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说：“主席从生理上不需要她，但从政治上似乎还是离不开她的。”
这话，才是真正准确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汪东兴主动地把这话告诉了江青，说：“我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了，毛主席根本离不开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战友和学生。这些话，使邓小平没有捞到半点稻草。”
当时，江青对他的话，虽然有所怀疑，但也没有再说什么。
江青想到这里，心里愤愤地说：“这一切足可以说明，到底谁是真正的两面派！”只有她自己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她的感情和态度始终没有变……
江青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三七年底的一天，毛泽东的警卫员再次将江青接到他的住地。毛泽东早就在院子里等上她了。他握住她的手说：“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们还是结婚吧。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我和贺子珍同志离婚。在这方面，我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说完，毛泽东哈哈大笑了。
在此之前，江青经常到毛泽东这里来，帮他抄写文章，甚至替他起草文件，已经成为他离不开的助手了。
周恩来打趣地说：“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才是天生的一对呀，贺子珍怎么能和江青同志相比呢。她和江青同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嘛。”
康生也说：“贺子珍已经成为主席的负担，就是为了党的工作，主席也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经比我都强了。”
毛泽东想起了那天书记处开会时的情形：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党在抗战时期的新策略，张闻天提出毛泽东的一些口号不符合《共产党宣言》里的精神。毛泽东说：“那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的背景和精神是什么吧。”
张闻天一时语塞了。这时，正在记录的江青站起来露了一手。
她说：“这本书是在一八四七年召开的共产主义同盟的大会上委托马克思写的，当时的同盟已经进行了改组。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来把党纲的基本原理规定公布于世。会议至少开了十天，马克思和他的敌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自那时起，它已遍历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的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格言‘人人皆兄弟’，已经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世界各国奋斗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这一下，书记处的成员们对她都刮目相看了。
毛泽东故意问道：“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难道没有讲他们的斗争策略吗？”
江青说：“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个进入新社会的唯一门户，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为了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表现得充分有力从而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使它组成一个与其他一切党派分开的、与他们相对立的独立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就坚持这个立场。’恩格斯在另一个信件中，再一次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即：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试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人区别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只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江青说到这里，望了毛泽东一眼，“我认为我们的策略都是从《宣言》制定的这些原则而出发的。”
不管怎么说，江青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完全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信任和好感。现在，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和她结婚的问题，倒使她感到脸红起来。
是的，从这起，毛泽东和江青的爱情便建立起来，而且始终在发展着……
第十二章
周恩来曾是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婚介绍人。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现在靠的是一文一武，文是周恩来，武是林彪。林彪讲革命，恩来讲生产，这是我的两手。这两手就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保证。江青坚信周恩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反对她的。
1947年江青随同毛泽东转战陕北
华国锋听说张玉凤又写出许多揭发江青和王洪文的罪行材料后，得意地对汪东兴说：“这个张玉凤也不是一个好东西，主席活着的时候，她跟着江青他们也是猖狂得很，连我几次要见主席都被她挡驾了。相反，江青和王洪文他们见主席，她每次都开方便之门。这个家伙必须好好地整一整。”
汪东兴说：“张玉凤也是一个势利小人，她以为跟着主席就可以万无一失，没想到会有今天。不过这也正常，我看还是让她多写点揭发材料吧。”
华国锋对张玉凤写的材料看得很仔细，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推敲：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呀。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说‘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这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干扰主席，直到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这笔钱本来就是江青在主席患病期间要的。事过几年她又改口，企图把这个资产阶级法权的罪名加到主席头上，用心多么恶毒。张玉凤。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华国锋看完她的一些揭发后，对汪东兴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杀伤力，有些还会给江青起到抬高她的作用。还是不要公开吧。”
汪东兴说：“还是公开的好，这也可以证明主席对江青并不是一切都大开绿灯的，她和主席并不是完全的一个人。”
说完这话后，他看到华国锋点了点头。
“东兴同志，主席和江青结婚是康生同志介绍的吗？”
“华总理，我的话会使你大吃一惊的，”汪东兴说：“当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周总理才是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介绍人。其实江青过去也讲过，后来总理也证实了这件事。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发出一阵笑声，汪东兴认为他的笑很勉强。他笑得把那张揭发材料都脱手掉到地上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控制一切消息的扩散，有些材料传出去会把事情弄糟的。”
华国锋说：“凡是有利于‘四人帮’的材料和消息一定要严加控制，不能给他们以半点可乘之机。对那些不自觉的提供者，也要提防。像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等人都不能让他们乱说乱动。”
汪东兴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对张玉凤也要控制住，我看她也是‘四人帮’分子，她在过去是反我的，同时她在照顾主席的时候，迫害主席。李志绥大夫在给主席看病的时候，她几次干扰。又是不让打针，又是不让吃药，是她拖延了主席的治疗，我看这事一定要追查下去。许世友一直说主席是被医生害死的，许多人也相信这一点。”华国锋提高了嗓门说。
汪东兴摇摇头说：“这样一闹，可能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我看还是以揭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为主比较好，其他人的问题放在以后再说。”
他讲得许多的话，都对华国锋有很大的启发。这时，华国锋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两条腿都没有动一动。
不错，就连江青也感觉到了，他们搞的这些材料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颠倒是非。
刺骨的寒风从窗口刮进来，冻得她觉得有些哆嗦。她想起了过去，似乎又闻到了香喷喷的生活。现在她只能是靠回忆过日子。
在这里，她彻底体会到了身在底层的艰难。她听够了人们对她的奚落和谩骂。这在过去完全是犯罪的言论，今天都成了“革命”的举动。这些，她都可以装作没有听见，但是，她不能容忍对她过去历史的歪曲啊……
那是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她已经和毛泽东深深地产生了爱情，但是他们还没有公开结婚。所以，党内许多的人并不知道她的情况。
事情往往出自许多人并不知道上。那天晚上，江青刚从学习的教室回到她的宿舍，一个人突然从后面紧紧抱住了她。她还没有来得及喊叫，那人的手已经伸进了她的衣服里，一阵乱摸。
江青跳起来，伸手一个巴掌闪过去，大声叫道：“好大的胆子，你敢在我这里耍流氓，你是什么东西！”这一下，江青看清了他。
那人涨红了脸，低下头说：“我们过去不是很惯吗？何必这么绝情？”
江青怒不可遏地说：“那时是我们搞地下工作，扮的是假夫妻。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的任何要求，你这是干什么？再说，我已经和毛主席……”
那人一听，吓得变了脸，赶紧承认了错误，溜走了。
江青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把那位负责人狠狠批了一顿。然后对毛泽东说：“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马上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也长得漂亮，难免会有人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好啊，贺子珍走了，她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和我离婚。她对我不忠，长征的时候就和别人搞到了一起，我原谅了她。她一次次地和我闹，是她先挑起了战火，又是她不顾我的再三反对离开了我，我已和董必武同志讲了，我们离婚。我和江青同志公开结婚。”
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有的人劝毛泽东不要走这条路，说江青不过是个唱戏的，公开和她结婚影响不好。毛泽东冷笑着说：“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革命的工作，江青同志多年来就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的。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就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夕，以王世英为首的几个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劝他不要和她结婚，说：“许多的人反映江青的历史有疑点，在上海闹得天翻地覆，毛主席和这样的人结婚，对党的影响很不好。”
贺龙听了气得骂道：“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的狗日的。一个娘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周恩来找到王世英，专门和他谈话，说：“你的信，主席看了。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作用也不清楚。所以主席并不怪你。江青同志在上海的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动派的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风格非常赞赏。你们再不要说什么了。如果要问谁是主席的介绍人，那就是我。”
对此，江青似乎永远也忘记不了周恩来对她的帮助，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还说：“总理是毛主席最可靠的助手，是毛主席的参谋长。对此，我们决不能怀疑。”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毛泽东连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近千万学生及教师，从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空前未有的高潮。周恩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发动群众，从来的运动都没有这样的广泛和深入。群众真正起来了。”
无疑，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始终给予全力的配合和支持。
还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远在阿尔巴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就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场深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上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保证我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备将来胜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现在靠的是一文一武，文是周恩来，武是林彪。林彪讲革命，周恩来讲生产，这是我的两手。这两手就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保证。”
周恩来说：“我从江青同志身上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她的政治觉悟非常高，看问题非常尖锐和准确，而且她对运动的预见说明了她完全吃透了主席的思想，我要拜她为师了。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毛泽东摇摇头说：“这话用在江青身上不妥，还是互相学习吧。”
周恩来说：“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挥江青同志的作用，事实证明是犯了错误。”
半个月后，即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发表讲话时又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和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英雄的青少年致敬！”
周恩来的这番讲话，确立了他在人们心目中是毛泽东可靠助手的地位。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林彪发表讲话后，继续讲话。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这时，聪明的政治观察家们已经看到，周恩来日益感觉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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