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得清呀！”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确实只当党的主席，也确实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历史也证明，毛泽东确实对刘少奇不满意，并且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置于死地。事实证明高岗没有造谣；他的错误在于不该随便扩散中央内部的情况。
（二）散播流言蜚语
“财经会议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对少奇和彭真、薄一波等人不满，刘少奇一手提拔的饶漱石也不例外。那时，各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几次来谈工业经济建设及其他工作问题，很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他们说：‘你们东北局搞得好，有经验，怎么搞法？’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对少奇不满，而对我不错。我非常得意，向他们散播刘少奇的不少坏话，造成‘毛主席已不信任少奇’的不良影响。当时流传所谓我家里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大区支持第二司令部。’”
“我散播的流言蜚语，如：
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
少奇过去搞人性论，受到毛主席批判；
在方针政策方面，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少奇提出来的，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柳树店休养时说了，校场口事件表明，根本没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央工委在平山土地工作会议的决定有‘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对山西农村互助合作社的批示是右倾表现；城市资产阶级政策，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是‘右’的观点；我还让人转抄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以此攻击刘少奇；说他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套；职工运动的错误不完全是李立三的，而与少奇有关；评议整党，少奇说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说城市共产党员可以开工厂剥削，农村党员可雇工，富农可以入党等问题，都是错误的，东北顶了他；那次去苏联时，老头子（指斯大林）对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还讲过抗美援朝决策时，少奇同志也不那么坚决等等。”
“在组织问题上，我说过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还议论过，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各大区应调一些水平高能力强的人加强组织部”；说“少奇打算调李雪峰去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说李是否顺手一点，陈正人不顺手”；还散播“少奇说‘陈正人身体也很差’，打算让李富春做建委主任”；和陶铸说，“少奇对广西的工作不那么明确地支持。财经会议时，陶铸听说要调他去政法委员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还不是调虎离山。这些都有挑拨的意思。”
“我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好像少奇在重要政策上是不稳的。这是当时的认识。我把这些当成自己所需要的，抓辫子，并加以夸大，在背后议论散播，说刘少奇不稳，不能掌舵” ；“我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是指桑骂槐。”
“这些问题，跟大区的个别同志谈过，和中央的几个同志，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和东北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也谈过。”
“现在检查起来，对这些问题应该正确对待：
‘人性论’是一时的认识，毛主席指出来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了。
‘和平民主新阶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形势的估计，随时十分正确是极难的。关键问题是在实际工作部署上，还是在准备战争，事实上并没有影响。
平山土地会议，是有‘左’的错误，但中央、少奇，特别是毛主席抓住这个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农村互助合作，中央己作了决定，这个问题也已解决了。
党的性质和雇工问题也是解决了的。
对资本家的问题，当时是城市需要稳定，怕乱，搞乱了损失更大。”
“对这些问题，我本来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少奇同志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向主席反映。但自己却是抓他的辫子，想搞确实一些再向主席讲。”
“有的问题，我和主席谈过，他两次要我当面和少奇同志谈。主席说：‘少奇是老实人，你和少奇同志谈；别人谈，要制止。’要我当面谈，我不谈。以后谈的时候，提得不明确，谈得不清，谈得不够。”
“事实上，不论在几大运动，还是在党的建设发展等方面，少奇同志都是正确的，有贡献的。反过来，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不是自己看出来的。自己装懂、吹嘘，拿中央正确的东西打击少奇同志。应该和少奇谈，但没谈，已是错误；还要有意地打击少奇同志，我这人是坏极了。对少奇，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本不像个人，不像个共产党员。”
（三）关于党史和“八大”代表
高岗曾对人讲，明年（l954年）抓四项工作：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为召开 “八大”作准备；四是制订宪法、召开人大。
关于编写党史，他说：“编写党史，我认为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割成根据地历史和白区历史两大块，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是很小很小的部分，不能和苏区相提并论”；“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扯皮促退的一面”；“要以苏区的历史为主来编写，要趁主席健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七大’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
关于选“八大”代表，他说：
“‘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否则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要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主要是要从工作成绩来考核，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他还说：“在干部问题上，少奇肯定要乘‘八大’之机安排他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将来选‘八大’代表时，我就不选李雪峰、薄一波。”
“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这些，我跟陈云、林彪、陈正人、陶铸、黄克诚、王鹤寿等人议论过。现在想想，人家讲，你为什么把它拣起来？”
（四）“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总结发言的第三条说到高岗“利用某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污蔑中央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谓“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是1953年春天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提出的。
高岗反省时说：“总理说的不符合事实。那份名单不是我伪造的，而是毛主席派他的机要秘书直接送来给我看的，并等我当面看了以后就拿走了。这可以查证。”
“在这之前，大约是2月底吧，当时中央酝酿体制、人事问题，毛主席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碰头、学习，议一议。少奇考虑中央分工，提出一个书记处和政府党委名单，在少数人中征求意见。其中彭真为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委、安子文管组织部、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自己有宗派观点，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是少奇安插人，所以没有重视。紧接着，主席又送来那份‘八大’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和群众团体分工的名单，政治局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虽然安子文说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我却主观地认为安子文怎么敢？这是少奇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和各部委的人事，授意安子文搞的。这是我把党内干部看成派别性的，借以攻击少奇同志。这个政治局名单，我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人谈过。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还问过邓子恢、朱总司令知道不知道这个名单。”
“问题是，我的这些想法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而没有讲，却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这是天大的错误”；“后来又不听毛主席的招呼，私下扩散了这个名单，散播自己的错误想法；再后来，当毛主席追查是谁泄露此事的？自己又不敢承认，欺骗了毛主席。”
三、“反对周恩来”
高岗看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稿后说：“说我反对周总理，这不是事实。我承认，我曾议论过总理在历史上跟着王明犯错误，也说过他检讨过分散主义错误，说他事务主义。我这样说他当然不应该，但决不是反对他。”
他一再表示，他对总理是尊重的，绝没有反对的意思。他甚至说：“即使我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真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也决不会蠢到这步田地，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对手，在反对少奇的同时，再来反对总理，绝不会！”
“有人说我不赞成恩来当总理，想让林彪当总理，甚至说我自己要当总理，绝没有这种事。”
“我记得只有一次议论过谁当总理的问题。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我说我不行。主席又问你看谁行？我说恐怕林彪比我行。此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议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议论总理。”
“如果我真的反对周总理，真的想取而代之，就绝不会拒绝主席的意见。我不明白，这种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呢？”
周恩来听了赵家梁汇报后，愣了一分钟左右才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高岗反周。”
赵家梁向高岗转达总理的话后，他深深长叹，说：“天晓得！”
1954年2月17日上午，高岗在开枪自杀之前，没有给刘少奇留下一字一句，可见他对刘少奇之绝情。然而他却给周恩来写了托孤的遗书。信虽短，却很有感情。高岗在中央，在地方，都不乏亲朋好友或亲密战友。但在生死之际，他却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周恩来而不托付给别人，这说明他对周恩来特别信赖。
其实，对周恩来不满意的不是高岗，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我们且不说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什么恩怨，仅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春天之间，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周恩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削弱周恩来的权力（我们将在后面叙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责令更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
四、对干部有宗派情绪
高岗承认自己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存在宗派情绪。他说：“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有成见的，如对彭真等人，理都不理，有报复心。”
“对薄一波有宗派情绪。来北京后看到一些现象，内心不服，主要在四件事上内心不服，狭隘个人主义。”“一是东北一党员的信。 【注1 此信主要是向党中央揭发东北个别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问题，未具体点名，只是泛泛说有干部腐化。高岗在离开东北前，在东北局传阅过这封信。】自己认为薄一波不应该批转这封信，他这是借‘三反’之名来敲我一下。” 【注2 当时薄一波是中央‘三反’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东北一党员的信’由‘三反’领导小组转给东北局。】“二是 l952年8月间，一波在颐年堂批评东北财政上不统一，要林枫回来检讨纠正。”“三是鞍山检查组。 l952年‘三反’期间，鞍钢一个高炉发生爆炸事故，中财委、重工部、监察部、组织部等派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并检查鞍钢的工作和投资使用情况。工作组尚未出发，王鹤寿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派工作组是薄一波有意与东北为难，打击鞍钢的目的是打击我高岗和东北工业部，还联系到这是薄一波对过去处理彭真问题不服气，企图报复。”
“我觉得一波认为东北工业搞得好，鞍山是最主要的。现在出了事故，就说我们把鞍钢搞得一塌糊途，派检查组来调查。这是一波借机整我，我就不配合检查组的工作。我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一部分同志，使他们也对检查组产生不满情绪。”
“后来毛主席批评一波，说不会游泳的人站在岸上看人家游泳，指手画脚容易，要真正懂得游泳，还是要亲自下水学游泳才行（大意）。我更觉得自己正确，还向东北局的同志传达了主席的话。”
“四是去年3月底，中财委召开部长会议，一波讲话出格。我认为一波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自己也就不是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采取错误的态度，说他批批点点，不解决问题。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有办法，吹嘘自己。”
“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这方面的具体事实不少。如 l950年，对王稼祥说，总理很忙，你回来抓外交部吧。对黄克诚说，中央要你当政治局委员，我赞成。中央还未决定林彪任计委副主席之前，我就对陈正人说了。”
“一次中央会上谈到，‘七大’以后‘鼓出来’的干部要补选中央委员。后来我把会上提到的人告诉了其本人和与自己接近的人，有讨好的意思。这是组织纪律不允许的。同时，对一波提出的华北的几个同志，我说是否恰当，值得考虑。这些，我对陶铸、黄克诚、王鹤寿、张明远、陈正人等人讲过。这是有宗派观点，错误的。”
五、吹、装、偷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的总结中说过，高岗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吹嘘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坦言：“就是吹牛、吹嘘，不懂装懂，剽窃别人的思想、言论、文章，当成自己的”；“工作上喜欢报喜不报忧，听到说你先进就舒服，说你有毛病就不高兴。”
“在延安时，自己本来政治上是很不成熟、不高明的，但是装得自己很高明。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整个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干部培养等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取得的。许多事情自己看得不是那么正确，只是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有时也还没有完全领会。但自己总是装得一切都懂，表现自己还不错。”
“在东北，与彭真的争论很多，后来证明我对、他错。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英明正确，而是陈云、张闻天、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人的一致意见。”
“到北京后，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就希望把计委机构加强一些，调一些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强的人到计委来，表现出自己管得不错；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于人后，表现自己，突出个人。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 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计委的委员和各局局长。”
“财经会议前后，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乘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
“对少奇，也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能发现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拣了别人说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散播。”
“1949年访问苏联回来，我说：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说斯大林对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