绥悄悄地对一个医生说：“我算把共产党看透了，谁掌权都他妈的一样，没有什么事实和真理，谁掌权谁就有理。也活该江青倒霉。”
中南海里的会议室和其他一些办公室里高音喇叭日夜不断，播送的都是所谓过去的国民经济几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这和他们鼓吹的大好形势似乎很不相称。华国锋和汪东兴一上台就显示出了蹩脚政治家的本色，他们在攻击自己的对手时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也给他们的脸上涂上了小丑的油彩。汪东兴装饰豪华的房间里灯光暗淡得很，没有一点光明的颜色。李志绥看到他的房间里的书柜里摆放着不少马列的书和经典著作，但这是为了增加气氛，而不是真正用来读的。
“材料写出来了吗？”“写出来了，不过我认为要把张玉凤的问题也写进去，那个人过去太猖狂了。毛主席的死和她有一定的关系。”汪东兴摇摇头说：“她的事华主席已有布置，现在我们还要利用她，让她揭发‘四人帮’，过去的以后再说”。
当李志绥把他们医疗组十一个人的揭发材料交到汪东兴手里后，汪东兴匆匆看罢就到华国锋那里去了。就连医疗组的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看出来了，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在竭力装出他们是维护毛泽东的架式，不惜颠倒黑白和伪造材料来对付他们昔日所口口声声要拥护和保卫的人。
华国锋正等候政治局和专案组的人就座。这一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几乎全来了。因为要听取和审查有关江青等“四人帮”的罪证，华国锋也暗自思忖，搜集的材料到底有多少准确性。他们从参加所谓革命以来，多次进行过质询审讯，也搞过突然袭击和逼、供、信，深知其中的奥秘。有些检举和揭发，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李志绥和别人埋怨说，汪东兴通知他赶到中南海的时候，他刚刚睡下。
深夜里，华沙轿车沿着长安大街一路疾驰，车速表指针在八十公里左右摆动。李志绥提心吊胆地猜测着此次叫他去的目的。
他们通过中南海西门时，警卫一挥手就让车进去了。汽车嘎吱嘎吱地行驶在碎石小道上，在怀仁堂门口剎住车。发动机嗡嗡地响着，他从反光镜里看到了汪东兴从门里走了出来。“出了什么事了？”李志绥刚说完，汪东兴就把他拉进了一间房内，挺神秘地告诉他道：“这回你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再也没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志绥脸上一片狐疑。汪东兴高兴地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江青和她的同伙正式抓起来了。怎么样？你高兴吧？”“我当然高兴。”李志绥这下清醒了头脑，露出笑容说道。“那就好，现在中央要你组织主席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来揭发江青和她的同伙。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谁不揭发也不行。”汪东兴又露出他那付面孔。
李志绥说：“可我又能了解她的什么事情呢？我又不是她的同伙，她有什么事情从来不和我讲。我没有可揭发的呀。”
汪东兴说：“现在是人人都要揭，人人都要批，谁和她划不清界限谁就是她的一伙的。你们就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他们破坏毛主席的医疗，迫害主席的罪行，反正怎么说都行，但一定要有份量。”
紧接着，中央办公厅就首先在中南海里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凡是和江青等人有过来往的，几乎都成了清查对象。医疗组经过几天的讨论和动员，一份揭发材料出来了：“我们愤怒揭发‘四人帮’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每次主席生病治病，江青都一再干扰破坏。一九七二年主席病重时江一再干扰说：‘主席没有病，医护人员谎报病情’，还说：‘医务人员都是反革命特务’，气得主席停止了一切治疗，延误治疗二十多天，造成对主席健康的严重损害。今年九月二日，主席病情加重，江青要去大寨，给主席写报告，主席未同意，第二次又报告，硬要主席同意。
“九月七日，主席的病已很危重，我们心情很沉重，而江青与医务人员每人握手，并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我们听了很气愤。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又硬再加上一座灯。江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执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使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她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谨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要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主席病重，张春桥值班守护时，很少进主席的房门，也很少过问主席的病情。有一次他值班时，主席病情突然变化，我们到处找不到他。一次医疗组在汇报主席的病情时，提出需要查血、打针，张春桥声色俱厉地说：‘不打针不查血，你们给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后来我们查了血打了针……”
这个材料签名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志绥。其他的十名医疗组成员也签了名字。
讨论中，政治局委员陈锡联问：“这个材料的情况准确吗？这可要向全党公开，一旦有假，我们都不好交账。如果我们把问题都推到江青他们头上，是否会影响我们自己呢？”
汪东兴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个材料是所有的人员都签了字的，他们都是证明人嘛，这还能有假吗？实际上江青对主席早就没有感情了，主席和她分居已有好多年了，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华国锋显得有点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主席和她分居？是讨厌她吧。”
“兼而有之，”汪东兴说。“依我看，主席根本上就不喜欢她了。她和主席也没有什么感情，她认为阻碍她当党中央主席的第一人，就是毛主席。”
“说江青想当党中央主席，有没有根据？有没有证明人？说主席不喜欢江青，这有点勉强，为了说服全国人民，还是慎重一些好。”纪登奎也说，“这丝毫不影响给她定罪，不影响对她的处理。”
其实汪东兴非常了解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有多少。不错，江青是反对给毛泽东使用打针、查血和繁多的检查手续，但那不是出自江青本人的决定，而正是毛泽东自己的强烈要求。他多次和江青及毛远新等身边人员说：“你们不要相信医生的话，说我的身体如何如何，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有点咳嗽、气喘而已。”同时，他又给他们嘱咐：“我的身体状况要对外面的人一律保密，就是对政治局的人也不能全部公开，有的人是盼我死的，死得越快他们越高兴，我估计他们要在我死后会作文章的。我不想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
他早就和毛远新在谈话时说过：“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工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是一个总体。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生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我对我的保健医生说：“我没病的时候你离得我远远的，你的话我也不是全信。你说得我心服了我才能口服。那个李志绥自以为医术还可以，但我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他还是一窍不通。他那个博士还是书本上的东西，我不会让他左右了我的。”
后来，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李志绥对你可是不忠诚，我多次见他和林彪的人勾勾搭搭，据三零五医院的人反映他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来往密切，说不定他就是林彪放在你这里的特务。”
毛泽东说：“不要这样说了，老换医生也不好。即使他过去是林彪的人，现在林彪已经死了。你再换上另一个还得重新熟悉我、检查我的身体，如果真有什么病，你能保证他就不会泄露出去，我看还是李志绥算了。他说的话，我们多找一些人核对就是了。不要让他单独地和我接触，不要让他直接动用药品和医疗设备，不给他留下机会就是了。这也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入之心不可无啊。”
这些话，汪东兴是清清楚楚的，只不过现在他是不能讲罢了。
很快，李志绥的揭发材料通过报刊的批判文章和看守人员的学习时的讨论，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气得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用谣言来杀人。对主席的病，我历来有我的看法，本来主席的身体很好，在林彪没死之前，连李志绥也说不出主席有什么病。就是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偶然得了感冒，叫李志绥他们越治越严重，越治毛病越多。主席吃了他们的药，感觉很不好，难道不允许我怀疑吗？我好歹对医疗上的事还是有发言权的，幸亏主席没有全听他们的话，如果听了还说不定死得会更早。”
江青对其他的看守人员提起这事又说：“主席躺倒在床后，除了张玉凤同志会照顾外，其他的人都不是理想的。他们让主席躺在那里懒得给主席翻身，主席的身上都起了褥疮，不搽爽身粉能行吗？主席不能多动，是他们的理由，连主席多次提出想活动他们都想个法子拒绝，实际上是他们怕脏怕累。主席病倒后就数我去得多，他们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难道他们能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
提到她和毛泽东分居的事，江青说：“那是主席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给全党树立一个大公无私的榜样而有意这样做的，不料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造谣的口实，他们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随着我参加中央工作的地位的变化，主席不愿意让人说我们是夫妻治国，所以我们分居，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主席为此专门和周恩来、林彪打过招呼。主席还对我们说过：‘刘少奇那里是王光美当他的办公室主任，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林彪也是步他的后尘，让叶群作他的办公室主任，连黄永胜他们请示林彪，都得经过他的老婆。我不学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我的秘书在我这里都是收收发发，不干预我的决策。江青同志也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她的话只代表她自己，我是我，她是她。我们各自有我们的观点嘛，你们不要把我们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主席对他和我的严格要求，反而成了这些无聊的人造谣诬蔑我的根据，岂不更证明他们的无耻和卑鄙吗？”
尽管江青滔滔不绝地为她自己作着辩护，连她自己也清楚，并没有多少人听她的演说，充其量只是她自己的悲呜罢了。
江青想到过去为毛泽东作秘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和她的许许多多的谈话，那时似乎感到很平凡，现在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一个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彭德怀在讲演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念，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里，也宣扬这种观点：“诬蔑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觉悟可是太低劣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迎这点都不懂呢？”
毛泽东说：“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有例外的人啊，小平可能会好些。彭德怀是个野心家，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目的是为了‘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大战争。”
江青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毛泽东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很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泽东站起来，划着火柴点着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彭德怀和朱德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举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