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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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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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下乡,没有这点,我们立不住脚。三是仗打得好。形势不利时,我们正确的退却(比如不打第一次锦州之战),该打时就苦打硬打。四是“七?七决议”后,东北局领导同志高度的共产主义的团结,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这里林、罗以全力照顾地方,地方优先照顾军队,这就合拍了……
罗荣桓认为:
胜利原因是在东北局统一集中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央方针,完成了土改,进行了建设,创立了强大的军队,以这来解决历史上的争论与教育全党。历史的争论,事实已做了结论。
形势问题,有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这一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后来又有一战(决胜)的问题。这还是和平幻想……
毛主席1948年12月的电报,具体解决了形势发展的问题。但“七·七决议”以后才贯彻了毛主席的方针。从三年的战果来看,更证明了“七·七决议”是正确的。
胜利时指出这一条很必要,这不是仅是为了回答过去的争论(这在事实上已做了结论),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全党干部。
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是认识与实践逐步统一的过程。认识与实践脱节,主客观的脱节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对这个失误,彭真有责任,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责任,而且责任可能更重些。然而在“七·七决议”以及1948年11月会议决议中,却以毛泽东的“一二?二八指示”为线定是非,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些是是非非,影响到东北干部的团结,甚至使得一些人结怨甚深,延续多年。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彭真在东北的错误只有半年,当时有许多情况都不清楚,不能算路线错误,只能说是“路线性的错误”。1953年在财经会议上,他再次提起,说一波的错误与彭真在东北的错误不同,彭真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1985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重开论战,陈云和彭真各自组织人写了该书的“综述”。彭真认为他当年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无大错。两篇文章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件事就不要再争了。两篇文章都不发表,一起存档。
这段历史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但要说高岗从那时就反对刘少奇,就有野心,甚至要夺权,显然根据不足。反之,要说彭真等人那时反对林彪和高岗是“有先见之明”,甚至以此说明林彪、高岗之“一贯反党”,亦不符合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既不能以今天的正确来掩盖过去的失误,也不应以今天的过错,甚至罪行来否定过去的功劳。
五、建设新东北
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高岗担任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的工作。9月,在全国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支援全国解放,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做出了很大成绩东北的成就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不止一次号召全国各地向东北学习,要求领导干部向高岗学习。
(一)战略转变
早在1948年3月东北大反攻开始不久,东北局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东北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增加我们的物质力量,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满足前线大兵团集中作战的一切需要。”1948年11月23日,大军进关前夕,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再次确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巩固东北,支援全国,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使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与争取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一切为了支援与争取全国战争的胜利,仍然是东北党的战斗的口号”。决议强调:“必须百倍加强党在东北一切建设中的领导”,“加强党内组织统一”,“加强全党的团结,以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
东北全境解放,为东北和平建设创造了条件。1949年春,东北局适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开始了全面恢复工作。
1949年8月22日,在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提出《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37再次强调:“东北是全国的有机部分。因之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径沈阳时,指示东北局:“要把东北建设成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出机器、出人才,支援全国”,确定了东北率先发展的方针。
1950年3月,在东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作《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进一步号召广大党员投身到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去,并明确将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列为东北经济建设三年计划纲要的战略目标。随后,东北人民政府通过了20年规划和三年经济计划纲要,提出1950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首先是恢复国营企业的生产。
1、狠抓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环境变了,党的中心任务变了,党员的思想作风也必须随之而变。1949年,东北局首先在全区开展整风学习,以使全党从思想上、作风上跟上新的形势,在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年8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来以后,针对当时党内一些思想状况,提出名誉、地位、物资待遇应当给谁的问题。9月8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荣誉属于谁?》的演讲,指出由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后,党的中心任务也要转变。过去是以战争为标准看一个干部,现在要以基本建设为标准考察干部。他全面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提高全党干部革命事业心的必要性;严肃批评了那些“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资享受”的干部。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认识,荣誉地位“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物资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地位可言”;“要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资待遇,是人民根据你的贡献给的酬劳。”他提出,过去看一个干部,是以战争中的表现为标准,现在要以经济建设中的表现为标准。
这个报告反映很好。后来经过李荒、马洪等人修改,李富春把题目改为《荣誉是属于谁的?》,送中央审查。毛主席和刘少奇都看过这篇文章,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东北日报》于1949年11月10日发表,后来《新华月报》、《活页文选》分别转载,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搞了一些以此为题的节目,在全国宣传。
后来批判高岗时,有人说他用名誉、地位收买人心;也有人说这个报告是他剽窃别人的文章。但事实并非如此。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在党的中心工作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以后,要学会搞建设,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高岗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和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至于报告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乃至提纲都是他自己提出的,马洪只是帮他整理加工成文稿。像这样由秘书或写作班子帮助整理加工文稿的情况,不止高岗一人。这是否能算是“剽窃”呢?
党中央对东北的整风给予充分的肯定。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此后,东北的整风运动更加深入展开。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东北局又在全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2、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1949年1月,东北局成立了东北计划委员会及各级计划机构,制定了1949年的经济恢复计划。同时,按照党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并采取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主张,38 结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于当年8月经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其中确定了从1950年到1952年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目标:“以全力争取吧工业生产设备和农业生产设备恢复到1944年的水平,并适当的改造原有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使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为发展东北经济与为全国工业化准备条件”,“工业方面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同时也注意轻工业的提高。农业方面是提高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制订了为实现这些目标应采取的措施。《施政方针》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特别提出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国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尽管当时没有预料到1950年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所带来的困难,但经过全区军民的艰苦努力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到1952年,这些目标都提前超额完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3、大力培养各种技术干部,广招人才
伪满时期,东北的技术人员有许多流亡关内;东北解放后,绝大多数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因此,东北的技术人才奇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用各种办法来培养、教育大批个人干部”;并在报刊上发表《欢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干部到经济战线去》等文章,广泛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恢复和建立各类学校,如开办培训班、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大学、行政学院和各类专科学校等,选拔优秀工农分子进行培养。到1952年,全区从个人中选拔培养了十万干部,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力量。第二是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和技术人员加强建设战线,选派大批优秀老干部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要求他们努力钻研业务,尽快成为内行。第三,派李富春到中财委请求从关内招聘技术人才。经中央批准,东北局派专人到京津、上海、武汉、西南等地招聘上万名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到东北参加建设(当时关内建设尚未恢复,失业的人很多)。第四,大胆录用旧军队和旧政权的技术人员,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业务上放手,生活上照顾,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第五,1950年制定了对技术人员的五项优惠待遇,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来东北参加建设。通过这些措施,不但解决了东北的技术力量短缺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的矛盾。
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建立干部梯队,定人定向,有计划地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成熟一个,提拔一个。克服盲目性和临时观点,保证干部需求和干部的质量。同时,对干部的使用上,用人唯贤,不论资历,不讲山头。
针对东北解放之初有人散布“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的流言,1950年1月,刘少奇与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谈话时说:“这种说法是无原则的、错误的,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他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4、克服困难恢复生产
由于许多生产设备、零配件在战乱中丢失,再加上苏联红军撤退时把大量工业和交通设备拆运回国,使东北工业生产的恢复遇到极大的困难。党和政府号召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把失散在民间的机器、零件、器材等捐献出来,并鼓励工人和技术人员献计献策,帮助恢复生产;在生产中实行民主管理,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等群众运动;学习苏联的经验和管理方法等等,许多厂矿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同时,东北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年夏,党中央派高岗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议,【注38 当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苏两国尚未建交,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授权苏联政府和已建立的中国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协定,并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以便于中共代表团进行公开参观访问活动。这个协定包括以物易物的形式获得苏联提供给中国三亿美元贷款;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以农副产品换回急需的生产设备和物质。当时,在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这个协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困难,而且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后,东北与苏联及其他友邻国家的合作也开展起来,到1952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先后与苏联政府达成几十项新的贸易和经济援建协定;并开放边境所有口岸,允许当地政府与相邻的苏联、朝鲜、蒙古的地方政府进行贸易往来。
东北在1949年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准备工作,从1950年开始全面经济恢复工作。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阶段。
(二)建设新东北
1、优先发展重工业
由于东北的能源、交通和重工业比较发达,国营企业(主要是重工业)占很大比例(接收伪满和国民党的官僚资产),以及关内解放战争的需求等,东北局制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的建设方针,而在工业方面又提出“应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
抗美援朝战争促使东北吧方针经济,尤其是方针重工业提高到巩固国防的战略地位。1951年元旦,《东北日报》发表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生产》的新年献词,指出:1951年的四个重大任务,一是巩固国防;二是在过去两年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经济建设;三是进一步深入和巩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四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加紧培养和训练干部。
1951年2月27日,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他说,只有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生产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防建设有可靠的物资基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目的,这就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
在发展工农业的过程中,东北党和政府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得以落实。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城市合作经济与私营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东北地区的工业恢复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1952年底,东北工业的恢复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工业生产总值超过1943年最高水平的10%以上;工农业比重,1949年为一百,1953年工业为486。1,农业为162。4;生产资料年增长与消费资料比,1949年为66%,1952年为78%,1953年1~9月尾75。4%;社会主义经济比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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