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杀头部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4
1935年11月中旬，张闻天等带领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组成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小组调查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党中央认为，陕北的“肃反”搞错了。随即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同志。
1935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作出《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至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但是，这个决定仍然认为，“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至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等等，这就使陕北“肃反”的错误没有彻底纠正，以至后来对原陕甘苏区党政军干部的工作安排也受到影响。直到七年后的1942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新的决定，才明确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继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处分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1935年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代表党中央为刘志丹同志平反。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出席会议。张闻天说：“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同志的处理是个冤案，应该纠正”；他宣读了“中共中央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立即分配工作。
1935年12月中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询问其健康情况，并说：“你们受委曲了。但对应该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他还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搞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究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5
三、在陕甘宁边区
刘志丹和高岗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毛泽东看中的西北领袖。
平反以后，党中央没有调整陕北苏区的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等都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高岗现实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任陕北骑兵团司令，率部到长城沿线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开辟工作。说是骑兵团，其实只有13个人和枪，几乎是白手起家。伊克昭盟群众基础差，党的工作薄弱，工作和生活都非常艰苦。
高岗心里充满矛盾，他在反省时回顾这一段经历，满怀感慨地说：“郭洪涛派我带了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去出家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样子给他们看。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与其这样被人家整死，还不如去当和尚、挑大粪；在生活上开始放纵自己。后来他曾向张秀山透露过这种心态。
他带着这种心态来到内蒙，与当地的汉蒙游击队一道驰骋在贫瘠的荒漠和茫茫草原上，打击土匪、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不久，高岗被派往三边，【注12 三边，指三边与内蒙交界的靖边、定边、安边。】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学习、贯彻党中央的一系列对蒙古工作的方针政策，并组织部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了解蒙族的风俗习惯，加强纪律教育；把部队分散到村户，广泛深入宣传，争取蒙族上层人士同情抗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没买公平，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很快得到群众拥护。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并建立了党群组织；同时，以蒙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保安部队及其指挥部，高岗任司令员，统一指挥三边、伊克昭盟各县、旗的部队、游击队和自卫军。
在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感召下，乌审旗王府保安司令部副官奇国贤、保安团副团长奇金山、奇国华、王爷府营长那素、保安队中队长王悦丰等，于1936年春先后投奔红军，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武装。民族工委还在定边设立蒙民招待所，接待和联络蒙族人士，开办训练班，培训蒙族干部。红军开始西征以后，高岗率骑兵团河蒙汉游击队协同西征主力部队作战，保障后勤。三边地区解放后，高岗率骑兵团向鄂托克旗进军，开辟绥蒙后套地区；蒙古工委将三边地区被反动军阀马鸿逵控制的大盛池交给当地的蒙族人管理，受到蒙族人的欢迎。
经过艰苦努力，他们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1936年9月15~17日，高岗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赞扬。这是他第一次出席党中央的高级会议，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并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1937年3月，随着苏区向宁夏扩展，蒙古工委改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仍有高岗主持工作；同时将蒙民招待所改为蒙回招待所，分别成立了蒙、回民族学校；扩建了蒙汉支队，建立回民支队。
这个时期，高岗远离党中央独立活动，缺少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生活上放荡不羁，沾染了不少流氓无产者的思想作风，是他后来在私生活方面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
（一）走上领导岗位
出任边区保安司令
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高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获得全票，当选为边区党委的17位执行委员之一，并在党中央未提名的情况下，全票当选为边区党委书记。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是任命郭洪涛为边区党委书记，可是缺席获全票的事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不久，高岗被任命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8月下旬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 6 其余的红军都改编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卫党中央、陕甘宁）和地方部队。9月，讲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三省的23个县），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之一。随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高岗任保安司令。11月，任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到三边7 及其北部一带，联合蒙族同胞开展剿匪和抗日游击活动。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不知道边区党代会上我得了全票。中央调我回来，我还以为又犯错误了，对人家说，这次回家凶多吉少。回来以后才知道是党代会得了全票。先在毛主席那里（中央军区）做一局局长，后来当保安司令。”
当时边区的形势十分险恶：一方面是山西的日军不断侵犯黄河河防，轰炸和炮击河西的城镇；一方面是国民党30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唆使边区的反动势力捣毁抗日组织、攻击抗日军政机关、杀害我工作人员及群众；并调集数十万军队先后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妄图消灭边区。同时，在边区内部，匪患严重（其中三边地区张廷芝是被我打散的国民党残部，流窜为匪），成为边区的心腹之患。
高岗上任后，根据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保存和扩大红军”的任务，8 立即着手对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和自卫军进行整编。
首先，将原有的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警卫部队改正编为保安部队，将边区划分为若干警备区，设立警备司令部，明确各保安部队的驻守区域和任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配合八路军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重任，随时准备参加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第二，将原有的赤卫军改编为抗日自卫军，明确自卫军的性质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其任务是，平时生产练兵、维护社会秩序，战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担负战勤任务。到1938年底，边区从村到乡、县都建立了抗日自卫军。
保安部队紧紧依靠边区人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粉碎其三次反共高潮和对白区党疯狂进攻；改造了旧政权和旧保安队，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巩固亲率保安部队，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配合下，经过两年反复清剿，先后剿匪40多股，彻底肃清了边区的匪患。他后来回忆说：”去三边打土匪，认为自己还不错，三个月九肃清了。其实这是党中央、留守兵团、群众的力量。”
保安部队和自卫军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保卫千里河防，动员大批人力、畜力渡河支援山西抗日战场。巩固亲自沿河视察，慰问守防阵地官兵；到野战医院和沿途兵站看望慰问伤病员，了解部队的伙食与医疗情况，勉励伤病员安心治疗；要求医护人员和驻地的群众像对亲兄弟一样护理好伤病员。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保安部队编入正规部队，由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贺龙任司令员，高岗任副政委。因政委关向应生病，由高岗代行政委职。此时，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达四万余人。
走上党政领导岗位
1938年4月，党中央决定改组边区党委，任命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
他初涉边区领导工作没有经验，遇到不少问题，产生过畏难情绪。正如他所说：“边区党委的工作很难搞，心想：‘边区麻烦，不如当地委书记，挑大粪也好’，‘去他妈的，不如去挑大粪’”
党中央派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边区工作，手把手地教他，才逐步成熟起来。1938年11月，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高岗是委员之一。1941年5月，他出任西北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46年，他又连任第三届边区参议会议长。【注13 1946不安吧4月召开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一次会议时，高岗虽然已经调到东北工作，但仍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培养下，高岗的工作获得了全面丰收，他本人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高岗的这段历史，就是人们所说的“西北起家”。
然而，他在工作中，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在反省时，不无愧疚地说：“1938年到边区党委。过去肃反，王明、郭洪涛的错误的。现在自己做了保安司令，做了书记，如果更谦虚谨慎，和不同意见的干部一起工作，那就好了。可是自己的能力的不成熟的，我却觉得仇恨，很狭隘。”
（二）建设模范边区
高岗在任期间，重点抓了边区的民主建政、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及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
陕甘宁边区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3个县，总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安徽省），人口150万（1938年状况），人少地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由于脱产人员大量增加和国民党的封锁（他们叫嚷“不让一颗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各方面的工作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困难。
中央到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战以来，延安的部队和公务人员逐年增加。1939年以后，国民党重兵伺机进攻边区，中共中央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由1937年的1。4万人，猛增至1941年的7。3万人。虽然中央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实际已达5。4％。群众的公粮负担也因此逐年加重；1937年征公粮1。4万石（一石为五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28％，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至1941年激增至20万石，公粮已占总产量的13。8％，每人平均负担达一斗四升，比1937年增加了十多倍。 9 人民负担加重，必然会引起不满。
另一方面，边区的财政收入却锐减。原来边区财政收入的相对一部分是来自海内外爱国人士及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这些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大。 10 1940年10月以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加上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邮路，外援从此断绝。毛泽东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1
边区党委对边区的经济状况极为焦虑，高岗说：“短时间加重群众负担可以，长期下去群众受不了。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无止境地搜刮老百姓呀！”他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归结起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条：发展生产和节约开支。高岗说：“建设边区就是今天党政军民共同的中心任务”，“建设的另一面，就是精兵简政，就是减少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员，转入生产，就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
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被边区政府和中央采纳。【注14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两项重要方针，取得重大成果。
1、大生产运动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强调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为了解决边区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和高岗进行了长谈 ，了解陕甘宁的自然资源，研究发展生产渡过难关的办法。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把部队、学校的人员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不愁没有活路。这就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于是，党中央向全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抗战”的号召。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闻风而动，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要求党政军民机关加强经济建设，全区财政实行完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政策，增加政府收入，改善吗、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才、生产运动迅速展开。
三边地区盛产食盐，是与外界交换的重要物资。八路军359旅的1200多名指战员进驻定边盐湖，大搞盐田建设，使盐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1941年4月成立了食盐督运委员会，除部队运输外，边区政府还组织群众冬闲时到三边运盐，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1941年10月，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业生产”的工作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政府在财力和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扶持；设立农业学校、公营农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