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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我必须强调，用这种办法把部队运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高地，只能作为政治上的行动；要作为军事行动的部署，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由空运维持部署在高原的驻军，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临时安排也是花费昂贵的，不应作为军事行动计划的基础。然而，制定计划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些高地上，即使偶尔遇上天气好、允许自由飞行的时机，但是为了获得给养，需要包装、集中、拆包、分类、分配以及最后发到前沿部队，也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天气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在喜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办不到的。如果具备完全的空中优势，为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够维持小股部队，如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整师部队完全依靠空中文援的作战计划。
1962年5月，当时，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师接替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将。我在去阿萨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报到，并听取情况介绍。在这次简况介绍会上，没有提到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兵力，却详细地谈了“昂卡尔行动计划”及其进展情况。“昂卡尔行动计划”是一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要沿麦克马洪线从西部的兼则马尼到印度西藏缅甸三方交界点，建立阿萨姆步枪队准军事哨所。这项计划规定：在1962年7月底必须完成。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由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用一支蓝色粗铅笔，在一张没有经过测量的地图上，从兼则马尼正北面的一条不精确的喜马拉雅边界线。在当年，很多领土未曾经过探测，而麦克马洪只是凭他对地理的猜测，就从兼则马尼到东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画了一条蓝色粗线。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画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测量官员在即将结束此项令人赞叹的画界任务而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一个美丽的门巴姑娘吸引住了，因此画界的工作就没有完成。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测量当局不顾地面上的实际特征，就用一条直线把军事地图上标号为MM7914的一点与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点连接起来。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从未521正过这一明显的错误。显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没有作好他的专业工作。这一疏忽是不能轻易加以原谅，或者辩解过去的；主要由于这一错误，造成了关键性的争执，后来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战争。
虽然“昂卡尔行动计划”在边境上的哨所，最终将由阿萨姆步枪队去驻守，但是实际上这些哨所势必在印度陆军的监督下建立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哨所驻有一排人，并且几乎全靠空投供应。（这些哨所的定点和确切位置，主要由情报局而不是由陆军决定。）
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驻扎一排人的哨所，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从战术上考虑，在适当的纵深地区，建立营或者至少连的阵地，从这些阵地派出正规的巡逻，直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我强调这样会使这些哨所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和政治—七的价值。我的第二项建议是：应该在陆军的管辖之下，把这些哨所的定位搞“恰当”，并由军队指挥和控制。我听说这两项建议都受到认真的研究，但是，只有总理的决定，才能算数——总理的决定是：在麦克马洪线上的35个哨所，已经定点，要不惜一切代价并在规定限期之内建立起来。我受到警告说，这是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看来陆军在拖后腿。
我到陆军总部去的那一次，使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感到严重的担忧。我离开德里之前，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的住宅会见了他。他也强调执行“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迫切性和政府对计划进展缓慢表示关切。
1962年5月18日，我飞往提斯浦尔，于当天下午到达。当时雨季达到高峰。阿姆里克·辛格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在同一个团服役过。各旅旅长和大多数中校级的指挥官与参谋我都认识；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来到情投意合的伙伴之中，感到轻松愉快。
我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和在地面上部署部队的问题，然后听取了师参谋部的详细汇报，他们的计划是根据陆军总部情报处的报告和指示制定的。然而，这些计划落实到地面上，就难以实现了；因为修路计划没有按期完成，而且即使在开始部署的阶段也不能经常得到空运的必要保证。
我的师沿着北部边疆广泛分散到各处。第七旅下辖两营步兵，一团炮兵（18门炮）和一个重迫击炮连，安置在色拉的前沿，离提斯浦尔23D英里的达旺地区。这些部队只有轻装备，弹药只够一天战斗之用。事实上，这仅仅表示地面上的人数和需要供应食粮的人口，而不是能够进行持久战的兵力。在雨季期间，通往邦迪拉的路上，有几处常常出现许多断裂陷坑；而过了邦迪拉，几乎就无路可走了。达旺附近的一个直升飞机场还正在修建中。
在洛希特边区，由第五旅旅部管辖的驻扎在瓦弄的一个装备很差的营，只有六支枪。到瓦弄去，既没有大路，也无驴子通行的小道；只有一个紧急时备用的简易机场，能接受直升飞机和单引擎六机座的水獭式小飞机，这就是仅有的后勤联系。
第五步兵旅旅部在拉金普尔②，离瓦弄200英里。第十一步兵旅，前面已经提过，被调到曼尼普尔，完全陷于对那加的作战中。因此，我的师只部署了两个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而这两个旅中的六个营，只有三个营驻扎在山区。
师部的汇报主要集中于“昂卡尔行动计划”要建立35个哨所的工作进展情况。有趣的一点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高当局竟未下令在兼则马尼西部沿塔格拉山脉建立哨所，这是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这就留给第四步兵师由自己负责下令在靠近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娘江河以西）建立一个哨所。从此，开始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纠纷。
我很清楚，建立和维持“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会占用我师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虽然在名义上陆军不负责这些哨所的行政事务，但是我在那加高地的经验使我深信，除非阿萨姆步枪队和情报局的哨所受到严密的监督和管理，否则他们很容易陷于严重的政治困境。
当天气许可的时候，我乘飞机巡视了梅楚卡，阿龙，达波里约，都登，济罗，特沮和瓦弄。我由陆路去达旺，旅途中轮换着乘吉普车、卡车，骑驴和步行。道路不适宜于正常的交通运输，直到雨季结束为止；而要等到雨季过后，就将进入1962年的12月了。我在巡视的每一个地方，都同当地的指挥官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和行政管理问题。我发现他们全都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极为忧虑；空运紧急储备物资的计划被打乱了。在结束对这些地方的巡视之后，我同意阿·辛格将军告诉我的关于“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大部分看法，充分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后勤任务之艰难。
然后，我专心研究现有的情报资料。来自情报局的每日报告，没有实用的价值，它一般只报告肉眼可见的各地零散的一些中国土兵的活动。我自己师部的情报人员几乎每天收听中国的广播。经过研究，我越发深信不疑，“昂卡尔行动计划”必须大加修改。这是一个对地形、气候和其他全部有关军事问题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人在纸上所制定的计划，而且我向军部提出了这一观点。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说他已经向军区司令部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问题超出陆军司令部的管辖权限，而要由印度政府作出决定。然而，他说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作为参谋局长，即将到提斯浦尔视察，可以由我把困难和看法向他陈述。
1962年6月的某一天，考尔将军到了提斯浦尔，我们讨论了第四步兵师的任务和“昂卡尔行动计划”。我表达了自己酌见解：考虑到交通的情况，只有用轻武器的步兵才能在这样的地形作战。陆军的正规部队只有经过完全重新组织装备之后，才能使用。这种重新组建需要特种武器和大批机动直升飞机，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此外，我的师被分成若干小股部队，分散在广大的地区，这对于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准备都很不利。我建议由阿萨姆步枪队担任“昂卡尔行动计划”的任务最为合适。考尔将军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他已经在考虑派轻装备的部队到东北边境特区，还表示他将尽力让第四步兵师回到旁遮普，担任常规战争的任务。虽然考尔将军没有明说，但我从他的谈话中听得出，要陆军承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的责任是一项政治决定。然后，我谈到有关“昂卡尔行动计划”建立哨所存在着无数问题。考尔将军告诉我，他将当着我的全体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面，就“昂卡尔行动计划”答复我的问题，并且澄清任何疑点。
第三章 扯冬事件
9月8日下午，星期六，在塔库尔巴里种植园主俱乐部——离提斯浦尔约12英里，我同第七步兵旅旅长约翰·达尔维打了一场高尔夫球。达尔维是在他每年两个月的休假将要回家之前，从达旺下来的。他打完球后，就回到米萨马里去了，我留下来在俱乐部看电影。大约晚上8点钟的时候，电影放映了一个小时，我的师部一个参谋官到俱乐部的电影厅里来找我，说有紧急军事情况向我报告。他带来的消息是，大约有600名中国人，从塔格拉山脊下来，包围了扯冬哨所。对于这一事态的发展，我毫不惊奇；但是，对于军区和陆军总部采取什么态度，我却有严重的忧虑；因为直到那一天，对于我一再要求澄清的塔格拉问题和我们所要求的边界线，他们简直不予理睬。
到晚上8点半，我回到提朗捕尔师部。9点钟，有关的情报已密电报告了军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这一情报已由情报局转呈德里。此后不久，我接到上级司令部的无数电话，我同达尔维旅长和我的参谋部开了一次会议，然后打电话给军部传达以下几点：
（1）我早预料到中国方面对扯冬的反应，虽然没料到如此规模；
（2）必须谨慎对待初次报告的这些消息：可能有所夸张；
（3）在旅长和我没有机会视察达旺和伦坡之前，我不堆备作出决定；
（4）我已经取消了达尔维旅长的休假；
（5）我要求取消例行调动第四师所属部队的一切行动。
我感到很大的宽慰，军长乌姆拉奥·辛格将军以如下的话作了答复：“尼兰詹，我充分信任你，我将支持你采取的任何步骤。我将努力满足你的全部要求。而且军部和我都不干涉你的行动。无论何时，你认为能够向我作出形势估计的话，我就听取。”在这次与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谈话之后，我消除了疑虑，我觉得对于军区和陆军总部继续源源而来的大量文电和电话，我都可安然不予置理了。只要说这些信号和文电都无多大意义就够了。他们只暴露勒克瑙①和德里太脱离战地的实际情况，太不了解距离、兵力和后勤等等所具有的确切含意。例如，陆军总部发来了密电，其要点是，第九旁遮普联队在援救扯冬哨所之后，应该在塔格拉向中国进攻！东部军区司令部在9月9日发给第三十三军司令部同样愚蠢的密电（同时发给陆军总部和第四步兵师），命令第七步兵旅“在48小时内，准备开到扯冬。”
对于上级司令部这类无意义的干涉，我向军长提出了抗议。后来，报纸和广播的报道，大概是根据政府提供的新闻通报，也完全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些报道势必对任何不得不采取的计划，造成有害的影响。军长让我按我已向他扼要报告的计划行事，不要理睬那些来自勒克瑙和德里的密电与电话。
我向达尔维旅长发出以下指示：
（1）第九旁遮普联队正在从达旺开到伦坡，一定要尽早加强扯冬哨所；
（2）达尔维旅长要在9月9日早晨乘直升飞机回到他在达旺的岗位；
（3）9月10日我在空中侦察塔格拉之后，准备在伦坡降落，于同一天在达旺与达尔维旅长见面。
很清楚，不会再给我增加入力物力。甚至我要求取消调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被东部军区司令部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了。（第九廓尔喀联队是从达旺来到米萨马里，准备调去换防的。）全部行军都靠人背和骡子驮。从邦迪拉向前，没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虽然当天气晴朗时，偶尔可用吉普车费力地开到达旺。这一点必须记住，在东北边境特区，由于地形和天气的因素，距离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了，因为那里的行动必须以时间来计算。步兵在山路行军是每小时走一英里；大批部队行军，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天最多10到12英里。
至于空运，在提斯捕尔空军有四架俄国的米…4型直升飞机。但是，这些飞机没有盘旋的能力，着陆和起飞需要有100码平坦的场地；因此，要严格限制使用。十分令人奇径的是，在9月8日以后，直升飞机的水平旋翼公认的使用寿命，任意地被减为200小时，这样就进一步压缩了直升飞机的使用。我听说在9月8日以后，帮助印度空军的俄国专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了。
碰上好运气，9月9日，天气晴朗，达尔维旅长能够飞到达旺。
9月10口，我飞越伦坡北部的哈东山口，对整个娘江河谷和塔格拉山岳，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空中侦察。我能够看见在山脊上很多正在进行准备的中国阵地。在侦察之后，驾驶员多次试图在伦坡简易机场降落，但是米…4型飞机降不下去，所以我只得飞到达旺。
在达旺，为了让达尔维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我提供他以下几点参考意见和目标：
（1）在扯冬来自中国的任何干扰，必须以武力对付；
（2）达旺的安全，要置于超过其他任务的优先地位；
（3）必须捍卫经过兼则马尼的娘江河沿岸的安全。
我给第七旅的任务是，同我们在扯冬的哨所重新建立联系，并且从我们的领土上（意指克节朗河以南）把任何中国人驱逐出去。
我同达尔维旅长详细讨论了形势。在我进行空中侦察之后得出三点主要的结论：（1）在本地区对面的边境以北，中国大约配备了一个师，在塔格拉山脊有一个团（相当于我们的旅）； （2）以我们现有的人力物力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援救扯冬哨所和击退小规模的侵犯； （3）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绝不能让达旺失去掩护。
达尔维旅长就此问题同他自己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磋商考虑之后，把他的形势估计和计划纲要给了我。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结论。接着，在9月11日我飞回提斯浦尔。当天我向军部汇报了最近的情况，并把第七旅的计划转交他们。在我给军部的信中强调了以下几点： （1）扯冬地区的地形（高达15000英尺）适于防守，但只能部署小股部队进攻； （2）不管怎样，在10月15日以后，预计有大雪，这不仅使各种行动更加受到限制，而且使业已朝不保夕的后勤供应更加恶化；（3）扯冬很可能位于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可以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巡逻了；（4）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调出以后，第七旅只剩下两营步兵，这样，中国的兵力（估计在这一地区有一个师）比我们强大；（5）由于去达旺的道路不能运输任何给养，我们的后勤供应状况，要比中国方面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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