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完报告之后，回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该机构的一些文职官员从边沿地区回来了。有几位途中经过提斯浦尔城，他们对我们叙述说，该城呈现一派不安定的景象。在某一部分居民中，传播着近于惊恐的情绪。某些消息来源显然正在散布关于中国人如何残暴的臆造的恐怖故事。例如，谣传中国士兵惯于挖我们俘虏的眼睛，而后立即枪毙。就我所知，连提斯浦尔周围茶园的英国居民，也听信这些谣言而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有些种植园主，已把家眷送到加尔各答。同时我必须记载下来，他们多数人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他们借给我们运输工具和其他物资。
从某方面来讲，惊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谣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平民百姓没有官方提供的消息，他们对于军队又不再信任；而对于陌生的敌人的恐惧，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军界里，惊慌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甚至军部的战况报道也是极其耸人听闻的，而且关于惨败的程度，也是大大夸张了。我认为这完全应归咎于森将军和军部几位高级参谋。按照正常的惯例，应该在作战期间，每天派一名联络员到吉米塘我的战术指挥部，把当天第一手的情况报告带回来，军部就能够向报界发布准确的新闻通报。从10月中旬以后，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未曾试图派任何人去第七旅防区的前线。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很多的惊慌与混乱——以及最终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来很明显，自从10月20日，军部和军区司令部的指挥与参谋系统实际上已经瓦解。我记得10月23日早晨，在达旺我去看森时，他表现出惊慌的神态。甚至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镇静。而且军部或军区司令部尚无一人能够静下心来，对截至目前为止的作战局势或中国的作战方法与意图，作出一个总的估计，或就中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作出一个可靠的预测。军部或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都未遵循常规的专业程序办事。相反，他们坐在遥远的控制椅上，仅仅凭着他们脑中的幻想，就对前线的进展情况，勾画出耸人听闻的图景。其结果是，他们的反应如同钟摆一样，在虚张声势与丧失信心两者之间来回地摇摆。钟摆摇到一头时，给了他们虚假的勇气，导致他们宣称，我们必须立即进行反攻，重新夺回达旺；钟摆摇到另一头时，他们陷入了绝望，主张放弃色拉与德让宗，向后撤退一直撤到邦迪拉。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对于卡门边区的安全是危险的，而且的确也危及阿萨姆邦。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强色拉、邦迪拉和辛山口的防御地区，提供一切可能调派的部队与火力支援，特别是空中支援。反攻的问题是另外的问题，在将来有朝一日，需要调来新的师；现在要坚守阵地，作为巩固基地的师，不应当用来作为主力发动进攻。而且，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需要对敌人的兵力和将来的意图作出准确的估计。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片混乱。
我回忆，10月23日我从达旺乘车去让，我要求拉加瓦德准将作一番工程兵的计算，小国人从他们在西藏的前沿哨地区，修筑一条公路到达旺，需要多少时间。他说，需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修通可行驶载重15英担（1800磅）的卡车的公路。当时我甚至指出，那条路线的地形是缓慢的下坡路，而且中国有高度组织化的劳动营。但是，拉加瓦德仍然坚持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快就要下大雪，即使是中国人，少于两个月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我自己的估计是敌人在6周以内，可以通车到达旺，然后他们会立即向色拉进军。结果是，中国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修筑了肖…棒山口…达旺的公路，而且改建了达旺…让的公路，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把中国可能于大约11月20日进攻色拉阵地，作为我们制订计划和进行准备的基础。假如是这样，色拉应该指定为“至关重要的阵地”。按照战略上的惯例，只有最高当局才能批准从这种“至关重要的阵地”撤退。如果第四师坚守色拉而不向后逃跑，那么任何越过色拉的敌军出现在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只能是轻装的和孤立作战的部队，他们不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色拉和邦迪拉都有良好的空投区，因此，第四师能够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只要防御者能够勇敢地坚守他们的防御阵地。
这里还必须说明，空军应该起重要的作用：第一，空中侦察作战的进行情况，诸如敌军的集中、中国公路与小路修建的进展；第二，对于大规模的敌军行动给予适当的警告（以及用有计划的空袭破坏敌军的行动），不使用空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不能有任何辩解的理由。
那天下午，因为我妻子要去阿格拉，收拾我们的全部家具，并为我们下一个任命做准备，我让她乘每周信使班机回德里。当晚，我接到命令到德里陆军总部报到。
译者注：
①陆军参谋长。
②克什米尔的首府。
③圣雄甘地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独立后曾任列总理。
④克什米尔国民大会党主席，长期任该邦首席部长，1982年逝世。
第十二章 中国宣布停火
29日我飞回德里。到达帕拉姆机场之后，我乘出租汽车到尼札姆丁，我内弟索尼医生的住宅，他邀请我住在他家。
我们交谈到深夜。索尼愿意听有关第七旅的详细故事情节，第七旅如何调去克节朗河、它的作战计划和战斗进行的情况。我和他容易谈得来，我发现他对军队的规则、礼仪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细微差别，反应很快。听了我的叙述，他颇为惊讶，竟然以中世纪骑士的方式把部队派到高山地区去作战，而又不给空中掩护或后勤支援，然后命令部队去同强大的敌人在武装战斗中进行较量。
到达德里后的次日上午，我去陆军总部在军事秘书的办公室会见莫梯·萨加尔少将。我知道莫梯是一个明智的、有才干的高级军官（不久以后他出任总参谋长）。他以通常的礼貌接待我，详细地同我会谈，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听我说完。作为军事秘书，他不大接触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他很有兴趣地倾听我讲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陆军总部的主要参谋官要轮流地向我查询详情，搜集关于东北边境特区作战的第一手材料（结果，从未有人找过我）。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最不愿意在德里长时间闲荡。他答应尽力而为。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任职的命令，陆军总部也无人召见我进行查询，我开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兴，接到了第四师我的部下各级军官写来的无数信件，表达他们对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对于一些达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捂，我不能无动于衷。陆军总部的高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作战中错误的指挥，实在令人吃惊——还把第七旅和第四师作为柔顺的替罪羊——他们感到自己有罪。
看来，从未向文职人员说明惨败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内阁部长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也很无知。因此，我终于去见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发现他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一般情况相当熟悉。我把全部有关作战的内情告诉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国人突破卡门边区，形势将是多么严重。我强调，我们绝不容许再重复在克节朗河发动的那种没有计划的、没有后勤支援的军事冒险。在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点记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说服总理——或者，究竞他是否去试一试。
我决定去拜会约翰·达尔维夫人，并尽力安慰她。我告诉她，约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并向她保证，中国人会把他作为战俘正确对待的。（另一个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萨姆步枪队指挥官的妻子，为了减轻她的忧虑，我去劝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听到阿萨姆集市上的谣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则马尼被俘后，一定已被处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能够消除她的忧虑的。）
我很想去加尔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为他的儿子马哈比尔于10月20日阵亡了；但是我不能纯粹为了个人事务而离开德里。我只有努力寻找曾与我侄子一同作战的人，证实他死时的情况，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才从第九廓尔喀联队的一个上士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况。当马哈比尔在战斗中死去时，他们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10月中旬，当时马哈比尔属于第七旅旅部，被选派作为联络官去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当20日早晨发动进攻时，他在营部，他使用一挺轻机枪。有两次在猛烈的炮火下，他亲自护送伤员到团部急救站，每次又都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继续向敌人射击。最后，当他正在用机枪射击时，被中国人投入防御阵地的一颗手榴弹炸倒了，他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死去了。（如前所述，为了表彰他的勇敢，死后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1962年11月6日，大约在下午7点钟，印度总统的军事秘书哈尔·纳拉茵·辛格少将打电话给我。虽然哈尔·纳拉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我一度同属一个步兵营，但是以后再未见面。他告诉我，总统立即要见我，谈谈有关最近的战局。我很礼貌地告诉他，我已把我的报告交给陆军总部，他可以派人去取。他说他会去取这个报告的，但是还是叫我立即去总统府。当我问他，未得到陆军总部的批准，我去见总统是否符合规定？他肯定地说，正式手续会照规定办的，叫我不用担心。我被告知，不必穿军服。根据电话的通知，我就到总统府向哈林·纳拉茵·辛格报到。
我被引进去见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因为他不舒服，他穿着便衣，坐在床上。他很有礼貌地、非常谦虚地接待我。他对自己服装不整和如此紧急通知我前来，表示抱歉。
然后他说：“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查利哈先生曾来看我。他告诉我，你们的部队没有弹药，没有冬衣，没有皮靴，有限的口粮，而且被迫投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前些时候，我曾请克里希纳·梅农来，但是他告诉我，部队有足够的武器、装备、衣服和口粮，并且说是陆军主动决定进驻克节朗河河谷的。”他又说，“我要知道他们两人谁说的是真话。德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弄清楚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请你把所发生的情况确实地告诉我。”
我向总统简要地叙述了我的前线部队所经历的前后过程，我尽力不使我讲的故事沾染上我内心痛苦的色彩。我向他描述了基本给养令人绝望的情况。我又说，“先生，查利哈先生是十分正确的。我们部队的弹药，不够半小时的战斗之用。在我们的前线，没有运输工具，因而我们仅有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靠部队随身携带。我们没有雪衣，在许多场合下，连平常的冬衣也没有，有些部队，特别是廓尔喀部队，还穿着夏季军服和帆布鞋；而且在中国人进攻以前，我们有好几个星期只发给降低标准的口粮。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在战术指挥上，也从未给予我们任何的自由。我们的一切要求，如让我们自己选择地形建立防御阵地，都被断然拒绝了。我们奉命继续留在一条暴露的河岸线上，没有铁丝网，没有地雷——连平常的挖掘工具也没有。远在中国进攻以前，由于地处高原和严寒侵袭，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伤亡。当中国人终于进攻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弹药用完以前，进行几分钟的射击。我们没有大炮，没有空中文援，我们被困于很不利的阵地之内。”
总统显然很激动。他说，“听到这一切，我很震掠；不过，我对类似这样的情况，确实曾经怀疑过。当克里希纳·梅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头脑常常有些糊涂，现在他是处于混乱之中了。”然后，总统叫军事秘书取来一张地图，让我概略地讲解作战的具体情况。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又非常激动地说：“我确信，你所告诉我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权利派遣军队担负这一使命。看来我们是疯狂地迷恋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争议的领土。尼赫兽说，‘我已命令陆军把中国人赶出去！’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国际事务中使用的语言吗？这是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态度吗？我将尽早到东北边境特区亲自去看看。”
我在介绍情况中，指明中国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时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在结束谈话时，提出一项要求，应该进行一次调查，确定谁应当对这一切的失误负责。
总统结束会见时说，他对于我的部队的遭遇感到非常难过。他又说，一有机会他很快亲自去东北边境特区。
然后我向总统告辞。我不能不看到这位伟人面容上所表现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错误的态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队受到不必要的牺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应当负责的人们，现在面对由于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却逃避责任，而且竟在谎言的后面寻求庇护。我抱着极大的期望，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将行使他的权力，保证将来在军事行动的大方向上，能够以更可信赖的姿态出现去指挥作战。我甚至盼望在野战指挥部的结构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总统视察了东北边境特区，但他的视察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陆军总部还没有召见我进行查询。实际上，见我的唯一高级军官是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值星参谋官古马拉曼加拉姆中将，当我去见他时，我颇有点失望，因为他只要听我讲在达旺前线的作战情况。对于这次战役从作战或后勤方面进行分析的问题，他没有对我进行查询，而仅仅是对过去三周发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闲谈”。
11月15日，我听说委任我为乌坦浦尔（查谟和克什米尔）第十五军的参谋长。这个军负责在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前线和在拉达克的中国前线作战。在此情况下，我对这一任命是颇为高兴的。
11月15日，消息开始走漏出来了，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要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在瓦弄。我们的部队正在坚决抵抗，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给养（瓦弄也象在克节朗河前线一样完全靠空运维持），慢慢地被推向后退。的确，瓦弄在今后两天内就要陷落。
第二天从色拉前线传来了更加不好的消息。好多天来，已经听说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把棒山口到达旺的小道修建成为可行驶机动车辆的公路。11月18日又慢慢传来消息说，中国要在色拉发动进攻。这时正是谣言四起的时候：卡门边区已被窜犯；中国人就要走出山谷进入阿萨姆北部平原。那时候真是我们国家的悲惨日子。
在拉达克，中国也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因此我得到紧急通知，要作好准备调到乌坦浦尔去。11月19日，我再次被召到陆军总部——这次是到军区司令的办公室，去见我的新的军区司令达乌莱特·辛格中将，他的西部军区司令部设在西姆拉。当我在军区司令接待室等候时，川流不息的高级军官出出进进，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惊人的消息。我继续观望和倾听着，但是我决定在未见到新的军区司令之前，我不要过分受到任何消息的影响。谣言能够使人上瘾。
最后，塔帕尔上将和达乌莱特将军同几位高级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