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奇，也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能发现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拣了别人说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散播。”
“1949年访问苏联回来，我说：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说斯大林对我很亲热。这些都是吹嘘。这样的事例还不少。”
六、与洋人的关系
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有人揭发高岗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的总结发言也提到这个问题。
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都曾谈到高岗向斯大林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矛盾和反苏情况的情报，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甚至说高岗要让苏军进驻青岛、山东半岛；要把东北划给苏联，成为其第17个加盟共和国，等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高岗反省时，着重谈了他与苏联人交往的情况：“在中苏关系方面，是挑拨？还是向洋人吹了不该吹的牛？我认为，顶多是在个别问题上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些事未请示中央，擅自做主，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吹了些不该吹的牛，但绝没有挑拨离间、里通外国的问题。”
他着重谈了以下情况：
（一）在东北，三次去苏联
高岗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是l947年，经中央批准去伯力割盲肠，林彪写的介绍信，与马林诺夫斯基联系的。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点枪支子弹。那时，说过刘伯承、邓小平过黄河有信心；说毛主席是中国的斯大林。问谁是中国的日丹诺夫？我说是刘少奇。”
“后来苏联经常通过领事馆传来以‘史野’名义写的文章，或送一些关于亚洲问题的宣传材料，要中国的报纸发表，我们都转给中央了。”
“第二次是l949年夏，同少奇一起去的。我绝没有所谓‘抢在刘少奇前面说话，要求苏联驻军青岛和山东半岛’这类事情。当时，我在与苏联人闲聊时说：‘你们对我们旅大和东北解放帮助很大，替我们守住了大门；有必要的时候，到青岛、威海（当时青岛、威海是国民党占领的城市）。’这些话当然不恰当，但不是在正式场合邀请苏军进驻青岛，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我当时还对苏联人说过：你们的内务部在我们这里搞了40几部电台，都由地主、国民党的人掌握。关于这件事，在北满分局时，陈云、林彪和我就向当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过意见，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我说这话的确是带不满和批评的意思，但我说的是事实，既不造谣，也没有挑拨的意思。”
“至于就我要把东北割给苏联，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那更是没有的事。当年我对苏军从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和铁轨的行为很不满意。访苏期间，我很想向斯大林说说自己的意见，被少奇制止了。试想，连他们拆走我们的机器设备 【注3 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把许多机器设备、铁路等拆运回去，引起我国人民和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满。】我都不愿意，怎么会主动把东北这么一大片领土白白送给他们呢？我再怎么没觉悟，也懂得这是卖国行为呀！”【 注4 关于“高岗提出把东北划归苏联作为第17个加盟共和国” 的问题，当时随刘少奇访苏的翻译师哲是这样说的：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刘少奇不同意。会谈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不给高岗等人发言的机会。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满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引自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
“回国后，我有意抬高自己，贬低少奇，说斯大林赏识我，而不怎么满意少奇的报告，这是事实。我讲这话， 纯粹是吹嘘自己。”
高岗始终否认他跟柯瓦廖夫说过刘少奇的坏话，否认说过“少奇同志组织人打击我”这类的话。他说：“在去苏联的飞机上，少奇谈对资产阶级问题的看法，冈尔斯基翻译，柯瓦廖夫问我怎么看？我说少奇这个观点有毛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谈经济问题时，我说到薄一波的问题；谈职工问题时，说了立三问题。我这样讲，是无原则的。严格地讲，对柯瓦廖夫说这些话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刘少奇的坏话。”
“还有一次是l951年，为朝鲜和谈及苏联援朝战斗机的问题，我和金日成一起去苏联，师哲当翻译。当时，苏方有马林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他们传达了斯大林的谈话，认为战争还要坚持两年。他们讲了一大篇，我多半是解释，并讲了一下我们的几大运动。我要求他们援助朝鲜28个师，以后争取40个，再后来是 60个师， 【注5 这里指的是要求苏方援助我们的空军装备。】增加了一倍多。我自觉无半句挑拨。如果我要干坏事，机会多得很，但我没有干。”“斯大林的讲话是机密的。回国后，我和聂鸿钧谈了。有一些问题和东北局的委员谈了。这是极大的错误，无组织无纪律。”
（二）“与洋人密谈三天三夜”
高岗说，“这件事刘亚楼最清楚。那是在l947年与 l948年之交，当时我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持司令部工作；刘亚楼是参谋长，负责与一个叫卡瓦列夫的苏联军事情报员联系。一天，卡瓦列夫来找刘亚楼要有关东北敌我军事力量消长情况对比和部队番号等资料。正好当时刘亚楼不在，就来找我。我叫秘书刘家栋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去接谈的。这整个过程中，我与卡瓦列夫根本没有见面，哪来的‘密谈三天三夜’？刘亚楼有些话完全不真实。”
（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l946年l、2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注 【6 北满分局驻地。】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1945年12月28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1946年到1947年，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自齐齐哈尔回来，在哈尔滨林彪家里，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我和林彪、陈云三个人一齐质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跟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儒洛夫廖夫和我们吵了一顿。他还说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了撤机器的事情。林总讲，我们批评了立三，他已承认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l950年到l953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l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l946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40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l953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的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
（四）关于柯瓦廖夫
座谈会上，有人质问高岗向柯瓦廖夫泄露中共党内矛盾的情况，说刘少奇的坏话，说刘少奇打击他，等等。现在一些书刊也大谈此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柯瓦廖夫是l947年到东北的，名义上是中苏铁路的苏方代表，实际上是苏联在东北的专家总顾问。l949年12月回国，以后没有回来。
高岗回忆说：“当时，东北局由我负责与柯瓦廖夫联系。他曾经跟我谈起：‘斯大林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不给你们，是要你们把力量组织起来抢天下’”，“他还问过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以后，中共干部到东北的情况、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情况，以及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过一些不利于中苏关系的话的情况等。”
“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我说确曾有过，彭真、林枫的确有错误。但l946年7月l日以后，中央改组了东北局，林彪负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柯瓦廖夫又问我：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苏军撤机器，外国报纸登了，李立三讲了这些话没有？我说，李立三的确讲过苏军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拉走的事。林彪、陈云和我都批评他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其实，当时好多人都对苏军的这种做法，特别对个别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很不满意。但苏联出兵东北，总的来说是好事，对东北解放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当时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要顾全大局，正确看待苏军出兵的问题。”
“我这些话是l948年冬讲的，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后来，1949年春，我到西柏坡时，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这些情况，林彪和陈云都知道，怎么说我是挑拨离间，给苏联人送情报呢？”
那么，高岗是否让柯瓦廖夫给斯大林带过信呢？高岗的确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但这封信是经过党中央，而不是让柯瓦廖夫带给斯大林的，和传达情报毫无关系。
那是在1949年夏初，高岗访问苏联之前，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内容是介绍东北战后恢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苏联在设备和技术上给予援助。他当然不会自己写这封信（他不懂俄文），而是由张闻天亲自起草、翻译的。这件事，张秀山、张明远、陈伯村等人都知道，并且，这封信经过东北局讨论通过以后，报送中央审批。不久，高岗与刘少奇一起访苏，东北同苏联达成了l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这封信可能起了积极作用。
“我到北京以后，阿尔希波夫（苏联总顾问）提出关于劳动工资的建议，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财经会议刚结束，他问中央的分工情况，我谈了一波的新税制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的问题。这些事，应该请示中央，由中央统一答复，而自己擅自讲了。”
总之，高岗在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的确有错误，他作了检讨。但这些是否能构成“里通外国”和“挑拨离间”之罪呢？
（五）李越然的揭发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事，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近来，有些书刊登载李越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的所谓高岗与捷沃西安关系问题的材料。因为李越然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会见时的翻译，所以他的回忆揭发似乎很有分量、很可信。
关于同捷沃西安的鞍山之行，高岗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反省时根本没有提到。李越然在1954年中央高干会揭批高岗时，也没有揭发，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揭发的。
他在揭发材料中说到，1953年5月（应是12月），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去鞍山的路上，曾对捷沃西安说，他的意见在党内得不到支持，中央有人反对他，要捷沃西安回去报告苏共中央，暗示要借苏联的压力排挤刘少奇。李越然同时还揭发伍修权包庇高岗，跟高岗是“同伙”。
事实怎样呢？
1953年12月中旬，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鞍钢三大工程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件事，高岗和李富春、贾拓夫早在12月17日就已经商量决定了。
1953年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说了一番令高岗心惊肉跳的话。 【注7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水。”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话作了暗示。】
第二天，12月25日一早，高岗怀着尴尬不安的心情，陪同捷沃西安踏上东去的列车。同行的除赵家梁外，还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和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
捷沃西安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
会见时，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其他三个人在场。这样出格的话，高岗就是真的想说，也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更何况毛泽东刚刚端出高岗的问题，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着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借助苏联的威力来排挤刘少奇”！后来经调查，伍修权、马洪和赵家梁都明确否认高岗谈过有关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事。
七、生活作风
高岗承认自己在私生活方面确实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这主要发生在东北解放以后的那几年。但他毕竟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总要有所顾忌，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
事实上，初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他比较谨慎，1953年6、7月以前，他从没在家里举办过舞会。一般都是去参加中直机关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舞会，去的人都是一些中央首长。一般周总理一走，大家就走了，高岗也就早早回家。他在中南海只跳过两次舞，有时观看文艺演出；去过两次计委的舞会。
后来，罗瑞卿和肖华对赵家梁说，要照顾好首长，要调剂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不要总是忙工作。“首长的文艺生活要组织好，你这个秘书不管不行啊。”肖华还表示可以从军队文工团找乐队和舞伴。从那以后，周六晚上才在东交民巷八号办舞会。一些书中描写他在舞会上公然拥吻舞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