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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起身要离去时，塔帕尔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说：“等一会，关于邦迪拉，我刚刚记起了一点情况。当波杰（即森将军）在23日，从他的达旺之行回来给我打电话时，现在我回忆，他说他已下令在邦迪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我说：‘波杰，你是说色拉，是不是？’他好像有点混淆了。我记得告诉他，是总理同意撤退达旺，而我要坚守色拉的。”
我告诉塔帕尔上将，森将军现在否认他曾发布的撤到邦迪拉的命令，该命令几乎造成色拉和德让宗的撤退。事实上，他们正要放弃这两个地方的时候，碰巧我及时加以制止了。
塔帕尔上将继续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甚至在我纠正了他之后，波杰继续谈到‘邦迪拉防务’。实际上，我之所以同我的作战处长帕利特匆忙赶来提斯浦尔，原因之一是因为森似乎完全混淆了卡门边区的主要防区的位置。”
我未再讲话。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军区司令对于地形有些胡涂。对他来说，只知道地图上的一些名字，在他脑子里，那些地名和实际的地方，对不上号。地图上的名字，不象实际的地方，是容易搞混的！
在陆军参谋长接见我以后，我忙于给我那些阵亡或失踪的同事的家属写吊唁信。其中包括一封信，写给我哥哥茵达尔·普拉沙德，马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是他的独生子，在第一锡克联队，于10月20日在扯冬阵亡。
然后，我写出一份传令嘉奖的名单，授予阿育王转轮奖章——忠于职守而不是英雄（因为后者必须有目击者证明）——并且要求在战报中表扬几位军官。其中传令嘉奖卡尔茵·辛格准将，阿鲁瓦里阿上校（第九廓尔喀联队），米斯拉（旁遮普团）和李克（拉加普特联队），曾在棒山口锡克团的一个二级准尉，两个直升飞机驾驶员，塞加尔和威廉士以及其他几位。几个月之后，我听说，我的推荐全被驳回，我为此感到震惊。同时，宣布授予一批高级英雄奖章包括一个最高英雄转轮奖章，几个大英雄转轮奖章和英雄转轮奖章。我未曾提议传令嘉奖这些人，因为关于这些英勇行动，没有得到报告，更缺少证明。国防部如何确定授予这些奖章的，对我是一个谜。我猜测，这又是一个“政治决定”的例证。仿佛抛出满袋的勋章，授予只是从帽子辨认出来的名字，就可以把一次败仗变为胜利了。
在军部的外边，有一套楼房给了我师的后方指挥部，就在那里我用了一个下午写报告和信件。看到人们情绪低落而无目的地在主楼转来转去，我不愿意走到一起去。目前甚至连谁是军长也不明确。多亏哈尔巴克希的前来，我自己非正式的行使军长职务的任期已经结束；现在谁也不确切知道考尔是否已经重新指挥第四军，因为他还在德里。既然“政治上”批准了很多古怪的事情，那么这任命也是可能的。
下午，我终于有功夫到边境修路官员食堂去看望我的妻子。这栋建筑位于通向提斯浦尔的路上，离军部三公里。如前所述，在10月4日当第四军军部人员到达时，我的妻子腾出我们的住处，搬到边境修路局找了个栖身之地。
傍晚我回军部，找到哈尔巴克希，因为我要他为我安排会见森。我对他从头讲了事情的经过，强调指出森应对整个的大失败负责，甚至现在他继续以惊慌与无知在错误地指挥战争而没有受到处分。我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森进一步造成损失之前，公开地逮捕他。
对于我如此激动地发泄感情，哈尔巴克希吃了一惊。最初，他规劝我，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不加制止地让森蛮干下去，肯定会使国家陷入另一次的灾难，特别是他已经在“反对色拉”的阵营里。对此问题我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
哈尔巴克希仔细考虑了一会，然后开始追忆往事，谈到上次森、哈尔巴克希和我碰到一起的场合，那是在一次作战的危机中——也是森作为一个指挥官，表现无能的另一事例。那是1947…48年，在克什米尔战役的头几天，当时森上校刚从陆军总部调来（说来也奇怪，陆军总部的参谋帕利特，借调作为森的临时的旅参谋长，陪同森前往），指挥空运到克什米尔谷地的部队，以阻止巴基斯坦入侵者第一次的猛攻。我是空军的地面联络官，哈尔巴克希作为旅参谋长被调来（后来作为森的第一百六十三旅的副旅长）。
在11月3日的夜晚，在索曼纳斯·夏尔马少校指挥下的一连古毛尼斯兵，在巴德根地方（离斯利那加②飞机场有三、四英里）受到攻击，森惊慌失措，违反哈尔巴克希和我的所有劝告，他把正在巴拉穆拉郊区阻止入侵者主力部队前进的第一锡克联队召回来。然后森集合所有其他部队到机场，准备撤回平原去，从而放弃克什米尔。
“记得他是怎样逃跑的吗？”哈尔巴克希问，“或许他也将在这里逃跑，放弃东北边境特区。在1947年10月，若不是萨达尔·帕特尔③第二天上午及时赶到，我们一定会丢掉克什米尔谷地。”
虽然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却完全是事实。森曾下令撤回到机场，这会把斯利那加丢下，任凭入侵者的摆布。已故兰吉特·拉伊上校的第一锡克联队已从帕通撤回到机场。哈尔巴克希和我无论怎样劝告，对于惊恐万状的旅长，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决定在24小时以内，放弃克什米尔谷地。只是第二天早晨，萨达尔·帕特尔飞来并听到我们的计划，他坚决禁止进一步的退却，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锡克部队调回帕通，并让森本人准备保卫斯利那加。谢赫·阿卜杜拉④和巴克希·乌拉姆·穆罕默德到机场来迎接萨达尔；由于突然施加的这一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干预，拯救了他们和他们的美丽的首府——当然，最终也拯救了整个的克什米尔谷地——避免了巴拉穆拉的厄运，他们对此明显地感到宽慰。不用说，森在他所著的“一线之微”一书中，未提到这一可耻的事件。
令人悲愤的是，在1962年，我们没有萨达尔·帕特尔来改变东北边境特区那位高级指挥官的心意了。哈尔巴克希和我讨论到深夜。我们决定，如果考尔在次日上午还不见影子的话，我就去见森以澄清问题，但是我要哈尔巴克希在场作为证人，他立即同意了。那一夜我们在达成这一谅解后分手了。然而，我们未能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看来连哈尔巴克希也有他的“胆怯的缺点”。当他和森面对面时，他肯定地失去了锐气。
考尔在10月27日上午11点钟以前，还没到达。哈尔巴克希和我到军长的茅屋里去见森。当森问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说要求他给予接见，讨论作战问题。然后森看看哈尔巴克希，粗暴地问：“你来干什么？考尔已经重新指挥——你难道不知道吗？”哈尔巴克希一言末发，敬了个礼，就把尾巴紧紧夹在两腿之间，鬼鬼祟祟地溜出去了。
出人意外，森很客气地接待我。他显然是在克制着自己，他的眼圈是黑的。但是，说得轻一点，他对我献殷勤是不必要的。他请我坐下，问我要不要喝茶，是否吸烟。我坐下了，但谢绝了其他的一切。
我正式地告诉他，我要同他澄清几个问题。现在，克节朗河的灾难证明了，从这些军事行动的一开始，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根据什么下命令进攻塔格拉山脊？森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正如塔帕尔所说的。我提醒森，所有他的下级指挥官，乌姆拉奥、我和达尔维，全部反对这种凭幻想而造成的冒险。他为何不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家们说清楚？难道军队就任凭政治家们从灾难推向灾难，而在军事统治集团中，竟无一人站起来代表他们下属的官兵说话？
我继续说，为这一系列的全部灾难性的决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克节朗河的军事行动；然而，在决定取消进攻之后，下令第七旅仍留在不符合战术要求的克节朗河谷阵地；决定印度空军不用来担任作战任务；在进攻已经发动之后，决定连直升飞机也不派到前方。
然后森向我作了长篇的、杂乱无章的、空洞乏味的说教。显然他对历史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引用了几个例子（在我脑海中这些是完全不相关的），说明文官政府有最高的权力。在他这种采取守势的使人厌烦的说教中，自始至终我静静地坐着；但是，当他说完以后，我再次提出上述的几点。
然后，森提出同样的借口，跟塔帕尔所说的一样——关于进攻塔格拉山脊的政治动机和未动用空军的原因。至于直升飞机问题，他说他不知道是谁下令停飞的，肯定不是他。当我指责他发布有关邦迪拉的相反的命令时，他否认说，他从未下令以邦迪拉为基地建立师的防务。
森始终未提高嗓门对我说话。尽管我对他在战术上的错误决定继续“攻击”他，但在整个会见中，他是很和蔼的。在结束时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撤换你，尼·普，但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你一定是很疲劳了”。我不再谈下去了。我告诉他，我要就这些军事行动写一报告，并且如同我告诉塔帕尔的一样，我坚持要求进行一次调查。
我继续考虑森在态度上的变化，它使我迷惑不解。有一段时间我这样认为，这是由于他为草率“撤换”我的第四师指挥职务而感到懊悔，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有如此体贴入微的感情。一直等到大约一周之后，当我到了德里，我才发现了真正的答案。我住在内弟（索尼医生）的家里。一天上午，有一位高级军官从森的勒克瑙司令部来看我，我不太熟悉他。我很纳闷，不知什么原因使他来拜访我，特别是我住在别人的家里。他没有直接了当地说出来，但暗示森希望我放弃进行调查的要求。他异乎寻常地告诉我，森将军是多么对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用庸俗的言语继续重复地对我说：“他一点也不反对你，尼·普”。这一切良好祝愿的原因很明显、搬出森的全部可爱之处，目的是使人产生好感，以达到他要我撤消进行一次作战调查的要求。
不管如何，我还是回到了提斯浦尔。当天下午我接到我的一位旅长的电话，他是希夫·查兰·辛格准将（在东北边境特区东部第五旅），他用最热情的语言，谈到我担任指挥期间的事。他说，把我调离第四师是“不公正的顶点”。我感谢他的忠诚、道义上的支持和他的慷慨的友谊。我知道他对自己前线作战形势大为担忧和十分忙碌，因此我更加感谢他打来电话。
纳文·罗尔利，我的另一位旅长（第十一旅，当时在那加兰），在他到旅部之前赶来提斯浦尔（该旅奉命调入莫欣德尔·帕坦尼亚新建的第二山地师）。纳文当晚找到我，如同希夫·查兰一样，他为我受到如此简单化和不公正的待遇而表示愤怒。当我告诉他，我同塔帕尔的会见和我要求进行的调查，他更进一步建议我把有关作战的全部重要电报和其他文件，都复制一份，以备调查之需。我说目前我没有时间，以后再去索取。纳文说：“你怎么可以认为，以后还可能索取得到呢？”他说，“我建议你，先生，现在就去搞复本，以后档案是会被窜改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我将尽快地为你搜集全部资料，并且送给你。”天哟！他真是这样的好人，他确实做到了言行一致。
我听说次日（10月28日）上午，比吉·考尔到达提斯浦尔，并且要见我。我走到军部总办公室，等候军长的电话。我几乎能够感觉得到，一股忧愁气氛笼罩着军部：看到比吉又回来指挥，令人有一种明显的憎恨情绪。这对将来是一种不好的须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尔巴克希的短暂任期，好像使人们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使提斯浦尔士气低落的一帮人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又是一种失望的感觉。
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军长请我去见他。比吉告诉我，他很抱歉，因为我被撤职了。这一切都是“背着我”干的，他是这样说的。他深表遗憾，对不住我，说他未能使我的第七旅从克节朗河谷解脱出来。
“是情报局长比·思·穆利克，他要对此负责”。他说，“穆利克坚决主张，我们绝不能从克节朗河撤退，而尼赫鲁，你是知道的，非常重视情报局长的意见。”
比吉还说，有一段时间，塔帕尔威胁要辞去他的军职，而不愿被迫承担违反他自己判断的一次作战。他甚至走得很远，他写好了他的辞职信；但是在他去总理办公室的路上，穆利克从塔帕尔手中抢过辞职信，并把它撕掉。他说，“将军，我恳求你不要辞职，假如你在克节朗河面对中国人的问题上，表现丝毫的动摇，那么政府就有倒台的危险。”穆利克向塔帕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都不会越过克节朗河发动进攻的。
“德里没有一个人接受我们对中国在达旺集结兵力的估计，”比吉继续说，“他们认为我们过分地使自己的士气低落，随后又夸大敌人的力量。政府里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在克节朗河和棒山口中国人大举进攻的故事，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他们认为我们是未交火就逃跑，而不是中国人把我们打退的。”
听到这一切，使我目瞪口呆。我知道比吉容易夸张，但是他所说的关于德里的态度，是有些道理的。在军队和政府之间，存在着这样大的信任差距，真是惊人。
然后比吉让我谈谈河岸战斗的全部情况。我详细地叙述了第一天的事件，简略地谈了以后的发展经过。他还要确切了解我如何计划和部署色拉的防务。对此，我较详细地作了说明。我强调需要用一个师的兵力守住色拉，并警告他，不能按照帕坦尼亚和哈尔巴克希所暗示的，动用同一个师去进改达旺。关于这个问题，比吉颇为明确：除非印度陆军得到机会进行整编和重新配备部队，才能进行新的战斗；否则，他绝不容许轻率地制订进攻的计划。
我向比吉汇报了我同塔帕尔会见的情况，也告诉他，我正在写一份关于直到目前为止的作战报告，包括战斗以前的时期。他对我说我应在离开以前写完并且亲自交给他。
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我到德里应该做什么，应该去见谁。比吉说，有绝对的必要，把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告诉议会和公众。我表示如果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我是不愿意去见任何人的。比吉建议我应该去见迪奈希·辛格（当时在外交部），因为总理听他的话。如果我能够说服迪奈希，他会把意见传给总理。我耐心倾听着这种卷入政客纠纷的幕后秘密计划，但是我不准备接受比吉对此问题的建议。
午饭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出了关于扯冬和达旺作战的报告。其具体细节我是历历在目，我能按当时的情况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而不添加个人的感情色彩。我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原件送到陆军总部以后，情况如何，曾否问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会有很多人看到它，因为我发现，直到目前那些理应更了解情况的人，还怀有很多的误解。我深信，有人故意企图贬低第七旅在克节朗河和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的作战。不管如何，我的报告的一个副本交给了比吉，我自己保存了一份。我现在编写此书有关的叙述，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
我写完报告之后，回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该机构的一些文职官员从边沿地区回来了。有几位途中经过提斯浦尔城，他们对我们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