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也是令高岗难过的，1954年6月22日，孩子们回来说：同学们说你是坏人，有的还欺负我们。
他听后，伤心地落泪了，天啊！怎么会这样？孩子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我是坏人？那天，他的情绪极坏，终日唉声叹气，一反常态，没有打篮球，也没有玩牌。
第三件，服务员小张说，反映西北革命斗争的连环画小人书，因为里面有高岗的事迹，现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已经停止出售了。高岗听说后，对值班卫士说：“我犯了错误，连西北闹革命的小人书页不让卖了，唉！”
本来，那段时间，他对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热切盼望中央派人来和他谈话，尽快对他作出处理，重新安排工作。他对这种无休止、无人理睬的管教生活已厌倦了。现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使他稍稍平稳的情绪又起波澜，困惑、不安与悲观情绪日益加重，还有什么前途呀？什么学习、提高，去它的吧。他开始把大量时间用来跟工作人员玩，跟孩子们玩，以此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虑。
（五）紧张绝望
快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1954年6月28日起，高岗比较注意听广播、看报纸。1954年7月1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报导各地选出的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很注意地侧耳倾听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结果令他失望。他表面上跟往常一样，实际上情绪越来越坏，内心越来越不安。他把人民代表名单与对他如何处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既然名单上没有他，那就是说，至少他将被从现实生活中抹去，更不用说是排除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了！
“不知别的人怎么样了？”他又想起那些同他比较亲密的人，为他们担心。
一天，他忽然问赵家梁：安志文、马洪是不是还在计委？高老虎是不是还在东北飞机场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对骄傲情绪》。高岗看后，好几天长吁短叹，说：“这篇社论是说我的。”
赵家梁问：“你有没有骄傲情绪嘛？”
“有，总觉得人家不过如此。一听到人家表扬称赞说我是‘西北人民的救星’，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就沾沾自喜。其实，我不懂马列。要是没有刘志丹和毛主席领路，要是没有那么多中央派来的干部帮助，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搞。可是，后来把功劳都记在我的头上，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现在人家说我居功骄傲种下祸根，产生野心。我承认，我是骄傲，但还没有到产生野心的程度！”
他变得反复无常，每天玩得很晚，管教人员曾劝他不要玩得太晚，以免影响休息。
“好吧，好吧！”他嘴里答应着，行动上却照旧。每晚打牌，不到半夜不收场，有时甚至玩到凌晨三、四点钟。别人提醒他早点睡，他唠叨：睡得太早，反而睡不着。
他急切地盼望李力群早点回来，打发儿子去医院对她说：“爸爸情绪不好，叫你快点出院，他有话要说。”
李力群回家的当晚，高岗就对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啦。你走后，没有任何人来看我，习仲勋逼我违心写了……送上去，也没有回音。看样子要对我做最后处理了。我没有反党，我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1954年7月14日，高岗说，成天玩儿没意思，还是看书好。可是晚上照样跟工作人员搓麻将，一直到凌晨四点才休息。
1954年7月19日又说：以后周末玩儿，平时听广播什么的。可是到晚上，他根本没有心思听广播，听听就睡着了。快到半夜才吃晚饭，饭后又玩扑克，至凌晨一点多。
他也曾要求找些参考资料来看，要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但过后又说：“算了，算了，不要了！”
按规定，不允许他到楼上的阳台散步，但他却有两次不听值班人员的劝阻，硬是在阳台上走了两个来回。值班人员怕出意外，紧随其后。他气狠狠地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为此，管教人员严肃批评他，他马上表示接受，虚心检讨，也作了一些解释。
由于长时间的焦虑不安和寝食失调，高岗的肠胃功能有些紊乱，到了1954年8月10号左右，出现腹泻和胃口欠佳等症状。过去，他一旦有病，都能及时接受治疗，但这次，尽管一再建议给他治疗，都被他拒绝。
时间拖得越久，高岗就越焦虑不安。他叹道：“唉！谁也不来了，谁也不出来说话了。”他究竟盼望谁出来为他说话？到了这步田地，又有谁敢为他说话，谁能为他说话呢？
他觉得自己犹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万个不甘心，却是万般的无可奈何！人活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
他暗暗地做着自杀的最后准备。
1954年8月15日深夜，他把李力群从梦中叫醒，趴在她耳边说：“我活不了啦，睡不着，太痛苦了。怎么处理都行，随便吧……”
管教人员时刻注意着高岗的每一个变化，这些不正常现象，引起大家不安和警觉。他们多次派人向中央当面汇报，或些书面紧急报告，认为他的情况很不正常，要求中央尽快派人来和高岗谈话，早作妥善安排，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要求尽快搬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中央来人跟高岗谈话后就搬。但遗憾的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就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复，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
1954年7月下旬和8月初，管教组曾两次全面检查高岗的卧室、起居室、办公室等各个房间及沙发、床铺、被褥、桌椅、地毯等物品，以消除可能潜藏的危险因素，防止高岗再次自杀。
第二章 反省检查
打开一叠被尘封了近50年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纸片——当年高岗反省的原始谈话记录，笔者的心情激动起来。这是一些规格、质地不一的纸片，既有信笺纸、稿纸，也有坐标纸、笔记本纸；有横格的，有竖格的；有钢笔写的，也有铅笔写的；字迹有大有小，记录稿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些胡乱涂画的外文字、图画之类，也有一些简单的不连贯的词语。这是高岗谈话间断时，赵家梁为打发等待时间而胡乱涂画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纸。唯其如此，它们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过劫难，保存下来。这些就是当年高岗写《我的反省》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现在，这些乱七八糟、不像样子的纸片，成为我们了解高岗其人的珍贵资料。
高岗的情绪平静以后，对自己的学习、检查和反省提出五个步骤：一提（提醒）、二记（记忆、帮助记录）、三检（查）、四结（写出反省稿）、五交（反省稿子送交中央，听候党的处理）。他还要求看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要求赵家梁帮他整理反省材料，进行文字加工。这两条，周总理都同意了，但他强调，反省内容必须是高岗自己的，最后送交中央的反省稿，也必须由高岗亲自核定亲自抄写，不能由别人代笔。
开始的一段时间，高岗每天上午学文件，下午两点半开始谈两个多小时。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大纲式地谈他的主要经历和主要问题，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赵家梁在一旁记录，然后整理抄清，交给高岗作进一步检讨反省时参考。
①西北
金边帽，东洋刀。复仇。
消极。苏武牧羊。挑大粪。当和尚。
狭隘、仇恨。
腐化。
审干。
无人批评，一批就跳。
说好的，没揭批不好的。
骄傲。了不起，吹装。
贪功。夸大自己的作用。
财经会议
组织会议
二线一线。
②东北。
自己要求去的。
宗派。看彭。看林。
独立王国。
听好；不听不好的。
腐化。
外国关系。
把成绩放在自己账上。
1954年3月19日以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上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仍是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先提出题目、大纲，以后逐步展开主要问题和具体错误事实。他讲的断断续续，有时一面讲一面流泪，有时长吁短叹、陷入沉思。赵家梁偶然插几句话或提几个问题。
1954年4月中旬着手写《我的反省》。他逐字逐名斟酌推敲、反复修改，最后定稿，亲自抄写完成《我的反省》，4月30日送交中央。
高岗谈西北时期情况时比较轻松，有时还很兴奋。他既肯定工作成绩，也承认曾经有过悲观情绪。谈到1942年西北高干座谈会时，他不无愧疚地说：“那时对郭洪涛的批判很厉害，他都能接受；现在自己犯了错误，人家一批旧受不了啦。”
说到东北解放前的那一段，高岗比较平静，重点讲了与彭真等人的争论。
东北解放后和北京时期，重点检查与刘少奇的关系。他着重检查了东北建设时期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对北京时期所犯的错误，他归纳为：主要是反对刘少奇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散布流言蜚语，搞非法组织活动；吹嘘、抬高自己；对毛主席不说实话，欺骗毛主席；对干部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有宗派思想和宗派情绪等等。由于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又提到“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也着重谈了与洋人交往的情况。
他反复谈这几个问题，开始谈的还比较平静，后来越谈越激动，有时情绪低沉，心神不定，最后又逐渐平静下来。
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他检查的重点之一。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高岗对东北建设时期和北京时期主要错误的反省检查。关于他对家庭、经历和在西北的情况，以及东北解放前与彭真等人争论情况的回顾与反省，请读者参阅本书的附录〈历史回顾〉。
一、与刘少奇的关系
他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 l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1947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l946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来主持工作（后来因为形势紧张未成行）。这说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解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这天下午和以后的几天里，高岗就这个问题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一再申明，反对少奇不是为了自己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问题，实现毛主席的一大心愿。或许他已经意识到，现在除了赵家梁，还有谁能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这些心里话呢？更别奢望有谁会出来替他说话了。
二、反刘的主要言行
（一）接班人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比如主席对少奇的不满和担心；查看敌伪档案，了解少奇是否有自首变节行为，以及关于大权旁落的问题等等，我都跟陈云讲了。1953年上半年，我们一起议论过好几次，一致认为：毛主席确实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把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主席的意愿，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而且最好在‘八大’以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议论过，这件事由谁出来挑头比较合适？怎么搞法？谁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陈云认为这件事由我挑头最合适；要我先搞起来，搞确实后再告诉毛主席。我都同意了。我们还说到林彪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
“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同一些领导干部交换过意见，确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我说过“少奇‘左’右摇摆，很不稳。要是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验的”；“现在主席健在还好，他们不敢怎么样。要是主席不在了，那还不乱了天下！”
“关于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我向人散播说，主席讲，他只当党的主席，让少奇当政府主席、议会议长或当什维尔尼克。‘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不是主席说的，是我伪造的。现在有人说我假借毛主席的旗帜反对刘少奇，我承认这是事实。但说我‘伪装拥护毛主席’却不是事实，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我是真心拥护毛主席、效忠于毛主席的。”
“毛主席提出，他不在北京期间，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几个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我跟陈云、邓小平说过轮流好，不支持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杭州时，也曾跟林彪、陈正人说过这个意见。”
“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