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刘少奇从保定留法预备班倒上海参加留俄学习的工读辅导团。在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是个“真同志”（这是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青年的称赞）。1921年秋，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起去苏联学习，毛泽东对刘少奇有较深的印象。
1923~1943年，他们相互在革命实践斗争中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较深的关系。这是他们关系的第二阶段。
1923年，刘少奇从苏联回来，经中共湘区书记毛泽东安排，与李立三一起在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去安源七次，刘少奇的工作和才干，深为毛泽东赏识。
这以后，毛泽东主要搞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刘少奇主要搞职工运动。1932年冬，刘进入中央苏区，曾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35年冬天以后，刘少奇先在华北，后到华中主持工作，在创建和扩大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卓越成绩，为全党所公认，也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赞赏。
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云提出：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还说，有些被错误路线领导人所错批核压制使用的干部，应当提升起来，委以重任。人们当时认为，陈云主要指的刘少奇。不久刘少奇被调回中央工作，这当然也是毛泽东的主张。
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泽东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少奇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
1943年初，刘少奇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3月，党中央机构调整，刘少奇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帮助毛泽东处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央分别成立了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担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分工管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刘少奇实际上成为党内第二把手，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毛泽东曾多次赞扬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1945年“七大”会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从此，党内公认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等留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指导各解放区的工作。1948年，党中央转移到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刘少奇依然协助毛泽东处理党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十分倚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怎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置”。
他不止一次对高岗讲这些看法，高岗由此认定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满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吧。
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接着又打算通过组织路线的整顿来清除刘少奇的影响。但是，他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转而强调团结。
此后，1954~1964年，是毛刘关系的第四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貌合神离，一方面维持与刘少奇团结合作的局面，一方面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积蓄力量。
1964~1969年，毛刘最后决裂。1964年，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先后发动了“社教”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内奸、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开除党籍，放逐开封，致其含冤去世。这是他们长期交往的第五阶段，是个无情无义的悲惨结局。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毛泽东看好。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却打架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原版田。而高岗则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心目中，把高岗看成毛泽东的“心腹”。
从1935~1953年，从山西到北京，毛泽东对高岗一向很器重，一手提拔。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外来户”必须依靠高岗这个本地的领袖人物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高岗在毛泽东的领导扶持下，把陕甘宁建成全国的模范根据地，自己也随之成熟起来，并被誉为“西北人民的领袖”。后来，毛泽东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岗备受毛泽东的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在中国共产党创业的众多草莽英雄中，毛泽东对高岗情有独钟，除了由于高岗对毛泽东特别信赖和忠诚，以及他的才智与功绩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毛泽东和高岗又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
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农村（虽然一个是富农家庭，一个是贫农）封建落后、贫穷的环境中，受着传统的农民造反打天下的思想熏陶。高岗的故乡也是闯王李自成的故乡，【注5高岗的故乡武家坡与李自成的故乡李继迁寨相距仅25华里，原来均属陕西省米脂县。1914年设横山县后，二者同属横山县。】他受的影响可能更多些。他们都只读过师范学校，都因为参加学潮而被学校除名。在投身革命以后，他们都坚持农民武装斗争，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一个江西井冈山，一个在陕北桥山，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且取得很大的发展；他们都曾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毛泽东失去权位，高岗差一点丢了性命。多亏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高岗才得以再生，并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才智，成长为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有毛泽东救高岗于危难，没有毛泽东后来对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与扶持，就没有今日之高岗。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陕北根据地和后来的陕甘宁边区，便没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也就没有以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没有夺取全国胜利的辉煌。正因为有了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高岗对毛泽东感恩载德，视毛泽东为救命恩人、朋友、导师，对他无限崇敬信赖，步步紧跟，誓死效命。他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不仅仅看作一种殊荣，更是一种鼓励，一种责任，他要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奇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他从一开始就跻身于革命领导人物之列，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高岗还在陕北的梢林里拼搏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党内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有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这种多疑心态，早在延安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到晚年则更甚。在延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一位从白区来的同志时，他私下对高岗说，谁知道他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还有一次迎接潘汉年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1937年11月，他看到陈云和王明、康生一起乘飞机从苏联回延安，便疑心陈云与王明是一条线上的……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一开始相识，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不同于朱德、林彪、彭德怀，又不同于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同辈人，是一起跌爬滚打出来的战友。他们可以称毛泽东为“老毛”，和他一起讲经论道，当面顶撞，争个面红耳赤。而高岗却不能，也不敢。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两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该国的信任和器重，不仅表现在对他的使用方面，更表现在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喜欢这个“猴气十足”的“陕北王”，因为他自己也有许多“猴气”，他们有不少共同语言。他把高岗当作一员爱将，一个开路先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毛泽东道路”的样板。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要依靠高岗来实现在“八大”之前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战略部署。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左右摇摆，不怎么稳；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 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后来他对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时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1953年5月，毛泽东就此事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要求“检查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注6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激怒之情溢于言表。高岗因此认为，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进行封锁，要架空毛主席；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国书等事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无论从他想摆脱繁缛国务，还是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话都是真心的。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党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公机构进行调整，并委托刘少奇考虑一个方案。
斯大林逝世后，刘少奇等人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影响太大了，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个人崇拜，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提出相应的组织措施；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刘少奇并提出书记处分工负责人名单征求意见。
对于一再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毛泽东来说，刘少奇的主张和措施显然不合时宜，不能接受。他批评有人搞分散主义，说“只有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认为政府系统有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着即撤销政府系统的总党委（周恩来任书记）。同时严厉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就擅自发中央文电。
所有这一切，都使高岗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很不满意。但是，他在传播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加以发挥说，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当“什维尔尼克”（苏联苏维埃代表主席团的秘书）。后来在揭批高岗时，有人说他“伪造毛主席的话”。他承认“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是“造谣”，但不承认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和“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这些话是造谣。
其实，毛泽东的话虽然不是这样说的，但要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的意思是明确的。历史后来证明了这一点，1959年，他真的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了刘少奇。
（四）绝密任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离开毛泽东，直接到陈云那里，吧事情告诉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发生了怀疑。这可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呀。他由此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危险人物”。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再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
然而，这种想法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抹去。他要为党和国家，为毛泽东办一件大好事，帮助毛泽东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至于谁来接替刘少奇，他并没有想那么多，正如他在反省时所说：“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这就是高岗在1953年财经会议前后才开始进行反刘活动的重要原因。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1953年春夏，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万一我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