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显得格外平静，埋头听着，流着泪，不时点点头。习仲勋指指赵家梁，继续说：“赵家梁他们挽救了你，他们做得对，你应该感谢他们，决不能对他们怀恨在心，仇视他们。”
他抬起头，望大家一眼，那眼神既痛苦又茫然，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中午发生的事情中清醒过来。
“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管教期间，你要服从管教，要杜绝三个可能：自杀、杀人、外逃。【 注1 党中央考虑到高岗的住宅毗邻苏联驻华大使馆，故有此担心。】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这时，高岗已是泪流满面。思绪乱极了。他感到意外，居然没有抓他，还待遇照旧。他不免有些庆幸，又不太相信：也许，这只是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吧？
——唉？中央怎么知道的？准是赵秘书讲的。他当时就喊人“快打电话！”现在又让他负责管教工作，还叫我不要仇视他们，而要感谢他们……
猛然间，他发现屋子里静极了。怎么刚才一走神，就讲完了？习仲勋说什么来着？——他极力回想：管教……不要仇恨……是呀，该表个态才是。
他终于从胡思乱想中惊醒，不断重复着：“我决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说着，转身拉起赵家梁的手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管教。”
习仲勋他们起身，扔和来时一样，既没有流露对高岗的同情惋惜，也没有握手告别，只点点头，严肃而又凝重地离去了。
高岗仍沉浸在方才的气氛中，坐在床上低头沉思，似乎谈话还未结束；有似乎习仲勋他们马上又会回来：说不定一会儿还会叫人把我抓走？——他又胡思乱想起来。
从下午五点多到夜里十点多钟，周总理多次打电话向赵家梁询问高岗的情况，并一再叮嘱说：“不要丧失警惕。”“要高度警惕，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要用猛药来治，要对他实行管教。人员不够，中央会调人来。”；“现在先让他安静下来，不忙写检查反省。”；“张秀山（东北局副书记）、安志文（计委委员）和你（赵家梁）就在高岗的楼上住下来，李力群和高老虎（高岗的长子）也一定不要离开。”；“中央马上派人来负责楼下的警卫工作，他们暂不与高岗见面……”。
傍晚，中央派来公安部的李树槐处长和赵光华等六位科级以上的警卫干部进驻东交民巷八号院的，同时成立了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组，由赵家梁任组长，李树槐任副组长，机要秘书董文彬为组员，不久，又吸收李力群为组员。安志文不是管教组的成员，但在在管教初期的一段时间，一直住在高岗家里，帮助做高岗的思想工作，并向中央反映高岗的情况。
后来得知，党中央当晚先后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上述措施。
1954年3月，安志文去沈阳参加东北高干会，以后再没有回高岗家。
1954年7月，李树槐调走，由公安部的赵光华接任副组长。
时针已指到晚上七点多，离当天的早餐已十个小时了。经几人多次劝说，高岗勉强吃了点东西，算是午餐，也是晚餐。他平时吃得并不多，现在吃得更少，只吃了一个油炸馒头和一碗稀粥，几乎没有吃菜。
他坐在沙发里抽着烟，思绪万千，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他不相信中央对今天的事会就此了结，总觉得一定坏派人来把他抓走，说不定今天夜里乘他熟睡的时候就会来抓人？
他又想起毛主席从杭州给他传来的话，那是下午五点半钟，周恩来打来电话，由赵家梁记录下来向他转达的。
他摊开赵家梁抄写的字条，看了又看：“主席讲，要‘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前面补充一句：‘错误严重’。主席的意见是，让高岗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此时，他又似乎感受到毛泽东对他的深情厚谊。是啊，习仲勋他们来，就是代表中央正式传达毛主席指示的。
唉！他发出一声长叹，泪水从眼角滚滚流下，有陷入深思：
——毛主席，毛主席！你咋不早出来说话呀！现在“悬崖勒马”行吗？我是想勒马，可是人家要把我往下推呀！“重新做人”？现在闹成这个样子，叫我怎么重新做人？我的身体没病，不需要休息，我是新病，我想不通呀！你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你却要我自己“好好反省”。“尽量挽救”？谁来挽救我呀……
他想过去，想现在，似乎不怎么想将来。他更多的是懊丧自杀未遂；是埋怨身边的人不该阻拦他自杀；埋怨他们不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痛苦，不了解他的处境多么困难。
夜里11点多，他终于摁灭了烟头，站起身，慢步沿着走廊向西走去，从开着的房门里突然看见张秀山，感到有些意外，便进去坐沙发上，欲言又止。张秀山，这位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此时此刻，又能说些什么呢？两人默默地抽着烟，千语万言，尽在不言中。过了好一会儿，高岗说了句：“一切都完了！”也不等张秀山答话，便起身离去。
回到自己的卧室以后，他又坐在沙发里抽烟。
李立群柔声说：“早点歇着吧，折腾了一天，很累了。”
高岗没有答话，默默地坐到她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算是回答妻子对他的关怀。这样坐了好一会儿，才对妻子说：“你们不该阻拦我，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这些天来，特别是今天中午出事以后，李力群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强打精神劝慰他、照顾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想不到他还在钻牛角尖儿，自己的心意算是白费了！她坐在他身边，满腹委屈涌上心头，不禁伤心落泪、低头哭泣。高岗仍自想他的心事，有过了一会儿，搂搂她的肩，说：“别哭了，你到外边去看，有没有人藏在哪里监视我？”李力群抹抹泪，起身出去转了一会儿，回来说：”哪有什么人！”
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半，他才上床，可是不一会儿就惊醒，慌慌张张地起来东张西望，看看室外、走廊、窗外，像是噩梦余惊。
他的管教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二、被管教的日子
高岗是1953年1月住进东交民巷八号院的。
这里原是法国大使馆，门楼巍峨，一对青灰石狮雄踞两侧，庄严威武。平时，两扇红漆大门紧闭，只开旁边的小门出入；院子约有百亩，布局井然；两层的主楼坐北朝南，青砖灰墙，长廊向阳，上下两层，房间数十，楼下大厅可容纳数百人翩翩起舞。当时，除高岗一家住在这里以外，秘书和警卫的办公室、值班室也都设在这里。主楼两侧是四座配楼，东三西一。起初，高岗一家住在西配楼，暑假时孩子们回来后才住主楼，楼梯吱吱响，摆设很简单。现在西楼暂时空闲着。院子四角均有配房，为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的宿舍和花房、车库等。主楼东门外有一片空地，现在既是停车场，又是篮球场。大院四周青灰高墙，绿树参天；院中花香罗列，芳草铺地；散步其间，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高岗和的夫人带着小女儿一起住在主楼楼上东南角的一个大房间里。在他事业辉煌的顶峰之时，这里曾经车水马龙，宾客如云。
自从对高岗实行管教以后，他的卧室斜后面增设了一个管教人员的值班室，虽然中间隔着一个偌大的盥洗间，但实际上值班室的西门与高岗卧室相距仅四、五步，只隔着一堵薄壁。因此，值班人员能够听到卧室内的动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安志文和赵家梁住进起居室斜对面的一个房间（原来是孩子们放假回来住的，现在空着）；张秀山住进西边的一个房间。如今，院子里警卫森严，一般人员不能随便出入；无论院中还是室内，都绝少人员走动，楼房里也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一切都了无生气，犹如一座“冷宫”。
起初，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联系，他几乎每天来电话，甚至一天两三次电话询问高岗的情况，每隔三五天就亲自听赵家梁汇报，一再强调要努力挽救高岗，先好好休息，稳定情绪，安定下来，然后再检查反省；要求管教人员保持警惕，防止意外；要安排好高岗的生活和文体活动等等。
1954年4月初，周恩来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接着又访问东德、波兰、苏联、蒙古等国，直到8月初才回来。在此期间，先是由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负责与管教组联系，不到一个月，改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联系，7月以后，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联系（有时由副部长徐子荣和八局局长岳欣联系）。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像周恩来那样认真管这件事。
高岗从1954年2月17日开始被管教，至8月17日自杀身亡，整整半年，大致经历了稳定情绪、准备检查、进行反省、等待处理和紧张绝望的过程。
（一）稳定情绪
开始的两三天，高岗似乎还没有从自杀引起的震撼中清醒过来：他吃不下，睡不着，经常独坐沙发，抽烟喝茶，终日神不守舍；呆头呆脑，却有很紧张、神经质。有时深夜被噩梦惊醒，突然做起来大叫：“楼下来车了，来抓我来了！”
1954年2月18日，高岗上午八点多起床，情绪沮丧，精神萎靡。早饭勉强喝了点稀粥，就一屁股坐在沙发里，默不作声地捧读毛主席谈话的电话记录。
上午九点，张秀山、安志文、赵家梁三人一起跟高岗交谈，围绕毛主席谈话和习仲勋代表党中央的谈话精神，进行劝慰，也有批评。高岗不时流着泪表示：“绝不啦！”“听毛主席的话！”
当天午饭基本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午睡；拿着电话记录看了又看。
下午，高岗先后三次找赵家梁谈心，他说话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果断、明确、爽朗、利索，而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但意思清楚。他谈的内容主要是：这次犯了大错，表示悔恨；非常想念毛主席、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挽救和处理；决心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今后，关死三个门，不自杀、不（把错误）推诿给别人、不躲躲闪闪。
他还对赵家梁说：“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人，请相信我，你们放心，我绝不再干蠢事（自杀）。”“我真心感谢你，过去你帮助我工作，这次又挽救了我；往后，你还要帮助我，不要歧视，我一定服从管教。”他最后说：“休息几天后，请你和志文帮助，争取两三个月之内完成我的检查反省。”
他说这些话时，泪流满面。
1954年2月19日，高岗虽然像往日一样按时进餐、休息，但还是吃得很少，睡觉也很少，经常独坐沙发，抽烟沉思，不时捧读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当天半夜上床休息，深夜惊醒，说：“下面来车了！小李，你快去看看！”
1954年2月20日上午九点多，习仲勋来。今天他非常随便、自然，完全是老战友的神情，不像17日那天代表中央来时那样一脸凝霜，十分严肃。他径直上楼，进入起居室，还没等高岗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已含笑、点头、握手，不需说话，就充分溢露了真挚的情谊。
不久，贺晋年也上楼来。他正参加揭批高岗问题的座谈会，这是高岗自杀未遂后第一次来。高岗见他进来，就迎上前去。贺晋年一言未发，双手紧紧握住高岗的手摇了又摇，然后挨坐在他右边。贺晋年的动作和眼神，让人明显感觉到他对高岗的情谊非浅。
张秀山紧随习、贺之后进来。他似乎早知他们要来，很自然，不用打招呼。他们都是高岗的老熟人，都是中央派他们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帮助高岗端正态度，让他早日平静下来，不要错上加错。
下午，贾拓夫、张秀山、安志文、马洪一起来跟高岗谈心，安定他的情绪，同时也批评他的错误，有时批评得很尖锐、激烈。高岗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上不去，有距离。
这天的两次交谈，上午比下午的要自然些，有交锋，有交流；高对贺晋年似乎更信任些。
两次交谈，对高岗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入请入理的思想剖析。都讲到，高岗对座谈会要有正确的态度；说既然是座谈，就比较随便，难免有捕风捉影、随意上纲的地方，“你不能一听就跳，不能对立顶牛”；说他盛名之下，其实不符；说他“二杆子”，没头脑；说他过高估计了自己，过分听信了别人。
高岗承认他对座谈会的态度不对头；承认人家说他反对刘少奇合乎事实，他是有这个错误。但说他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反对毛主席，是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些不合乎事实，他想不通，他更想不通的是：毛主席过去对他一直很好，现在为什么突然整他？他说：“就算我有错误，该批判，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而且越批，上纲越高，这是要把我一棍子打死呀。”“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根本没有想过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议论少奇、散布对少奇不满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为什么座谈会上把有人反对刘少奇的事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现在有口难辩，也没人出来说话，这不是有意把我往死里整唷！”他几次怨气十足地说：“根本没有的事，硬要我承认，我受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拉倒！”他一边说一边落泪，非常委屈。
谈到自杀，大家都很严肃地批评他，说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说他以对立、对抗的态度对待座谈会；有的说他这是向党开枪，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有的说他以错误的行为对待自己的错误，是错上加错，是懦夫，极端自私；也有的说他这么糊涂，开枪自杀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自己放弃申诉、申辩的权利……习仲勋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座谈会嘛，随便说说，你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习仲勋、贾拓夫等人走时，高岗都站起来说：希望你们能常来。他们则表示：只要你回心转意，我们会常来的。很显然，他们的到来和交谈，对高岗稳定情绪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午，高岗表示要给座谈会写个检讨。但是写什么内容，意见不一致。张秀山、安志文坚持说，既要写检讨，那就不只检讨你这次自杀的错误，还要检讨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高岗卡壳了，他怎么也不能检讨自己是“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毛主席、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直到2月24日，高岗才把检讨送走。
22日（自杀未遂之后的第五天）以后，从表面上看，高岗似乎稍稍恢复了平静，有时下楼去院子里散步，有时和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下棋。24日开始，每天上午学习。这种表面的平静仅仅持续了三天。
座谈会在高岗缺席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气氛更加紧张激烈，而且调门越提越高，他很快就被说成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党夺权”；不仅反对毛主席。反对刘少奇，还反对周恩来、林彪和陈云，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等等。会间，也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高岗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的问题不应定为反党性质。但立即遭到驳斥：“不要乱放炮！”
这期间，高岗每天认真看送来的座谈会记录，对有些发言特别注意，看了又看；在看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华、马洪等人的发言时，他显得很激动；对有些人的发言内容很有意见，认为与事实不符。
一次，刘景范（刘志丹之弟）来看他时说：“你咋这么糊涂，有什么话不好说，为什么要自杀嘛？”
他叹口气，沉重地说：“有些事，我不能说呀，说了，别人饶不了我，主席也饶不了我，对你们也不好。”说了这话，两人沉默了许久。
一天，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