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波，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着调查表飞返吉米塘。
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各个防区特别是章勒送来于关于中国部队进一步集结的报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时影响比吉，就必须赶快行事。所以，当天下午，我乘贝尔飞机飞到伦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仅用了一两个小时，从第九旁遮普联队负责伦坡基地的军官马立克少校那里，得到了关于现有供应项目的分类统计数字，然后当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飞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劝告必须等到上午十点钟左右，因为空军利用每天早晨时间集中空投给养。在一个高原禁区上进行集中空投，同时让我们的直升飞机着陆并且停留在那里，即使仅仅短暂的一会儿，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发了一个电报给达尔维和米斯拉，让他们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带着我的一号参谋官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乘塞加尔驾驶的贝尔直飞机起飞了。
我们向西北飞行，几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飞过。我们快到章多时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区的陡峭山脊上，点缀着无数的降落伞。章多顶部只有大约长400码宽200码的面积，周围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层边缘。约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盖着山脊的顶部和北面的山坡。这里是禁止人们观望的地方，山顶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处可以看到降落伞和黄麻袋，这些都是没有投到山顶而滚到山下去的。
我们顶着大风降落了，听说这个地区，每天大半时间持续地刮大风，由于这个原因，空投失误的比例很高。不论用伞投还是自由空投，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军需副官来接我，他同少数的仓库工人和脚夫，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们没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风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伞）。我校失望，达尔维和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官都未能来接我，因为在章勒突然发生情况。据报告，中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部队；那天凌晨三点半钟，开始发生互相射击。
在章多负责的年青少校结我准备了全部统计数字。他证明，直到那时，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资捡回来了。人力缺乏，简直无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峡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资并背上山来。结果，不得不从扯冬驻军派部队来帮助搜寻急需的物资。但是，这意味着要艰难地步行5个小时到章多，再用几个小时捡回散失的物资，然后再步行三个小时返回营地，而且还要承担夜间站岗放哨的值班任务。有时候，经过一切的努力之后，结果寻找回来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资（因为没有采取一种办法，把急需的物资项目用不同颜色的降落伞标示出来）。
从我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勤储备状况比我所想到的还更糟。然而，我必须返回师部后才能开始进行分析，或者开始填写军长的调查表。我在离开之前，围着空投区走了一圈，遇见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几个土兵（属于阿鲁瓦里阿的营），他们是为保护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点赶回吉米塘，给军长写一份紧急报告，并于当晚派传令官送到提期浦尔。然而，在我离开章多以前，还想同达尔维通个电话，取得章勒的最新情报。
达尔维在电话中告诉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约有30个中国人接近我们章勒的哨所，并对哨所开火。我们进行了还击，中国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们撤退时，丢下了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后来，当我们哨所的侦察部队搜查的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证明有更多的伤员。在这次遭遇战小，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达尔维告诉我，从死者的衣着和他没有携带武器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译，或者是某种文职人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向我们的哨所走来，可能来要求举行会谈，或者进行一次侦察。为什么在他们自己处在空旷而易受攻击的地位的时候，竟向一个设防的哨所开枪？这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末对达尔维这么说，看来他比以前更抑郁和不满；但是我估计，在几天以内，我们会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让比吉争取德里在今后一两天之内批准我的“脱离战斗计划”。因此，不再浪费时间，我乘直升飞机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参谋和我一起，对我管辖之下的库存情况进行了分析。我现将各防区的统计一览表（我愿提醒读者，这些库存是为供应一个师，指定要在山区向世界上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一次大进攻而储备曲）公布如下：
章多的库存，为克节朗河防区备用（第七旅旅部，两个步兵营和其他部队包括工程兵、轻工兵和脚夫——全部兵力约2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够5天用
豆类8天
蔬菜等（罐头）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盐无
（就是说，发足标准定量，大约够用5…7天；发给定量的一倍，大约够用10天）
伦坡的库存为娘江河防区备用（师部，两个步兵旅和其也部队——全部兵力约3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10天
豆类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头牛奶22天
茶 19天
盐、糖 实际上等于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人们可能设想，至少以达旺为基地的部队，会是供应充裕的。但是我从卡尔茵那里得到了统计数宁，这就是为供应达旺防区部队2900人而储存的情况：
粗面粉和大米16天
豆类33天
蔬菜等 仅够6天
茶、牛奶、糖14…20天以上
如果说，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给养供应情景，那么弹药的供应情况就更差得远了。在克节朗河防区，只有一个营（第九旁遮普联队）具备“第一线”的弹药供给标准——那就是说，全部由人携带的弹药和营里储备的弹药，足够作战一天之用。其他营（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就只有按人分发的随身携带的“小袋”弹药（够与敌人一次接触后约半个小时作战之用）。整个防区的迫击炮弹总数为725枚。
使我大为忧虑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冬衣。在这些高地上，全体人员按正常标准，都应发给“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线内衣裤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达旺外，其他所有防区很少分发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只分别得到60个睡袋，其余的人每人只有两条毯子——廓尔喀联队仍然穿着夏衣。这些部队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困苦境况是不难想象的。
我把所有这些项日列入一个明细表，准备送给军长；然后，我开始答复他的调查表中有关战术情况的部分。我觉得全文引还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我们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国部队较量吗？如果能够，何时与如何？
答：章勒现有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两个排。今天已经调去另一个排；一个3英寸迫击炮小队，有炮弹90发；一个中型机枪小队，有盒装子弹5500发，手榴弹108枚，带装子弹3200发；一个前沿军官观察组。在章勒的兵力将是130个战斗员，有4天的口粮和有限的弹药。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与一个营作战，作战期限将根据我们提供口粮、弹药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问题2：已否发现章勒方向有什么情况？
答：从10月10日以后，曾发现敌人在坦普洛格桥、僧祟和穆克沙尔地区，有频繁的活动，估计有一个营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约有25到30个中国人向章勒试探，并用轻武器向我们的部队开火，扔手榴弹。我们进行了回击，大约20分钟点后，交火停止。中国人留下一具尸体，我们的巡逻兵看到该地区有很多的血迹。可以设想他们遭到更多的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没有伤亡。
问题3：要摧毁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需要什么武器和弹药？
答：很清楚，敌人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岳防御系统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看作孤立的阵地，那是不正确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个阵地进攻，就会遭到一个或更多阵地在侧翼或从纵深进行的反击。所以，我们应有足够的火力以压制敌人的炮火和他们的支援阵地。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必须用火箭筒、手榴弹和极度烈性炸药包进行袭击，以摧毁敌人的每一个地堡。
基于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作战的经验，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师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2）所有步兵武器，发给三份第一线标被的弹药。
（3）极度烈性炸药包。
（4）每排发给一个火焰喷射器。
问题4：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该旅能占领什么而且何时占领？
答：如果给予所要求的一切，该旅应能占领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阵地。
然而，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将难以抵挡来自北方的随后反攻。至于发动进攻的时间，在11月30日以后的任何时候都相对中国人有利。
问题5：在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的确切部署如何？
答：我们的部署如下：
（1）第二号桥 第九旁遮普联队，缺一个连。
（2）第三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3）第四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缺三个连。
（4）坦普洛格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由于这些部队的阵地都位于深山峡谷之中，没有一个阵地可以得到我们的炮兵支援；而且在这些阵地上，纵然目标在射程之内，我们的枪也不能击中目标。
总之，我愿意把某些事实连同我的一些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参谋对于地形、敌人的兵力和气候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确信我所说的将不会被误解。
战术问题
敌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部署了一个完整的师，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个旅，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以随时调来，这种兵力部署看来是不匀称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对于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他们在勒村的主要基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兵力部署是与塔格拉山脊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们选好了阵地，修筑了工事。紧靠他们的后面，就是公路。他们的前沿阵地，可以通行骡马。就兵力、阵地、火力支援（由于缺乏武器与弹药）以及合理部署部队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形势。敌人肯定将在克节朗河北面，争夺除了第一号桥以外的所有阵地。
章勒是相当孤立的。沿克节朗河南北两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国的控制。另一条路是从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盖了，无论如何也要两天的路程。靠空运维持章勒已无可能。敌人可能认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们势必会切断它的交通线，以孤立该处的哨所。
我们不具备防守章勒的充分条件。因此，我建议从章勒撤出我们的哨所。
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编写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必须在当天傍晚，把报告送到军长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说，次日上午，在提斯浦尔将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克里希纳·梅农，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都在视察第四军，为了对我的“脱离战斗”的要求在现场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不敢耽误。匆忙把报告打字整理好，就从我的师部派一军官，乘直升飞机把报告送交考尔将军。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后，我才有时间细阅边境全线各哨所送来的报告。一份来自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报告说，某个中国高级军官，可能是师长，视察了塔格拉阵地，并且发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国的指挥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举行了一次会议（靠近示意图中标明的地点瓦德兰。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驻地位于扯冬哨所上面大约500英尺的一个秃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些地点）。大概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有20个或者更多的一群穿军服的中国人，在空旷地上集会，主持者是“一个戴红帽子的人①……另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离人群稍远，但是在说话听得见的距离以内。”（政治委员吗？）。第二天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还是由那个戴红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边其他地区（通过望远镜，这一切都清楚可见）。报告还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几乎到处重新挖战壕——夜间灯光大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连夜继续。
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所有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越过克节朗河发起一次进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为兼则马尼也有报告说，我们哨所的对面在集结部队，有些中国部队已逼进到离我们哨所300码以内的近处。我给比吉打电话，并向他转达我的忧虑。他告诉我，他刚收到我的报告，他将于次日把我的建议提交军区司令和陆军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方也在集结部队。一个新的步兵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指挥官是哈里哈尔·辛格中校）正陆续到达。这一营是指定守卫第一号桥的，留下一个连驻在哈东山口，准备在山脊上修筑防御工事。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从第六十二步兵旅拨出）也已到达，并且被派到达旺，驻在卡尔茵·辛格的防区。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将在几天之内空运来。
乍一看，这些援军的来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增加这么多的地面部队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弹药供应仍将限于每个人所能随身携带的，而他们的给养储备又受到我们脆弱的后勤供应线的限制，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在耗尽了他们按人头为标准发给的弹药之后，他们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粮的人口了——而我们恰恰是没有给养来源，甚至保证这么多人吃饭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同时，我必须就如何作战，制定一些准备应付意外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从章勒哨所撤出，并把部队调回河的南岸，那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