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对等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过去只讲南方的斗争，不讲北方的斗争，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人一讲到革命斗争，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的革命斗争只是些“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扯皮促退的一面。比如当年陕北的革命斗争，名义上是北方局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城市工作，没有搞农村根据地斗争，甚至相反，对根据地斗争又害无利。1935年，在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紧要关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险些断送掉！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中央，主要也是搞城市白区的工作，对于江西苏区的斗争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成绩，有作用，但作用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时而停下来深思，时而直视着他们，似乎是想看他们是不是在注意听他讲，又似乎在琢磨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赵家梁打断了他的谈话，说该休息了，到广州还有很多应酬呢。他看看手表，说：好吧，其他问题另找时间再谈。
但是，到广州以后的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返京的路上才有机会继续未了的话题。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高岗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所以，当时一军团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肖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长，虽然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都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如果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八大”，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有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比如各省的省委书记（他一一历数了各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经过对他们实际工作成绩的考察，认为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和思路，我认为在咱们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突出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要从工作实际来考察，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接着，他讲了对一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
“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他说，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由“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的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
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那么满意时，带有一种深为忧虑的表情。
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这些意见如他所说，是别人提出来，他觉得不错而捡来的，但也都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他是否同林彪、陶铸等人交换过意见？我们不得而知。
1953年11月2日，高岗回到北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已是杀机四伏，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
高岗的南方之行，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后来他专门派陈云去进行调查。【注23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年谱》中记载：陈云于1953年12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央专程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六、组织会议
1953年秋，财经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爆出了所谓的“讨安伐刘”风波，会议后期，毛泽东改变部署，风向陡转。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所以，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委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24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页。】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然而，仅有舆论还不够，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还要进行组织路线的整顿。
过去，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注2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601页。】由于他身体不好，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一直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1952年底，饶漱石接替陈云出任中组部部长。
早在1953年7月财经会议期间，中央就发出了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的通知，要求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在组织工作中的表现，消除其在组织部门的影响，以切实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组织会议必须按照总路线之命的方向进行；检查的内容及方式也要像财经会议那样，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开展“桌面上的斗争”。
（一）张秀山、郭峰发言经过
1953年9月上旬，中组部向各大区组织部发出通知，会议议题为：
1、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问题；
2、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3、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4、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
此外，还有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训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
根据通知要求，东北局决定由组织部长郭峰率团参加会议；因现任干部处长新来不久，不熟悉情况，原干部处长李正亭（已调任东北财经部任副部长）也参加。
在此期间，安子文几次给张秀山（东北局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打电话征求意见。张表示，郭峰会把意见带去，自己就不讲了。
1953年9月7日晚，郭峰找张秀山（他正卧病在家）请示对这次会议有何意见，东北怎么发言。
张秀山说：主要是要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所需的干部。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郭峰问：这次会议要检查工作么？
张秀山：会的。
郭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我看就是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有人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使用干部有不当，等等。究竟怎么讲，你到北京以后再到高岗那里去请示一下。
1953年9月8日，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主持东北局开会（林枫已去北京，张秀山卧病），讨论去中组部开会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是讨论68项重点工程缺少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最后张明远总结。除干部问题外，他还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安子文的错误缺点与薄一波不同，主要是组织工作业务上有些问题，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些，干部政策（管理）上可能有些问题。并说会议半个月不够，可能延长。
1953年9月9日，郭峰到北京，住翠明庄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开预备会，领导小组成员有：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在去开会的途中，郭峰绕道到高岗处汇报请示。
一见面，高岗很奇怪地问：“你来干什么？”
郭峰：“来开组织工作会议，谈调干部问题。”
高岗哼一声，没说什么。
郭峰：“如果这次要检查工作，我准备对调干部到工业战线晚了些，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的问题提提意见。”
高岗说：“不提吧，解决不了问题”，“我看还是不提吧”，“有问题，叫别的地区讲，咱们不讲了，不解决问题。”
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有指示。说着，叫机要秘书董文彬找来文件给郭峰看，其中有中央文件，也有毛主席的电报。主席开始说对发展富农党员要慎重，后来的电报说不发展富农党员。
郭峰一边看文件，一边听高岗说：“开始时秀山同意少奇的意见，和我争吵得很厉害，我说秀山糊涂。后来见到主席的电报，秀山才服气了。”
开完预备会，郭峰又去请示林枫，林枫也说要慎重。
1953年9月12日预备会议，安子文说，根据毛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组部的工作。要各地多作酝酿准备。
会后，安子文说：“你给秀山打电话，再征求一下他和陈伯村的意见。郭峰只好再打电话转达安子文的要求，说如果你不能来京，书面发言也行。
张秀山还是不想谈，说：有些意见过去都谈过了，不谈了。
13日上午，刘少奇召集会议，进一步明确组织工作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工会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纠正。他也谈到要检查工作的问题。
会后，安子文亲自打电话给张秀山，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
张秀山听说是毛主席的指示，才经过认真考虑，给安子文写了一封信，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他个人的意见，所以没有经过东北局的讨论，只是给张明远和凯丰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这封信与9月下旬发出。
1953年9月23日，在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都应坦率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再次强调，要各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工作提意见。
会后，郭峰向东北地区与会同志作了传达，又给张秀山打电话，除谈到调干部问题及中央将要调他（郭峰）去中组部工作外，再次请张秀山早日把意见写来。
东北地区与会同志听了传达以后，一致要求认真检查总结经济恢复时期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建设时期如何进行组织工作。
这期间，郭峰和李正亭到高岗家汇报了会议情况，请示关于几个主要干部调动问题，问他对此次组织会议上检查工作问题有何指示。
高岗说：“这件事，中央开会了，毛主席指示，要彻底检查与批判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一切都拿到桌面上来。所以不要有任何顾虑，一切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要坚持原则，如何风浪也不要怕。”
显然，由于毛主席发了话，高岗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但他还是没有多大的信心，又说：“你们的发言要认真准备，有把握的就说，没把握的不说；要有根据，不要被人家抓住小辫子。”“你们看能展开吗？我看不行，华东。西北大概可以讲讲。关于给工业调干部和厂长制问题，我已和富春同志谈过，要他去会上讲一讲。”他分析说，估计华东、西北可能提意见，华北西南不会提，中南在两可之间。最好由华东和西北来讲。
9月底，郭峰接到张秀山和陈伯村的书面意见（张秀山提了八条，陈伯村提了四条），让他给高岗看后再转给安子文。
1953年10月2日上午，郭峰去高岗家，谈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和安子文要秀山来京参加组织会议，并问：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否还提？还有，说薄一波同志有圈圈，纪律等问题，似乎不应当提。
当时高岗正准备南下休假，心不在焉地一边听，一边翻阅着张秀山的书面意见。这时王鹤寿来谈工业计划问题，高岗随手把书面意见递给王鹤寿，并以商量的口气对王说：“秀山提的都是大问题，不提吧？叫秀山别提了。”王鹤寿看后也说，有关纪律问题和薄一波有圈子等问题，不应该谈。
郭峰问：“秀山提到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有关党的性质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
高岗说：“这与在延安起草党章时曾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党’的提法之问是有思想联系的。当时我与林彪同志不同意，才改正了。”
郭峰还觉得对富农党员处理问题根据不足，张秀山的信中提到安子文有一封给高岗的信可参看。他便向董文彬要来看了一下。
最后，高岗对郭峰说：秀山的这个意见我就不看了。哪些该讲，哪些不讲，你和鹤寿一起商量吧……你告诉秀山，最好不要谈，我看这次会上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同志名义谈，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他又对王鹤寿说：你去鞍山路过沈阳时和秀山谈谈，他若是谈，在富农党员问题上也要作自我批评才有说服力。
郭峰随即打电话向张秀山汇报了情况，并说王鹤寿去鞍山路过沈阳时会和他详谈。张秀山说他马上要到北京开粮食会议，他的书面意见暂时不必转给安子文了。
1953年10月9日，张秀山到北京，因郭峰正在开会，由李正亭向他简单谈了会议情况。当张秀山得知高岗没有看他的书面意见时说：“算了，算了，不写了，当面谈吧。”
1953年10月10日召开大会，安子文发言，对八年来的组织工作作了检讨。11、12日两天分组讨论。
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者对安子文的发言不满意，认为缺乏政策性、思想性。
小组会后，郭峰向张秀山汇报了大家对安子文发言的意见，再次建议他最好不讲；要讲的话，也要少讲些。张秀山表示同意，并说要找安子文谈谈。
1953年10月13日晚领导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时，提到张秀山的发言。饶漱石说：秀山已同我和子文谈过，就不准备在大会上讲了。我已同意秀山不讲了。
刘少奇说：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