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对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同样“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怎么别人都成了高岗的“同伙”，而唯独主持东北局工作的林枫反倒成了唯一的好人呢？
本来，东北局的成员与高岗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并无其他不正常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和“五虎上将”之类。林枫却乘批判高岗之机，大搞以我划线，制造冤案。在高干会的决议中，就明明白白地写了“这些同志……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注32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先不说是否真有此事，就算确有其事，甚至“反对林枫”，也构不成“反党反中央”之罪呀！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似乎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岗虽然到中央工作，但他依然是东北地区党的书记、政府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即第一把手。也就是说，他名正言顺的就是“东北局的领导”，何须别人“帮助把持”？既然如此，这些同志何罪之有？反倒是不知林枫“难以行使”的是什么职权？
那么，究竟有没有“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即“高岗反党集团”，或“高饶反党联盟”呢？1981年中共中央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抹去了“集团”、“联盟”的字样，只保留了高、饶两个“司令”。
（三）凭空捏造的“五虎上将”
关于“五虎上将”，最早是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发言时信口说的，却大受罗瑞卿和林枫的欣赏，当着“真事儿”向中央汇报。后来被毛泽东加以肯定，传播开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曾经多次对郭峰说：你是好同志，过去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薄一波在一次与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五虎将”是没有的，那是东北高干会追根源、上纲的结果。这个问题，在1979年就解决了。
我们之所以说，所谓“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是凭空捏造，只要看一看他们五个人的简单情况就明白了。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他曾与高岗在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一起受“左”倾路线的打击，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几乎丧命。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建北满根据地。长期的战斗友谊，使他受到高岗之信任。但是，他到东北工作，与高岗毫无关系，他不时高岗“拉山头”拉去的，而是在日本投降之初，与林枫等人一起，由党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
到东北以后，在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枫（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支持彭真的意见，而张秀山则支持林彪、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以后彭真受了批评，调离东北，但并未触动林枫。后来高岗出了事，在捏造“五虎上将”这一招上，林枫起了重要作用。用张秀山的话说，林枫“狠狠地踩了我们一脚，报复我们。”
张明远是1949年才来到东北工作的，1952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曾长期在白区和晋察冀地区工作，在历史上与高岗没有关系。他性格拘谨，不善交际，以其处事细心沉稳而受到高岗的器重。但或许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彭真等人有些工作关系的原因吧，高岗在某些问题上又总是对他“留一手”。高岗曾对张秀山说过：“明远为人正派，原则性强，工作以外的事，不要和他谈。”所以他对高岗的许多事情知之甚少。高岗在反省时说，张明远从不在他面前议论刘少奇。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和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你的情况与王某某不同。他是‘心腹’，你是‘肌肤’。但他觉悟的早，并且有行动。而你虽然对高岗的一些言行有不同的看法，但你没有行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
1954年3月，总理去东北之前，曾问赵家梁对张明远怎么看？赵说：他为人很正派，勤勤恳恳抓工作，群众关系也很好。
周总理点头说：“我也这样认为。”
后来，他听了罗瑞卿和林枫关于东北高干会的汇报后，又对赵家梁说，东北的会开坏了，扩大了，罗瑞卿说明远是伪君子，说高岗有“五虎将”，把明远作为“五虎将”的第二号人物，他感到意外。
赵家梁说：“我看不出来。”
周说：“我也看不出来。”
郭峰是一些书刊炒的最热闹的一个。毛泽东说过：【注3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正因为有了领袖的这番话，郭峰不仅成了“五虎上将”，而且似乎真的成了一个“核心人物”。于是一些人便胡诌了许多关于他的耸人听闻的“阴谋活动”。然而，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里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郭峰究竟是不是高岗的“心腹”？他是不是中央组织部的“核心”？
郭峰原是辽西省省委书记，1952年调到东北局先后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总共仅一年多的时间，怎么会成为高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将原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央任中组部副部长。郭峰就这样调到中组部。然而任命是下了，郭峰还没有到任，就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可见“核心之说是何等荒唐。
与郭峰同时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的宋平，原来是东北局劳动部部长。那么，为什么他不时“高岗的心腹”，“劳动部的核心”？在座谈会上，确实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宋平也的确莫名其妙地受到批判。但由于宋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说“宋平是老实人”，他因而得以幸免。
赵德尊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过去与高岗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高岗去北京以后，他于1953年3月才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总共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地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
马洪也是1949年调到东北局工作的，调北京之前是东北局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后来调到计委任专职委员，是高岗身边的秀才之一。在日常工作中，他有时也为高岗出主意，但都是为了工作。他这次原是作为知情人来参加东北高干会的，不料却过不了关。
就是这样五个有着不同经历、不同思想水平的干部，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作岗位，受党中央委派而到东北局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最短者不到一年），他们甚至还说不上相互了解，怎么可能结成“反党反中央”的宗派？难道就不怕有人举报揭发吗？如此胡编乱造，必然造成恶果。受害的何止他们五人！
后来的事实表明，几乎东北各省市的负责人都受到一定的牵连，如黑龙江省委书记李长青、辽西省委书记杨易辰、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旅大市委书记陈伯村，以及抚顺、长春的市委书记等，甚至有的下级干部也因与他们一起工作而受到株连。许多干部受处分的受处分，调工作的调工作，东北地区原来比较稳定的干部队伍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案究竟株连多少人，有谁能说得清呢？
如果说，高岗“反刘就是反党”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与高岗一起积极参与反刘活动的人，甚至为其出谋划策、鼓劲打气的人，是否可算着高岗的“心腹”或“干将”呢？我们反对随便把一起工作的同志划为“集团”或同伙“。事实上他们也都没有被说成”同伙“，这里也就不亚于赘述了。
（四）莫须有的“反党联盟”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既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高岗反党集团”，那么“高饶反党联盟”又从何而来呢？当时的确有人怀疑有没有“高饶联盟”。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了那五条理由，【注3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于是没人敢再有异议了。
但是，毛泽东说的这五条也只是捕风捉影，并不能说明高岗和饶漱石之间存在联盟关系。
从历史上看，高岗与饶漱石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而且由于饶漱石长期在白区和新四军工作，高岗曾认为他是受刘少奇提拔重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属于一个“山头”。
1952年夏，毛泽东对饶漱石说，东北的工作搞得好，你去东北看看，找高岗谈谈。于是，这年8月，饶漱石到大连休假。
那时，经常有中央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来大连度假或养病，高岗对于饶漱石来大连，并不特别重视，只让旅大市委副书记陈伯村向他介绍东北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连休假的张鼎丞夫妇也一起来听。
东北的成就确实打动了饶漱石，他不禁问，以高岗这样一位文化部高、出身行伍的人，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东北的工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陈伯村说了三点看法。第一，高岗注重抓大事，抓原则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第二，善于用人，不讲“山头”“派系”，不论资排辈，只要这个干部有德有才，他就放手使用。第三，高岗的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做事见成效，从不朝三暮四、拖拉扯皮，而且他要求下边的干部也这样做。因此，东北的干部很团结，上下齐心。
陈伯村的一番话，使饶漱石对高岗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加上毛泽东的极力推崇，自然对高岗更加尊重。
高岗是晚些时候到大连的。他接连参加三个会议（商业会议、基建会议、青年团会议）后，才到大连休息。他虽然与饶漱石见了面，但因为是初次交往，只是礼节性的应酬而已。回到沈阳后，他曾对人说，饶漱石对经济建设的许多事都不懂。颇有些轻视的意思。
到北京以后，高岗与饶漱石既无工作关系，又无个人私交，他从没有到饶漱石家里去过，饶漱石也没有来过高岗家，他们只在开会时见面，平时连电话都极少。
因此，如果实在要说有一个“高饶联盟”的话，毛泽东算不算“牵线搭桥”的人呢？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究竟有什么共同活动？
如果说是批判薄一波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他们都有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当时在会上有反刘言论的不仅是他们两个。当然，贬刘、反刘（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一定就是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和活动都不利于党的团结，都是错误的。但由此而说他们“相互配合进行反党活动”，是有“共谋”、有“联盟”，是否有些过分或拔高又拔高呢？同样，扩散名单也罢，组织会议上饶漱石与张秀山的观点相同也罢，都不能构成他们有“联盟”的理由。饶漱石曾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完全是不谋而合。
如果硬要说高、饶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反刘的根子，这个根子来自何人，不用说明，读者自然明白。
1953年冬，高岗从南方回来后，听说饶漱石在组工会上受了批评，日子不好过，曾两次向毛泽东陈述意见，为饶漱石辩解；后来高岗受猜疑，饶漱石也单独向毛泽东说过维护高岗的话。毛泽东由此断定，高、饶之间“有一个联盟”。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心中无“鬼”，彼此间没有什么“共谋”，只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株连别人，才敢于不避嫌向毛泽东坦然陈词。他们都自以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却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因此而被说成一个“反党联盟”的头头。
（五）牵强附会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至今，不少人一直说高岗是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到处飞舞，不足为奇。但在高岗所处的那个年代，这可是了不起的罪名。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不恰当，是把认识问题拔高为阶级斗争，吧党内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与资产阶级没有瓜葛。从他的报告和文章，也没有见到他为资产阶级说好话。如果说思想倾向有毛病的话，人们看到较多的是他的激进，或有些过“左”的，甚至有一些“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他与毛泽东的主张很相近。更确切地说，高岗的这些思想有许多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这也正是他与刘少奇格格不入之处。他认为刘少奇处处为资产阶级说话，“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刘少奇则批评他以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农业具体化的想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批评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过“左”的政策等等。他在财经会议上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评那么激烈，正是其真实思想的反映。
高岗这样一个对资产阶级怀有深刻反感和高度警惕的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呢？
唯一与“资产阶级”有点关联的，似乎就是他的生活作风腐化。这个问题，他在陕北游击战争时期就有，后来掌了权，当了领导，又有所发展。笔者认为，与其说高岗之生活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农民流寇思想的反映更为贴切。从高岗的思想行为来看，他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农民领袖，如洪秀全、刘宗敏等，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
事实表明，“高岗反党集团”也罢，“高岗反党联盟”也罢，都是围绕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产生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人为制造的政治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个违反中共党章规定、破坏党内民主团结，大搞“一言堂”的产物。高岗事件开了一个坏头，从此以后，党内民主荡然无存，“一言堂”之风，把党内斗争当作阶级斗争之风越来越盛。连毛泽东自己都说，高饶事件以后党内鸦雀无声。
由于对一个人的认识与处理往往同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革命接班人的问题紧密相连，随着毛泽东日益年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也就变得愈加紧迫，斗争也愈加表面化。尽管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完成对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的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却愈演愈烈，以至满眼都是阶级敌人，无处不有阶级斗争；动輒挥舞“反党”的大棒，打出多少大大小小的“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集团”满天飞，害苦了多少干部群众！
第六章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年8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它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给中央写的《我的反省》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