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代替考尔中将，提升任第四军军长；
阿·辛·帕坦尼亚少将，两次获得大英雄转轮奖章接任第四步兵师师长；
霍希阿尔·辛格准将，军械检查官，综合直接支援保养官，十字勋章获得者代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步兵旅旅长（色拉）；
齐马准将代替塞以德任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申隔宗）；
吉尔准将代替卡尔茵·辛格，任第四师炮兵旅旅长。
这是当局绞尽脑汁的产物。第四军和第四师的整个指挥机构在战斗的前夕，全部改变了。现在新任命的人，对于地形不熟悉，情况不了解。很明显，军区司令认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英雄奖章者的名单，就可以代替了解地形、富有经验和熟悉部队的指挥官们。
当我因被撤职而感到震惊，神志尚未清醒过来的时候，在几分钟之内，两架直升飞机相继降落了。帕坦尼亚乘第一架飞机到达，他是一位老朋友，我们同在一个团服役过——第五廓尔喀联队。我还来不及去欢迎他时，哈尔巴克希·辛格由德·卡·帕里特准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陪同，乘第二架飞机到达。帕利特是东部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处长。他在两年以前曾任第七旅旅长，对色拉地区相当熟悉。因为我要离任了，军区司令部派帕利特来，以便向新军长哈尔巴克希介绍关于色拉地区和前方的地形。
还有一位客人，紧紧地跟随着这一行人，他是莫欣德尔·辛格·帕坦尼亚少将，是阿南特的堂弟。后来，我听说，就在当天，他奉命组织一个新的第二步兵师，指定驻扎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部。由于他的师部过一两天才能开始工作，莫欣德尔要求同帕利特一起来，作一次打前站的侦察。
第四军新军长哈尔巴克希告诉我，他愿意听我概要地讲讲形势。然后他打算在德让宗营地过夜，次日上午在返回提斯浦尔之前，视察色拉地区。
当我引导这一行人去作战室的小茅屋时，莫欣德尔，帕坦尼亚同我并肩走着，他说：“尼·普，看你的样子，精力颇为充沛，我几乎不能相信，你是我所听说的那样的人。”很明显，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已经不中用的人了。
我在介绍情况中，扼要地回顾了到目前为止的战斗过程，结尾是从达旺撤退到色拉。然后，我描述了我所计划的防御色拉的布局，强调这个阵地具有巨大的防御潜力——色拉山顶巨大的马蹄形结构作为旅部防区，努拉农前沿狭窄的峡谷如同一条深渊，以及让地区的阻击阵地。我也在地图上指出有一条绕过色拉的小路，我着重说明，中国如不能首先夺取色拉阵地，就无法进到平原（除非依靠以人力为基础的轻装部队）：即使中国绕北部高地小道进来一部分轻装部队，也会被邦迪拉的驻军所阻止，不能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如果守住色拉和邦迪拉，中国采取迂回的战术，对他们好处不大。
当我兴奋地谈到色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哈尔巴克希或阿南特·帕坦尼亚都不大感兴趣。他们继续相互耳语，而且显得颇不耐烦。在我介绍结束以后，从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看，我感到新军长和新师长不大关心色拉的防御，在哈尔巴克希把帕坦尼亚领到一边悄悄絮谈之后，他们真正的意图暴露出来了。
看来，他们二人都事先听到了吹风，说中国人不会在让地区过河，我不知道这是否军区司令的估计，但我回忆不起帕利特准将有这种论调，更有可能是这两位新到的将军交换意见后得出的结论，也许是接受了提斯浦尔某人的想法。不管他们根据什么情报来源，他们就是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要改防御战为进攻战。究竟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一种进攻精神，成为他们作出判断的根据，还是他们获得的情报分析，成为他们要显示进攻精神的根据，我就难以断定了。至于我，应当尽力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我劝阻他们，不要动用第四师进行蛮干，去攻打达旺。依我看来，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将是一种不顾后果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第四师还没有力量发动进攻：它经受不住在两周之内去进行两次自欺欺人的进攻。最重要的事必须最先做。第四师必须在山口建立一个防御阵地，以稳定战局；并且作为一个坚固的基地，以利于今后从平原调来新部队发动进攻。新部队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师，不能象现在这样混杂一团；并且用这种混杂的部队连同第四师一起去匆匆上阵。
我企图向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说明这一切，但是他们都礼貌地不予理睬；我由此得到一个信息——新班子会自己作出决定（如果尚未作出决定的话），不要我出主意。这两条一定是森的周到的嘱咐。但愿森能同样周到地向他们介绍地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我们一起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去进餐。这个聚会是不愉快的。在我方面，我乐于避开，回到自己的小茅屋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有些担心，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对于作战的看法好象颇不成熟。在食堂里，我设法对帕利特准将进了一言；他向我证实，军区司令部坚定地要守住色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因此，我难以想象两位新将军是从何处得到了启发的。当然我能够猜中，我决定对帕坦尼亚说出来，于是到他的茅屋去看他。
没有费多少时间，就发现了这幕后的一切。阿南特说话不多却指明了，在提斯浦尔，他们听说的是，第四师关于中国攻打达旺的报道是严重地加以夸大了，十之**是我们从达旺惊慌逃跑的。为此，哈尔巴克希急于把部队再调回达旺去，他很可能不用吹灰之力便重新占领达旺。
不须多加思索，可以猜到这一论点是谁灌输的，森确有把作战形势弄得乱糟糟的无限能力，对此我感到惊异。在这里他又推动发起进攻，而对实际的作战条件根本不了解。在色拉的部队刚刚开始接受空投给养，他们还未从克节朗河和达旺战役的心理影响下恢复过来。森对于中国的兵力和意图以及地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在此，他又驱策新来的军长，很不成熟地，又是根据想象中的情报，在阵地上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去发动进攻。
我试图把实际情况告诉阿南特·帕坦尼亚，力促他，最优先考虑在努拉农…色拉…申隔宗一带，建立一个强固的师的防御阵地。结果，他只是答应，待他次日亲自侦察之后再下决心。对比我应该满意了。因为帕利特也和他同去，我相信他们不会作出与军区司令部计划相反的作战决定。
次日上午，我的客人分两批去色拉，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乘坐一辆吉普车，稍晚帕利特和莫欣德尔乘另一辆车。我有一种印象，新军长正在考虑下决心的时候，不愿意和帕利特在一起——但也可能我是错误的。（他们明确向我表示，我没有必要去色拉。）
虽然我已经是一位离职的指挥宫，但是在德让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因此，我要求哈尔巴克希允许我留到10月29日，对比要求，他立即同意了。首先，我要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我对保卫卡门边区的估计和计划——即在申隔宗…色拉，有一个主力师的纵深防御；在邦迪拉设一个“站”，具有一个旅的防区规模。我也要整理关于空投的资科，列出库存清单和急需物资的清单；写一批吊唁信给在扯冬阵亡者的家属；清理好其他的详细资料，以便我的继任者万一需要进行一次后勤情况的介绍时，将发现这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时我的高级后勤官夏木谢尔·辛格中校已从提斯浦尔回来了，正忙于整理他的调查表报事务。
我开始猜测，很多人在德让宗边境修路营地生活太舒服，可能不愿意去申隔宗再过艰苦的生活了。我告诉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调到申隔宗去的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要尽快配备好；但是他，只是在阿南特的命令下才能行动。同时，我指示桑杜把两天前关闭的所有公路沿线的营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改进申隔宗山坡的空投区和接受物资的安排。实际上，像他那样活跃的人，办事总是抢先别人一步的，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哈尔巴克希在天黑以前就先回来了，——大概是下午4点半钟——他比其他三位先回来，因为他要在参谋会议上讲话，向他们发布他的初步命令，同时也听取有关后勤情况的汇报。奈尔和拉加瓦德已从色拉下来，现在德让宗。从哈尔巴克希在喝茶时，偶而说的几句话中，我推测：他视察了阵地，会见了一些与敌人遭遇过的人之后，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不管怎样，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他对军事行动得出了什么结论。因为，到头来，就在他还没有向军部参谋会议发表讲话之前，他已经站不住脚了。
全印广播电台在当晚节目中广播了一条新闻，考尔中将现在病愈，即将回提斯浦尔重新指挥第四军。所有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哈尔巴克希。坐在屋里的人都感到很窘。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似乎证实了我们在打一场空头政治战争。不论提斯浦尔和德里的身居高位的权威在做什么，他们肯定不是帮助前线部队准备对付意料中的中国攻势。
我向读者再谈谈保卫卡门边区的部队变化：
（1）10月4日——即实际上的战争前夕——不但军长而且整个军部，包括所有的作战和后勤参谋都更换了，第四军军部代替了第三十三军军部；
（2）在军部变动的两周以内，第四师的全部原来的旅的番号都撤消了，由新的旅的番号所代替；
（3）为了加倍制造混乱，全部旅长包括新成立的旅的旅长都被调走，从外边委派一批新的旅长来；
（4）同时，在第四军军部，委派了一位新军长；
（5）第四师师长同时担任军长的命令撒消了；
（6）现在，刚刚到任的军长又为前任的军长历代替。
如此愚蠢而荒唐的人事变动，在现代军事史上，或者在中古时期的军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此情况下，哈尔巴克希绝无机会再举行参谋会议了。不过，他还是走了过场，他把参谋全都召集到面前，但他只是概要地讲了目前的军事行动，询问了有关后勤供应的几个问题。然后，他一般地评论了几句。但是就讨论而言，自始至终是一次“沉默的会议”。对于哈尔巴克希的沉着，我给他的评分是满分。
次日上午（10月26日），我按到军部的电报，指示我去见当时在提斯浦尔的陆军参谋长。于是，哈尔巴克希和我连同莫欣德尔·帕坦尼亚及帕利特同机飞往。那天上午，我们未见到阿南特·帕坦尼亚，因为他留在申隔宗营地过夜。我很想知道他在调查地形之后会得出什么结论。不知怎么的，我总认为。在他面对现实之后，对于进攻达旺就不会那么积极了。
从德让宗飞回，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旅程。我们从森林密布的山脊上空飞过，山脊从曼大拉（在德让宗以南的山口）连绵不断直到邦迪拉；然后向南，从登加山谷和比里山脊高空飞过。我清楚地看到，从伏特山沿公路有很多车辆在活动，车辆在山脊上曲折前进走向邦迪拉。我希望这些运输队中包括去色拉的援军和给养。在我的头脑中坚信不疑，如果得到适当的增援，色拉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这又使我想到那个不解之迷，森否认他发出了那个放弃色拉的神秘命令。我知道他是说谎，但是，难以想象，森这个人对于色拉或邦迪拉的地形是一无所知，而且在达旺，对于作战表现得那样没有主见，怎么会作出这样一次突然的肯定的决定？我越想此事就越相信，一定是军部有别的人把他引入歧途。可能是谁呢？当我开始研究这个新谜的时候，我们正从围绕提斯浦尔的茶园上空飞过。
大约中午时候，我们在提斯浦尔降落，并驱车去军部。我发现军区司令心安理得地占据着我在原师部驻地的老宿舍（当比吉同他的新提升的军部人员到达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搬出去，到边境修路食堂去了）。
陆军参谋长也从德里来了。大批高级军官转来转去，不知何去何从，呈现出一派混乱的气氛。在这些人中，我遇见霍希阿尔·辛格准将，他刚得到通知，前往色拉接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旅旅长。我还见到弗马准将，他奉命在军部作为准将主管行政管理工作。哈尔巴克希和我加入到这一群似乎漫无目标的高级军官之中。
未等多久，我被召到军长办公室，塔帕尔上将①要接见我。我不知道这次接见的结局如何。我不知是否森已经破坏了我成功的机会，也不知是否参谋长愿意听听我对作战的独立见解。我决定不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我决心敦促进行一次高级的调查，深入了解克节朗河的整个事件，包括该战役的后果，特别是关于色拉防务的计划问题。
塔帕尔上将看来是一副极度衰弱而感到迷惑的形象。他似乎失去了他特有的沉着与镇静。他让我坐下并由我开始说下去。
我告诉他，我接受这一事实，由于在克节朗河打了败仗，我被解除了军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是不合理的。我强调指出，在克节朗河建立阵地的整个过程是违反我的建议的。就连最早分配我师承担的，保卫从缅甸前线的瓦弄到达旺和沿不丹边界的克节朗河的漫长边境——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原定保卫达旺的第七旅也被轻率地连根拔走了，而且未获得我的同意，就被推到克节朗河谷，向塔格拉进行虚张声势的进攻——这一任务，从后勤和兵力对比两方面来说，都是第七旅显然力所不及的。当中国人最后进攻时，我们落入了自己设置的战术陷阱之中。
我肯定地说，作战情况的一切胡乱处置都应由森个人负责。他在发动进攻之前，从未到过提斯浦尔的前方，他对于山区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他指挥我们，向喜马拉雅高山上占有优势并有准备的敌人，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后勤方面应作出多大的努力，他甚至对此缺乏最起码的知识。
塔帕尔打断我的话，说这整个是一个政治决定，从军事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他说关于调查一事，要在适当的时候，而不是立即进行。
这是有意回避问题。我还能做的，就是指出，森从扯冬事件一开始，就逼迫我制定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甚至用威胁的口吻逼我。他不许我回答一个“不”字，而他对于提斯浦尔司令部以外的任何地形却是完全的无知。我告诉参谋长，依我看来，不论政治家可能承担什么责任，是森威吓着他的部下坠入克节朗河的危境，而且对他的整个战役指挥，必须进行调查。我特别要求塔帕尔上将调查三次灾难性的决定：
第一：何人下令调第七旅去克节朗河的？
第二：为何不用空军支援作战？
第三：何人在10月23日取消了我所发布的坚守色拉山岳作为师的主要防御阵地的命令，而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以邦迪拉代替色拉？
塔帕尔上将说是总部下令进攻塔格拉山脊的，这是一项政治性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把第七旅调至克节朗河。关于第二点，他加以澄清，排除空军支援是由于认为中国可能进行报复而轰炸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至于邦迪拉，他不知道有此决定。他说，在总理同意达旺因无法防守而不得不放弃之后，陆军总部坚决地决定守住色拉。
参谋长几次重复地说，这些问题都是从最初的政治决定，要向中国发动进攻而引起的。我继续辩解称，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军事上的建议。在我看来，森将军在军事上提供的意见——就我们所知——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应该受到严厉申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