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13日晚领导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时，提到张秀山的发言。饶漱石说：秀山已同我和子文谈过，就不准备在大会上讲了。我已同意秀山不讲了。
刘少奇说：我听子文同志讲，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嘛。
饶漱石：秀山说他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刘少奇：不要紧，只要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了。不会误了什么。
饶漱石当即让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明天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又对郭说：你不必去了，还是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吧。
当晚七点左右，郭峰去张秀山住处，说领导小组会议决定要你明天发言。在发言前，你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这时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来，郭即辞出。饶漱石向张秀山传达了领导小组会的意见，让他准备明天再会上发言。
不一会儿，郭峰接到张秀山的电话，说毛主席找他们谈话，马上就得去。
直到夜里12点左右，张秀山才回住处，郭峰和赵德尊即去询问情况。
张秀山说：主席找参加粮食会议的部分同志谈粮食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会后我向主席请示：说安子文和少奇要参加组工会并发言，问他有什么指示。
主席问：你准备讲些什么？
张秀山谈了自己准备的意见（已由八条压缩成五条）：
1、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一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
2、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
3、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
4、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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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给东北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传达后，曾经在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2、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会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3、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却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其次；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配备、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从全国范围看；干部的配备使用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而中央组织部也未能及时作合理的调整。
4、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
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
张秀山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刘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张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三）郭峰的发言
1953年10月10日安子文作了关于中央组织工作检讨发言后，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同志不满意，认为哪个检讨缺乏政策思想性，不认真。在酝酿与讨论大会发言时，只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说要照顾到中央组织工作历史发展情况，不能要求过高，责备更多。郭峰在准备大会发言时为采纳这个意见。
发言稿写成后，由大区与会同志再度讨论，作了某些辞句修改。1953年10月14日下午，张秀山在大会发言后当场看了一下，提出要加上两点，一是对党员八条标准问题提法的意见，一是对整顿基层组织决议中有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不妥当提法问题。但郭峰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故两条意见均未加进去。
因为巩固在1953年10月3日就去了南方，他没有看过郭峰的发言稿。
1953年10月15日，郭峰在大会上发了言。
张秀山的发言，涉及的都是大问题；郭峰的发言主要是业务方面，其内容大致是：【注27 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简报。】
安子文同志的个人检讨……从检查过去组织工作方面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检查工作的前提，没有检查的标准，因而也就难于辨别是非，也就必然缺乏思想性、政策性，质量不高。
现在就东北地区小组对安子文同志发言的讨论中所提出的意见，综合为以下三个方面来谈一下。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几年来，三次调动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搞接管，到新区搞土改，接着，又调干部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之后又集中一批力量建立中央机关，并按照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大力地组织与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要从保证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及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和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上来检查，也即是从党在恢复时期的组织工作任务的执行上去检查，我们认为是有着严重的缺点和某些错误的。主要表现在：
1、从贯彻二中全会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规定，及时组织力量转入城市工业，为以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上来检查则做得很差。对于如何从组织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好地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认识不够，研究得很少。中组部对中央有关组织工作方面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贯彻很差。
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领会与贯彻不够，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情况认识不够。例如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上，有“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提法，这显然是对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摇摆。又如在同一会议上，没有强调指出当时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将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之后，在对农村整党要求上，也没有及时地提出防止与反对富农思想的影响，直到“三反”、“五反”时期才为中央指出与各地实践所补正。又如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这样的原则问题，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是有错误的。又如在党的干部政策掌握与贯彻上，“三反”以前，对任人唯亲，特别是对于只重文化、才能，忽视政治品质的倾向，没有及时地发现与纠正，没有展开必要的斗争。这实质上是一种“右”的观点。
从党的组织建设上来看，也还表现出对于坚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组织原则的严肃性，认真地、有效地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不够；对于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的指示，对工业老干部的培养提高与关心做得很差。如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对于警惕和严格防止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分子混入党内，以保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方面注意不够。在对待叛变自首分子的审查上，也还不够严肃，使用也有不够妥当的，这自然就增加了领导骨干中的成分不纯。反之，对农村、工厂中党员所存在的问题却估计得很严重，仅仅根据某些地区农村支部的典型调查，就估计农村有30~4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对工人党员也不适当地估计有25~3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事实证明农村不够条件者至多不过10％左右；而工厂中党员不够条件者以旅大为例，至多也只有4％、5％。为什么对于叛变自首分子却严格不够，而对工人农民成份党员的问题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是否仅仅是个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问题？是否与政策思想指导上存在的某些偏差有关？
关于积极地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生长优秀的工业管理人才，以便更有力地保证经济恢复与工业建设任务的完成，这正是党在过渡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严重的组织任务。对此，中央在1948年底即有指示，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及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也均有所规定，但作为中央组织部职责上来检查，自1951年以来很少看到中央组织部都对这方面工作的系统检查与具体指导。没有认真组织执行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工人党员的精神，仍然只是把整建党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未转向城市工矿。这样也就大大地影响了工人干部的生长与提高。
3、中央组织部在组织工作的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的进行工作的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学习不够的严重缺点。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某些“右”的观点。因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贯彻就很不够……因而在组织工作业务指导上也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当前中心任务去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组织工作的现象……再加上个人领导上的“打杂”思想，钻研不够，应该认为这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才是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基本问题。
（四）轩然大波
张秀山和郭峰的发言都涉及到关于组织不纯问题，张秀山甚至说中组部“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叛变自首分子“处理得不严肃”；【注28 这里暗示所谓61人叛变自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罪状之一，11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案得到平反。】还有对待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些显然是有所指，因而触怒了一些人，引起极大震动。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竟起轩然大波，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讨安伐刘”风波。
按理说，张秀山和郭峰都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在会上当面讲，而不是在会下背后讲），不仅是分内的事，是他们的正当责任与权利，而且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党章规定的事。即使这些意见提得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也不能由此说他们是“反党”，是“搞阴谋活动”。
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或许是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收场。
由于会议出现较大的分歧，毛泽东指示大会暂停，先解决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按照《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团结。毛泽东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各大区书记会议，讲团结。
针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上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0月22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注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注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野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1953年10月27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