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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消息也传开了，我收到很多关心祝福。小郭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一直发《圣经》的祷告文给我。在那个脆弱的时间点，任何一个关怀与加油，都会让我不停地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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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2010。10。23（六）
凌晨，大家决定一早再去医院，能睡的人先休息一下。任爸是最坚强的一个，先去洗澡。我瘫在沙发上笑着跟青姐说：“好啦，现在就可以先结婚啦，反正她不知道要休息多久。”我记得青姐脸部僵硬，连苦笑都挤不出来。阿嬷在忙着跟中国台湾大学（以下简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通电话，杨医生是华研董事长介绍的医生，阿嬷吵醒张主任，跟他问了一些她血压、呼吸、心跳等等数据并转达给了杨医生，这位医生的结论是她能动，建议尽快送回来，可以不必专机，但要有一定空间。这时任爸洗完澡出来，显然他也睡不着，听到中国“台大”杨医生的建议，我们四个人呆住了，应该送回台湾才对吗？我们又慌了。
我一直想，到底怎么做对现在的救命及将来的美观才是最正确的？我自己不懂，仅能从医生及朋友的话中判断，其实是很不踏实的感觉。不管了，先准备送回台湾的手续再说，如果要送可以马上送，明早再跟张主任讨论确认。任爸之前有搭SOS（紧急救助）专机经验，他记得申请SOS没那么快，他与阿嬷开始打电话回台湾，联络保险公司跟申请SOS专机，这个时候大约快凌晨2点。我也慌了，我能做什么？
我打电话吵醒小郭跟小王。我们同事之前有安排专机从大陆返台就医的经验，请小郭帮我问“长荣”跟“华航”有没有可能我们临时买几个位子，拆掉座椅放下病床，小郭满口答应马上联络。我也问小王：“你们的私人飞机可否待命？如果SOS来不及的话飞机借我，而且还必须拆座椅放病床。”我语带哽咽地低声拜托，小王没等我的话讲完就连说了好几次：“没有问题，全力帮忙！”我挂上电话，泪流满面。
凌晨3点多，大家逼自己去睡觉。我简单梳洗，冲澡时脑袋一片空白，一回神又哭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她现在状况怎么样呢？痛吗？烧成什么样子？试着安慰自己不要乱想，只去想：瑞金治疗烧烫伤是最好的医院……可还怎么也睡不着，印象中最后一次看表是凌晨5点半。
早上7点多做梦惊醒，我梦到她身上有一点点受伤，她拉着裙摆在我面前跳来跳去，说：“你看！没事啦！小伤而已！”她还拍打伤口证明给我看。我心想，完了！一定很严重！梦里的都是相反的……再醒过来是因任爸叫我，上午8点多了，我们准备出发。
往医院的路上，大家仍沉默不语，我收了几通短信，知道小郭帮我联络好了，跟“长荣”或“华航”要几个飞机位置应该没问题。再见到张主任，阿嬷关心病房的隔离问题，担心媒体可能会混进去，询问我们可否派人守在病房门口。张主任说因为她的身份，已经把病房做隔离了，六个人的病房，与对面三张床中间拉了一块布幔，旁边两床也特地为她清空；他也强调了这边滴水不漏，很多名人都来过瑞金，没有发生过媒体混进来的情形。
我心里闪过一些疑问，不是因为高感染，所以连搬动都有风险吗？既然感染风险这么高，这样隔离好吗？台媒、港媒都来了，真不会有混进来吗？阿嬷再次委婉提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有返台治疗的建议，张主任没有反对，但仍然重复着他的自信，我们又随着他的自信而放心了一点，既然张主任的医术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一动不如一静。任爸说，我们来想办法克服在上海长期照顾的问题。
这个时候，小白短信发来一堆信息，他帮我找到中国台湾长庚医院（以下简称“长庚”）杨瑞永医生的联络方式，杨医生现在在开国际医学研讨会，但可以接电话，小白说他是台湾治疗烧烫伤的权威。我提了一下“长庚”的杨瑞永医生，张主任马上说认识，好几个场合上碰过。我顺着提出，那么也问问“长庚”杨医生的意见，张主任欣然接受，说也可以跟老朋友讲讲话。阿嬷马上拨过去，跟杨瑞永医生寒暄了一下后，让张主任跟杨医生讲。两人交换意见许久，但我听不出来有什么结论，张主任再次强调怎么处置完全尊重家属。
临走前，阿嬷拿出一包林董事长临时热心准备的红包，才从口袋掏出来，话都还没说一句，张主任就坚决拒收，一直笑着叫我们放心，告诉我们救人是他的工作。一行人离开办公室后，阿嬷给我使个眼色，把红包拿给我，我独自偷偷地返回张主任办公室，手拿着红包，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双腿就要软了。张主任紧握我的手，还不等我开口就说：“你仔细想一想，我若真收这红包，你不但给我不必要的压力，而且，你应该会更担心！”语毕，他送我出办公室，红包仍紧握在我手中。
出来到电梯口，人变多了，好像有保安、华研的人跟剧组的人吧。两男一女在跟任爸讲话，距离我约五米，他们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小孩，我看见任爸轻拍他们的肩膀。过了不久，他们三人向我走过来，旁边的人小声告诉我，最左边的是导演，另外一男一女是电视台的人。这一男一女小声地跟我说很抱歉，我又不争气地流泪，实在不想看到他们，我没有任爸的风度，一边把脸向右扭去，一边用左手轻轻把他们三人拨开。下了电梯出了门口，媒体冲过来噼里啪啦地问了一大堆，只记得记者大喊：“任爸！我们是台湾媒体！”保安死命地挡，我们坐上车，花了一些力气才离去。
早上还没办法check…in（入住）酒店，华研先安排我们去一个酒店式公寓休息。在大厅等待时，任爸、阿嬷、青姐与我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要说什么。任爸突然对我说：“阿中，我看你先回台湾吧，在这里你也帮不上忙，你还要上班，不要影响到工作。如果要在上海长期照顾，我叫你任妈过来。”我一听，又哭了：“可是我有用处，我可以帮忙找医生啊，还可以帮忙找飞机啊。”任爸突然转过头去，小声说：“好好好！”任爸好像有点哽咽。（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我们要了两个房间，一间让我跟任爸休息，一间让华研人员联络事情，我待不住，就跑去华研那一间房间，问问现在怎么办，这个时候，华研总经理也到了。没有人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留在上海还是送回台湾，谁敢担这个责任？没有人敢强力主张任何事情。阿嬷又打电话给“长庚”杨医生，告诉他她的数据，想再听杨医生的建议。我同时再发短信给小白、小玉，请他们确认“长庚”杨医生是不是中国台湾治疗烧烫伤最厉害的医生。我父亲也打来电话，我也请他帮忙打听一样的事情。没隔多久，小白、小玉以及我父亲都给了同样的答案。
我听得出来阿嬷电话讲了非常久，但听不到重点，毕竟杨医生没有亲眼见到，感觉上总有点像隔靴搔痒，而且，我相信这还涉及海峡两岸医界相互尊重的礼数问题。我突发奇想，要阿嬷跟杨医生直接开口，既然他跟张主任也熟，请他飞过来看，给我们第二个意见，有助于我们正确决定。阿嬷呆了一下：“有可能吗？”我说：“今天是礼拜六，放假，不问不知道，你直接问问看看，同时，我立刻请小白通过他的关系帮忙！”隔了一会儿，阿嬷再打给杨医生，他竟然答应了，马上从研讨会离开，但他的旅行证件过期正送去旅行社申请换发，又遇上周六休假，所以还特地请杨太太去协调处理，配合航班，最快是傍晚6点到上海，他会直接先去医院看看。我们的士气为之一振！
中午，我们转去饭店check…in，听到杨瑞永医生要来，大家的心情都轻松了一些，一时好像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在前往饭店的路上，阿嬷再度跟SOS专机联络，小郭、小王都关心是否该准备飞机，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需不需要。进了房间，剩我一个人，接了一通我妹妹的电话，问起Selina的情况，我只说得出很严重，然后又哭了，请我妹妹跟我妈关心一下任妈，其他的事情她们也帮不上忙。回了一个任家好友的短信，现在关心我没有用，我拜托他这两天去任家陪任妈。一个人在房间，要等到晚上见到杨医生，起码要到9点或10点吧，我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不需要保持理性思考。
我连忙上网，想看看关于这个事件的新闻，原来新闻早已经很大，网上各种小道消息充斥。我看了媒体报道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后，气得在房间摔东西，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情绪找不到出口，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下午3点多吧，小郭又用短信发了好多《圣经》的祷告文给我。我觉得我就快要崩溃了，我打电话给小郭，歇斯底里地哭喊：“拜托你明天去教会时帮我祷告，我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祷告。你能想象吗？她的腿是黑的，都烧掉了……”我不记得小郭跟我说了什么，但有印象我跪在地上痛哭，连电话什么时候挂掉的都不知道。
哭完好累，又在房间里继续走来走去，小白打电话来问我请杨医生的结果如何，说他可以现在飞过来，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我跟他说杨医生飞过来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其他事情来了也帮不上忙。小白问我她的伤势到底如何，我忍不住又崩溃，大哭一次：“她的腿都烧掉了。”我记得小白听到我歇斯底里，也慌了，一直跟我说：“放心！现在医学很先进的，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他不停地重复“一定会好的”这句话。林志鸿传短信来关心，他大概看到新闻了，他应该能谅解了；林志玲传了好几个短信来加油，她也曾在拍戏时受伤，她应该能完全感同身受。
我就这样在房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下午，走得头好痛。傍晚6点左右，任爸打给我电话叫我过去聊天，林董事长也在，因为任爸猜测我也睡不着。我连忙过去，想请林董事长帮我张罗头痛药。任爸感叹：“我夫妻俩一生待人谦和，不知道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说：“如果当初我反对拍这部戏就好了，我曾经觉得机会永远会一直来的，不是一定要接，如果我强烈反对，她不会接的。”任爸说：“不能这样说，如果是劫数，在哪里都跑不掉！你们或许太好、太顺利了，我之前就很担心事情太顺利！”
任爸又说：“我怎么看我女儿的面相都不应该是这样，这可能是个转折点，长远看未必不好，我对我女儿有信心，这也未必会影响她的演艺事业！”我说：“我也曾担心一切太顺利，之前还跟华研提过要不要制造一些我的负面新闻啊？这样吧，趁着休养的时间，利用时间准备结婚吧！”
任爸回我：“好啊，顺便生一个小孩，女人有了小孩，生活有另一个重心，这个打击对她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林董事长坚持我俩应该跟他去吃点东西，我因为头痛没去，但答应他们会回房间叫东西吃。
我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近10点，杨瑞永医生去医院看过后到饭店来了。杨医生相较于张主任，不是个自信满满的人，但看他的气质跟谈吐，是一个温和、保守、敦厚的人。在那个无助的时候，在那个不熟悉的环境，光听到他的口音就觉得熟悉与亲切一些。他很肯定张主任，简单地跟我们解释一下海峡两岸关于治疗烧烫伤医学的不同（譬如海峡两岸急救方法完全不同，大陆禁止家属探视，怕病人情绪波动；台湾却欢迎家属探视，可以鼓励病人），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她的伤势。杨医生还告诉我们，她的意识很清楚，她知道我们都来了，但她很痛，所以没有力气多说话。
大家讨论了很久，华研董事长也加入进来，讨论包括搬动风险、感染风险、烧烫伤治疗过程等等。任爸倾向于留在上海，理由还是一动不如一静；杨医生说留下也可以，任爸、华研一群人马上讨论留在上海的后续支持；但杨医生话锋一转，这样的情形，搬动她也不是不行。好像结论是留在瑞金也可以，送回“长庚”也可以。我听着这些讨论，觉得非常熟悉！医生跟律师一样，只善于尽专业分析职责，要不要医治或要不要告，是由病人、家属或当事人决定的。有了决定后，医生或律师会善尽专业操刀职责，把病人、家属或当事人的决定，贯彻落实下去。所以，目前为止，等于没有决定。
杨瑞永医生就在我面前，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急，总觉得不大对，没有找到留下或送回的坚强理由。我发现，若问“您觉得呢”是问不出答案的，我必须把问题细致化具体化，让医生答“是”或者“否”。我压着头痛，闭上眼睛，心里跟自己喊话：要冷静，把目前所有我听到的烧伤信息再想一遍，我试着在脑海中画一个“留在上海VS送回台湾的优劣对照表”，犹如媒体最喜欢用来评比两个人条件胜、败的那种表格。这个时候，顾不得礼数与客套。这个时候，只有家属有权决定，我一心急就忘了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属。
我问杨医生：“我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是急救、清创阶段，张主任提过清创的黄金72小时，张主任能安排10月26日周二清创，已经过了三天，会不会太晚？”杨医生说：“只要病人稳定，其实不会，如果是我排刀的情形，现在是周末，医院人手可能不足，排下周二差不多。”
我问：“如果不考虑客观因素，是不是越快越好？”杨医生说：“那当然！”我问：“假设现在她在台湾，如果‘长庚’安排，可以多快？”杨医生想了想，说：“周一应该可以。”
我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疗程包括急救、清创、植皮、复健、美容，有一天是终究是要回台湾的，起码复健与美容要在台湾的，问题在于哪一个时点回去？对‘长庚’来说，越早接手对整个疗程会越好吗？”杨医生说：“当然！有助于我们整体掌握！”
我问：“第三，我听张主任形容她的隔离病房，跟我的想象不大一样，如果下周二在这里清创，清创后两三天她很虚弱，应该不能搬动。假设，可能最快能搬动的时间是下周六，她起码要在这里待8天。我相信‘长庚’有个人的隔离病房，对她的感染风险是不是可以降低？”杨医生说：“是！”
我问：“第四，如果我们有飞机，您可以陪她一起飞吗？这样可以降低搬动风险吗？”杨医生说：“啊？有飞机吗？如果有，我可以一起飞。”阿嬷从椅子上跳起来说：“有飞机！有飞机！SOS专机护士在楼下待命！”我心里觉得答案出来了，为了尽快清创，为了医疗一体性，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搬运风险也可因杨医生的随行而降低，我转头看着任爸及华研总经理，提议说：“我们带她回家吧！”
每个人瞬间都跳起来，一阵手忙脚乱，联络SOS专机护士上来加入讨论、收集证件、沙盘推演、分配工作，SOS护士跟杨医生说明医疗专机的医疗器材。不过，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是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杨医生明早会再去医院，也再跟张主任讨论一下。阿嬷叫我快回去睡觉，她说我是很重要的力量，不能垮，她说我看起来快比任爸还老了。我回房后还是不放心，又追着阿嬷叮咛她，一定要提醒杨医生，如果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