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颐乔看螅唬�5）由于去达旺的道路不能运输任何给养，我们的后勤供应状况，要比中国方面困难得多。
我进一步论证：由于上述各种局限性，根据目前第七旅的计划纲要，只能派一小分队去扯冬哨所换岗，同时把该旅的其余部队集中于伦坡北部和娘江河西部。同时，我指出，在这一地区，对中国人来说，达旺是最宝贵的；在第七旅调到伦坡之后，我已无力调动部队保证达旺的安全了。
这时换防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第九旁遮普联队去扯冬哨所巡逻时，遇到的困难是找不到道路；因为在这一地区，只有羊肠小道，而且由于最近的暴雨，连这些羊肠小道也被冲垮了。寻找搬运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在10日，一个小分队，带着几个在当地找到的搬运夫，冒着倾盆大雨，终于找到了通往扯冬的道路。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主力部队，正从达旺调去伦坡。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预计，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先头部队15日可到达扯冬，而主力部队在17号以前到达不了。结果，主力部队于16日就到达了扯冬。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记述我对达尔维旅长所下的指示，即一旦中国人干扰了第九旁遮普联队的行军时，应如何对付。我的指示是：
你的主要任务是与扯冬哨所建立联系，并且加强这个哨所。第九旁遮普联队应避免路上发生任何遭遇战。如果不可避免，则主力部队应奋勇前进，只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在路上牵制敌方小股部队。只有在指挥官下令时，才允许开枪射击。
这些指示，在我们中间经过讨论之后，我才正式下达；主要的目标——必须援救扯冬哨所，并增强它的作战潜力——用最明确的词句下达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把克节朗河当作事实上的边界，如果我们过河到克节朗河的北岸，而不是在河的南岸，他们就会干涉我们的小分队。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要支援小分队到达扯冬而不在途中陷入小规模战斗；因为遇到那种情况，中国人会抢先选择有利地形进行遭遇战。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注意不容有任何含糊；特别是关于批准开枪的问题。米斯拉中校颇能执行这种微妙的任务，他对这些命令的理解也无困难。在路上他把小股部队留在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的对面。果然，中国人企图在那里阻止他通行。最后，他率领他的营中的大约100人，沿克节朗河南岸到达扯冬哨所，并立即下令加强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哨所的防御阵地。
11日，当我回到提斯浦尔之后，同军长通了电话，口头向他汇报了我的看法，他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据我看来，勒克瑙（东部军区司令部）和德里都被战争歇斯底里的情绪所支配。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小时都要报告部队的进展情况。我简直无法使他们理解，要与在高山中行军的部队保持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按时给他们情报。虽然我受到军部的充分支持和赞助，但我没有办法挡住从勒克瑙和德里来的无益的干扰。
当时我得到通知，东部军区司令莱·普·森中将、值星参谋官，不久要来提斯浦尔视察。9月12日，我按时到机场去迎接他。他冷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在乘车返回师部的途中，连一句话也没说；更使我难堪的是，他对我的所有问话都不予置理。
在师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东部军区司令主持；出席的有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空军中将马·马·思敬尼尔（飞行优异十字章获得者）、东部军区空军司令，以及我的师部各单位大多数的头头们。
森在会上一开头就说，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领土，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密码代号为“来克亨行动”的计划（Operationn Leghorn），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执行。之后，他就进入一种漫无中心的谩骂，其要点不是说，他怎样执行这些行动计划；而是说，对于不立即采取行动的人，他将认真考虑给予处分。而对于第七步兵旅的形势估计和军长以及我本人对此估计的评论，却一点也没有讨论。军长企图提几点中肯的意见，但被粗暴地打断发言。轮到我发言，我提出了抗议，为什么不答复我一再要求对塔格拉山脊予以澄清的报告；这种要求，如前所述，我从8月初就提交上级了．甚至我还没有讲完话，军区司令就说，他不准备同我进行任何讨论，而是将向军长发出全部必要的指示。军长的不满是颇为明显的，但也不容他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这样的作法，未能使人产生信心，反而使全体人员大为激怒。
军长与军区司令私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动身到西隆去了。据我所知，军长完全文持我的建议，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行动限于援救和加强扯冬哨所，而不要发动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他也指出了，同中国人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会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如下：第一，达旺的安全——由于我们把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在东北边境特区主要应由我们负责的达旺，就面临着中国可能从北面采取的任何行动。第二，如果从那加兰和曼尼普尔抽调任何兵力的话（两者都由第三十三军负责），那加族的活动就可能加剧。第三，巴基斯坦可能充分利用我们卷入冲突的时机，旁遮普邦既要遭受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这些意见显然没有得到上级的考虑，也从未给予答复。森要干的却是在提斯浦尔公共工程局的旅舍内建立一个战术指挥部，他开始对周围的人下命令，不仅调动部队，甚至调动我指挥下的人员。而他自己却不向前沿移动。他以前从未到过前沿地区视察，尽管在他的指挥下，那是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不管我怎样努力也未能说服森，第九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能力较强，我们不应该调动他们，要等到扯冬哨所的情况缓和下来。
请记住，9月9日，我接到命令，要开始把第七旅向前调动到伦坡，这一调动就使达旺完全失去了掩护。尤其是，森曾下今，把达尔维旅长立即调到伦坡。当时我用最强烈的言词对这项命令提出抗议，指出在米斯拉中校到达扯冬哨所以前，达尔维旅长不能动，但我的抗议被否决了。
在提斯浦尔，森的“战术指挥部”极力折磨着我们，颁发出各种各样混乱的和不切实际的命令，我感到不耐烦，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报告军区司令，请求他或者至少派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官，亲自前来熟悉前沿地区的地形——特别是达旺和伦坡周围——否则，他不可能了解有关军事集结的时间、空间和人力等问题。这就使森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当然，因为他憎恨在我的建议中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他的司令部从没有一个人去到高地走一定，甚至都不乘坐直升飞机来看一看。
在那些年月里，森中将一直是东部军区司令，而且在那段期间不论酝酿着多少问题，加上最近发生的情况，他一直无暇离开平原去视察提斯浦尔的前沿地区（离达旺200英里，离扯冬250英里），依照我的看法，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假如他能够进行一些视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对铁的事实考虑问题的。然而，实际上，他对地形完全无知，加上他显然由于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而时常发怒，这就使他对当前实际情况不能进行理智的思考。顺便说一下，几天以后，森的总参谋部的赫·卡·西巴尔准将，在无意中证实了我的想法：军区司令对这一问题之所以脾气暴躁，大多起源于他强烈的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西巴尔是我的老朋友，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特大风暴式的会议之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不要提太多的反对意见。他说，“你何必加入战线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乌姆拉奥的，你置身于他们之外好了”。当我指出，我那个师可就要在这个过程中陷入困境，他回答说，我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他进一步说，军区司令深信中国人不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整一整”乌姆拉奥罢了！听到这些情况，并未增加我对军区司令或他的高级参谋的信心。
森曾发布一些显然是错误的命令，不管乌姆拉奥·辛格和我本人向他提过多么强烈的抗议，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直接向部队和个别人下达命令。当他不能每分钟都从师部得到情报时，他就坚持要从阿萨姆步枪队方面获取情报。由此带来的隐患是：来自这些准军事性的机构的电报，常常用明码发出，从而危害密码的安全。因为由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七旅通过正当的程序，用密仍也发给我的师部同样内容的情报，自然就使我们通信密码的安全受到危害。不仅如此，军区司令习惯于用公开的民用电话，不分昼夜的同德里长时间通话，沿电话线路的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可以收听这些长谈。这样，保护密码安全的全部基本规则，都置于不顾了。
一切道理和军事观念，似乎都被抛入云霄。我的两个营竟然接到命令，要发动进攻，要把一旅中国部队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同时，调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去后方驻防的命令终于撤消了，又命令他们沿着漫长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确的指示说：在将来的某天某时从某地增援两个营和有30辆车的运输排，来加入第四步兵师。实际上没有给我什么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论是进行230英里交通线的部队调动，还是保障达旺和瓦弄这些关键性地区的安全，而且，要向一个牢固地占据着塔格拉山脊的强大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却又确实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支援。必须记住，要在如此条件下完成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续，它对交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空中，除了在气候稍好的短暂间隙中可以偶而进行飞行外，常规的飞行没有可能。
在军区司令的作战计划中，全然不考虑我师后勤供应上的弱点。例如，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要带着全副装备登山行军，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达旺。没有提供任何运输工具来运送部队，即使短程穿梭来回的运输也没有提供。没有发给部队保暖的衣服，他们仍然穿着橄揽绿色的夏季军服（他们换上夏季军服，是在他们调出东北边境特区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们走上扯冬，就无法发给他们冬衣了；后来，冬天突然开始，他们要在15000一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于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进行这样性质的一次战斗，正常的军事程序，应该先对战斗作出正确的估计，包括后勤的具体安排，对情报的全面评价，并且给师部发出明确的书面命令。实际情况却是森或他的参谋官没有估计，而只给了我们模糊而粗略的口头指示，没有明确地指出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动向。至于作战的后勤方面，不是由于他们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而忽视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制定一个有战术意义的计划，诚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侦察之后，我对敌人的估计是，在塔格拉地区约有一团兵力（等于我们一个旅）守住塔格拉山脊，这就意味着，该师的其余部队就在后面，一埃得到通知，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我估计瓦弄（在洛希特边区）附近至少有一团人。这些估计被上级当局不加解释地否定了。关于中国的兵力，上级告诉我的仅有情报是十分模糊的，据说塔格拉的北部，只有“不超过200人的一小撮劳动营部队，他们没有战斗力。”我很难想像这情报的来源，肯定不是来自兼则马尼的文职情报站，因为他们了解情况，并且同意我的估计。
军区司令下一步开始折磨我了，教我制定一个占领塔格拉的计划。我提出了抗议，我说，以现在的兵力状况进行这样一次战斗，是行不通的。但他坚持要我制定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西巴尔暗地里劝告之下，仅仅为了满足森的要求，我编造了一个虚构的计划。
我违背心愿而编造的计划如下：
第四炮兵旅部（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很少有炮战任务）将作为一个步兵旅部，并从第七步兵旅部接过保卫达旺地区的责任；拨给它新近即将到来的两个营；第七步兵旅与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仍在从米萨马里到达旺的行军途中）将集中在伦坡；第九旁遮普联队留驻扯冬；伦坡基地充分储备30天的给养；章多基地（在扯冬的西南）储备15天的给养；只有在此之后，第七旅才能取道章多向西调动，在章勒集中，准备对塔格拉山脊进行突然袭击，向东扫荡。
关于这个“计划”，我必须略加展开地谈一谈，我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章勒是一个很小的偏僻的牧羊人营地，按照一位军士（末授军官衔）在巡逻时，用铅笔仓促勾画出的克节朗河谷示意图，似乎它位于扯冬西部的某处。据此，为了迎合军区司令的意图，我就编造了我这个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我承认，所有这一切，在事后看起来是轻率的举动，而我和我的师，确实是自食其果，在后来的三周，受到这种轻率举动的报应，这个我以后再加叙述）。因为中国部队占据着从第一号桥到扯冬的大片河床的紧靠北部的陡峭山腰，我这支装备低劣的部队根本没有可能从河岸线直向山上发动一次正面的进攻。所以，我那“幻想产生的”进攻路线，要以章勒侧翼为基地，发动进攻，然后向东扫荡，并向上打到塔格拉。如果我突然受到攻击，这是唯一可行的路线——或者说，当我看到那个铅笔画的草率示意图时，我是这样认为的。纵然来自军区司令的压力，我承认制定这种假造的欺骗性的计划是我这方面的一个失误——我们全都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是，我曾明确表示过，发动进攻要以完成伦坡的后勤储备为条件；而我知道，由于种种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补给。第二，在伦坡没有建立空投场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储备；在章多也同样不可能。第三，没有搬运夫来搜集和分配空投下来的沉重物资。就陆上的联系而言，即使从我的师部抽调一个特别后勤小组去帮助第七旅部队的集结，去达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积雪中，连轻量的运输也承受不住。我还调出一个机枪营的营部，用以控制提期浦尔到达旺的危险地段，疏通运输的阻塞。但是，实际上的需要，还要大一百倍。
伦坡被选作为主要的空投区，而章多作为前沿的空投区，这两处都未曾试用过。而结果是，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在很少伤亡和损耗的时候），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左右的运输量。章多，后来发现它完全不适合作为空投区，由于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资散落四处。而且，伦坡和章多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我们师根本没有这种飞机。
9月17日，我一听说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到达扯冬，马上就带领我的侦察队由陆路去达旺。12日，冬季已降临，所以飞行没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发现道路的情况是这样：过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继续通行车辆。我总算让护送小组勉强地通过了。我在路上，看见几批直接从平原开来的部队，还穿着夏季制服，背负全部装备，在不停的大雨和没膝的烂泥中挣扎着穿过高山口，如色拉，高度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土稍后来到色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