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拉山坡。）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是一个规模很大、设计优良的营地，作为一个前哨地区是太“豪华”了。这里一直是桑杜中校的指挥部，他是达旺修路工程（灯塔工程）的指挥官。
我知道桑杜是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向行动抓紧时间。但是到此紧急关头，我发现他却要去邦迪拉后方，已经部分地拆毁了德让宗的营地。他告诉我，他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回到邦迪拉去，需要他到那里帮助建设第四师的防御工事。（后来某一天，森否认发出过这种命令；桑杜向我透露说，森曾亲自打电话给他，进一步肯定了撤到邦迪拉去的命令。）
幸好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桑杜就接受了我的新指示，取消了撤退的命令。我告诉他，我打算临时把我的指挥部设在德让宗营地，一直等到申隔宗建起一个交通网，那时我再把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设在那里的坑道工兵营。德让宗营地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各种舒适的条件，而且由于它低于申隔宗营地足有四五千英尺，可以躲避山区高原刺骨的严寒和冰冷的狂风。然而，这里也是战术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四面被高耸的山脊和峰峦所包围，它被封闭起来了。我永远不理解，为何在我离开师部以后，竟然远择德让宗营地作为师的战术指挥部的驻地：简直是自讨苦吃。
桑杜一旦接受了我的命令，便卸下他的车辆，又开始建立他的交通网。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检查在让、努拉农和色拉防务的进展情况。我依次与各地联系，得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感到很满意。然后，我打电话给提斯浦尔，请军区司令讲话。
我决定对森说出来，为什么他仓皇下令向后逃跑到邦迪拉去。他在达旺断然拒绝承担对作战形势采取任何决定的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扔给了我，很不体面地匆匆飞回平原。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的全部贡献就是告诉我，如果中国人抓住我们，定会全都杀死；他还粗暴地对我说，他无法调动部队帮助我保卫色拉。他大概已经批准了我在色拉建立防务的计划，因为我把计划告诉他时，他未加评论。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后来他竟背着我发布了相反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后撤到邦迪拉。如果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碰巧我到各地去的话，那么一切人员、武器、车辆、给养都会从让、努拉农、申隔宗、德让宗以及沿公路的各营地撤离了。我认为，至少这个问题是需要有人作出解释的。
当我接通军区司令办公室的电话时，西巴尔来接电话，我的满腔怒火都向他倾泻了。我如实地告诉他，没有同我商量就下令撤到邦迪拉，我是怎样想的，我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当我还要继续激烈指责时，森亲自来接电话，而且采取了攻势。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的对话：
“你的撤退是糊涂虫的愚蠢作法”，森说，“我的命令是要你向后撤，并且在让而不是在色拉建立阵地”。
起先我以为森可能是疯了，或者复发了克节朗河的综合病症。在这里他又主张在高山下的谷底建立防御阵地。
“我认为你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吧，先生，”我不太尊敬地说，“事实上，你曾拒绝下达任何命令。至于让，那是第二个克节朗河战线，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我不准备接受你进一步的任何命令。”
电话线的对方发出气急败坏的噪声。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告诉他，他要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已造成最危险的局势。
“我没有发这样的命令，”森说，他又把话筒交给西巴尔，我继续同西巴尔对话。我明确地向他表示，他们一而再地拆我的台，我再也不能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命令而把我的部队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了。西巴尔吃了一惊。我继续告诉他，在我看来很明显，对于地面上的让、色拉和邦迪拉有关的地理形势，军区司令是毫无所知，而且把这些地名都弄得混乱了；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每一处在战术上的价值。我已决定，避免陷入另一个克节朗河的困境。
我以个人名义向提斯浦尔另发一份电报，这是给军部的。电文如下：“中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我们必须派巡逻部队去找回我们的死伤人员。通过红十字会，一定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战俘的福利问题。”后来我又多次敦促，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无人重视此事。
然后，我与师的后方指挥部联系，同我的高级后勤参谋夏木谢尔·辛格中校谈了话。我简要地对他讲了当天我所做的事，以及我尚未充分决定但可能要制定的计划。夏木谢尔告诉我，第四十八步兵旅和第六十五步兵旅已指定拨给我的师，并已开始向山上调动。我告诉他，在路上的第一个旅应该经过德让宗营地直趋申隔宗，另一个旅应去邦迪拉。我可能把登加山谷（在米萨马里和邦迪拉之间）作为今后第四师后方指挥部的驻地。
我还对夏木谢尔慨略地讲了色拉防务的后勤计划，并且催促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开始空运口粮、弹药和防御储备。我说明空投的最好地点是在色拉山顶的正东和在申隔宗山坡。为了装备第六十二旅，我要求至少提供七天的口粮和充足的第一线标准的弹药，作为一项最优先的措施。我授权他代表我向军部传达这些指示（因为我仍在执行军长的职务）。我让他一埃空运开始就上山来，到德让宗见我，我打算早日在德让宗举行一次参谋会议。在此，我可以提一句，军部人员仍没有什么表示，没有答应到德让宗或色拉视察，事实上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
在打完这些紧急电话之后，我终于有了时间可以专心考虑备战问题了。我多少有了决心要具体部署几个旅的兵力完成师的防御计划，但我打算在次日一早侦察申隔宗地区以后，再采取坚决的措施。但是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的作战问题，那就是要挫败中国人从北面越过色拉防御阵地的企图。
有一条在高山地带的迂回便道，大半是牦牛小路，它从达旺下来绕过色拉北部的边缘，通过波辛山口向南，穿过登班村到邦迪拉（波辛山口距离邦迪拉北部是三天的路程）。轻装步兵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越过色拉，而不用攻打色拉的主要防御阵地，即可构成对邦迪拉的威胁。我决定沿这一路线设置障碍，在波辛山口建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营，所以我立即调动至少一个排去；这样，在山口能够设防以前，这个排可以起到监听站的作用。
我走遍营地进行搜索，发现第七三道格拉联队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德让宗。我知道这个营必须进行整编之后才能再作战；我就临时凑成一个排，命令这个排自备七天的口粮，立即从德让宗动身，沿着小道向北步行到波辛山口。
次日，10月24日早晨，我及时起床上路去申隔宗。大概我是6点钟动身的，7点钟到达申隔宗。我用了两个小时，围着村子进行侦察，特别注意从村子向东、向南和再向东的山坡。我决定在这个地区部署两个营的兵力，这里还有余地，可以容纳我的战术指挥部及有关人员。
我不能如愿地早些去色拉山顶，因为在德让宗还有很多的杂事要处理。我继续与奈尔准将保持联系（他在山顶过夜），了解从达旺撤退的进行情况。他告诉我的好消息是，从棒山口来的锡克部队和从沙则来的高尔瓦尔部队，已经开始到让和努拉农。显然，中国人在前一夜未发动第二次攻击，因而这两个营都能全部逃脱出来了。他们甚至已经迁入新的驻地，虽然疲劳但是精神良好。我想打听蒙吉亚是如何计划撤离文官政府和居民的，但是直到那时还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奈尔准将通知我，拉加瓦德准将已前往努拉农筹划爆破事宜。听到这一切，我对于色拉的准备工作颇有信心了。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回到德让宗营地，认真着手完成师的防御计划。
刚到下午，从提斯浦尔来了一位客人，是古拉姆·塞以德准将。我同塞以德已相识多年，自从他进入印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比我小一岁，是个愉快、和蔼的海德拉巴人，但他比同期入伍的一班人都大一些。我很纳闷，他为什么到这些高地来。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这支部队甚至到了那样困难的时刻还来参加第四师。他本人是不会长期留下来同我共事的，因为已经预先通知他，将委任另一位旅长来代替他，他将被解除现役职务返回平原去；我告诉他，他的旅有两个营，最终将在申隔宗地区的一个阵地设防，第三个营指定去波辛山口。同时我告诉他，在他离职以前，帮助我们准备接受和指挥陆续开到的部队。（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接班人又阻止第六十五旅前来，而把他们留在德让宗地区，就在师部的旁边。）
最后，当我只剩一个人留在茅屋时，我反复思考我的师所遭到的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境遇。现在的第四师是名存实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役中，第四师曾赢得崇高的荣誉，原来的三个旅是第五、七和十一旅。现在，他们都不复存在了，为第四十八、六十二和六十五旅所代替了。那天傍晚，我不理解的是，不久师本部也将派来新的将军。老的第四师再也没有留下一个旅或旅长。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师，倒是对于历史更为公平些。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一个师象我们的“红鹰师”那样，受到现在掌握大权的当局如此的亏待。后来事实证明，命运并没有结束对第四师的折磨：更多的变化很快就接通而来。
我召集我的参谋、边境修路组织和其他单位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因为有些军官从未到过德让宗的前方，我向他们讲述了色拉地区的地形。我说明色拉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它位于险要的河流屏障的后面（让地区的达旺河）；它是一个纵深而狭窄的峡谷，在努拉农提供了最好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色拉山顶以其马蹄形的结构，崎岖的山峰和内在的空投区，作为一个驻防四个营的防御阵地是无可挑剔的。而且，申隔宗地区为一个旅配合主要阵地进行纵深支援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至于绕过色拉的问题，敌人可能会这样做，但只能是依靠牦牛或脚夫运输的部队，而不可能动用任何大的兵力。
然后，我把从奈尔准将等人得到的消息也告诉他们。在第四炮兵旅部指挥下的达旺驻军和两个步兵营，都已成功地与敌军脱离接触，现在正撤至色拉阵地。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让地区作为掩护部队。不久将增调两个旅和一个野战炮团来参加本师。我估计，敌人的企图是迅速地穷追，但是不论他们行军多么快速，在努拉农直到10月27日，在色拉至少到10月29日，他们还不可能严重干扰我们的准备工作。进行一次更有组织的进攻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色拉防务所需的物资很快运来，到10月29日，我们应该是有充分的准备了。工程上所需要的物资，应给予优先的供应，这是为了在让和努拉农执行爆破任务。我告诉他们，我已接到提斯浦尔的通知，第一批供应的空投飞行，已经从提斯浦尔起飞前来色拉。
然后，我也讲了师的防御计划大纲。
（1）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四个营的防御地区，部署在色拉山顶，掩护阵地直到让地区；
（2）一个旅欠一个营（可能是第六十五旅）坚守申隔宗的防地；
（3）一个旅（第四十八旅）在邦迪拉防地；
（4）一个营在波辛山口的防御地区；
（5）师的战术指挥部在申隔宗；
（6）师的指挥部和行政管理地区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的正南）。
此后，有关给养、弹药、运输分配以及其他后勤行政事务，都由我的参谋等人制定详细的计划。我提醒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当第六十五旅的第三营经过德让宗等候补充给养时，把他们扣住，并指示他们改道去波辛山口。
我密切地监督着达旺驻军调到色拉的进行情况。最新的报告是，除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了野战炮和沉重的军需品以外，撤退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因为不可能把野战炮拉回来，所以就把它们从陡峭的山坡滚到下面的河里去了，沉重的军需品也尽可能地加以销毁或破坏。卡尔茵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0月24日下午，我对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颇为满意，我有信心，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色拉阻击敌人了。举例说，我们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阵地上，而不是由那些从来不视察地面的上级将军们根据地图盲目加以调遣摆布的。虽然过去的一些日子，遭受了各种的艰难困苦与紧张，我们部队的士气还是异常的好。只要色拉准备好了，战争将转为对我们有利。
到傍晚，从让来的一个报告，使我一度感到不安。沿沙则路线向后撤的高尔瓦尔联队似乎有些动摇了。事实上，据后来的了解，他们未按照需要，部署一个连固守在让，作为一支阻击力量，而是全营狼狈撤到努拉农，并在撤退过程中，丢下一些三英寸的迫击炮。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生的：一时的惊慌，导致暂时的失去控制，官兵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冷静。我很高兴地说，第二天晚上，该营找回了失去的迫击炮，最后，当该营面对中国人第一次向他们在努拉农的阵地进攻时，他们按照印度陆军最好的传统进行战斗。该营指挥官巴塔恰里亚中校，后来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正如我所预期的，在让地区的青年工程军官，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炸桥任务。我听说，他一直等到我们的部队全部过了桥。敌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是正当中国人企图从另一边冲上桥的时候，桥爆炸了。很明显，在让的这一行动给予中国人必要的警告。他们撤回到通往达旺方向的山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未再露面。事实上，如果再要向必然是难以克服的色拉防御阵地发动进攻，中国人必须三思而后行。在那时候，我有信心，如果给予大约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们能够使色拉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抵挡任何攻击，除非中国以两个师的兵力进行一次精心布置的大规模进攻。
第十一章 向第四师告别
我在色拉进行战斗的计划末被批准。当天（10月24日）下午5点钟，我接到军区司令的电话：“尼兰詹·普拉沙德，”他粗率无礼地说，“你过了一段惨痛的日子，阿南特·辛格·帕坦尼亚就来代替你，他即将前来接你的任。”就这样，他放下了电话。
我感到这一打击太沉重了。对待一个下级指挥官竟然如此刻薄无情——当我正在作战的情况下，这样粗暴的撤职，没有一句预先通知的话，也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森一定早已得悉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委，就我所知，帕坦尼亚将军在德里国防部任职，不会突然地被调离的。进一步设想，除非在森的煽动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动。我感到痛心和耻辱：对军区司令来说，他为克节朗河的灾难寻找一个替罪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们各级的司令部门中，难道晚无一人敢于坚持进行一次那怕是草率的调查，然后再颁发这种不合时宜的、不公正的，而且是专横的撤职命令吗？
在那悲伤的时刻，对我唯一的安慰是来自我的直接下属军官们，他们对此消息感到震惊——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但是；事实已经不容置疑，因为普拉塔普·桑杜同时从提斯浦尔来电话，告诉我们指挥部的上层领导要进行一些更换，全部名单如下：
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代替考尔中将，提升任第四军军长；
阿·辛·帕坦尼亚少将，两次获得大英雄转轮奖章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