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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珍惜的是，在一个凑巧的机缘下，我成为了企业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的球僮，而且一做就做了五年。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
当时，我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骑着一部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到球场去替王永庆先生捡球。由于王永庆先生非常节俭，球僮即使弄掉一颗球也会被他骂；而且他老人家习惯在天还没亮、伸手不见五指的清晨打球，所以球场里球僮人数高达五六十个之多。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把握能够找到球，所以往往连一个敢背王永庆先生球袋的人都没有。
我仗恃着年纪轻、脸皮厚不怕被骂，还有眼睛不错的优点，战战兢兢地当起王永庆的球僮。为了找球，我还特地带着一支手电筒，只要远远看见手电筒的光线，大家就知道王永庆先生和夫人李宝珠在打球了，非常有意思。此外，深恐丢球的我，还发展出一套配合“瞎子打球”的独门技术，叫做“听声辨球”。每当我估计小手电筒的光线可能即将照不到球将要落下的位置，在王永庆先生挥杆时，我便闭起眼睛，静下心来，仔细倾听小白球往哪个方向飞，每一次都可以很顺利把球的位置找出来。
我还记得，我刚上工的第一天，第一颗球就跟掉了。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换杆的时候还手忙脚乱地换错，真的很臭。多亏王永庆先生他老人家说了一句安慰我的话：“不要急，等一下把球找回来就好了。”我才慢慢恢复正常，乃至后来表现得越来越好。
球弟生涯换得人生成长经验
据说，王永庆先生是自台北球场开球以来最早打球的球友，而且他比公务员还要勤快，几乎是天天到这里来报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不打球。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令身为年轻人的我感到十分敬佩。
就这样，我替王永庆先生捡了五年的球。在这五年期间，我总共只掉过两颗球，算是非常完美的记录。而在台北球场里，除了王永庆先生，我还看到过何应钦、吴火狮、陈茂榜、林灯先生，还有现在经营金石堂书店、从前以制作YKK拉练闻名的周先生。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何应钦居然是拿着拐杖打球的，真是另类极了。
当时，台北球场的高尔夫球场是九个洞，王永庆先生从清晨四点开球，打到七点半，通常会绕两圈打完十八个洞才结束。在二十几年前，王永庆打十八洞的平均记录是九十杆，体力和技巧比起一般的年轻人，可是一点都不逊色。
虽然王永庆先生舍不得掉球，但他老人家对小费倒是挺大方的，常常会多付一倍给我。我想，一颗高尔夫球不过值20元，而他每次却宁愿多给我50元，也不愿多掉一颗球，对我非常慷慨。打到第七或第八个洞时，他就问我：小蔡，上课来得及吗？我说：王伯伯，七点半了。王永庆就会停下来，不再打球了。虽然一般人给的小费只有50元，王伯伯却给我100元，我去上课。能念完台北商专，我真是非常感谢他老人家的慈悲与照顾。
我在想，王永庆先生舍不得掉一颗球，他坚持的是一贯勤俭的理念，王永庆先生只是执著地实行着一种“不要浪费”的生活原则。在他的价值观里，与其把物质白白浪费掉，不如拿来做更有用的事。
当时，虽然王永庆先生很少和我交谈，但他从相处间知道了我的家庭环境非常贫苦；而我做事态度的认真，相信他老人家也察觉出来。我想，这就是他多给我小费的原因吧！只是我们都心照不宣。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王永庆先生一直打高尔夫球打到1974年，我也一直替他背球袋，做他的专用球僮。后来，他认为打高尔夫球浪费时间，决定封杆，改成从事慢跑运动，我才终止与他之间的这一段善缘。曾经劝我不可以因为打工荒废学业，应该要好好努力念书的王永庆，被我昵称为王伯伯。从他以身作则的行为上，我学习到做人真的不可以浪费生命；只要活着，就随时要利用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和王伯伯这段因缘还有后话。后来，王伯伯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联络上我，找我到台塑的办公室去，要请我吃饭。我以为王伯伯要请我到台塑后面的餐厅吃饭，结果那一天中午，秘书拿着两个盒饭出来。我心里想怎么十几年没有见面，请我吃饭却是吃盒饭。王伯伯显得特别亲切，好像很欣慰我能够学业有成的样子。结果吃饭吃了三分之一，王伯伯笑着告诉我，今天是他中餐吃盒饭的52周年纪念日。不仅如此，王伯伯是一位至孝的企业家，一生几乎每晚必到屋顶摘他母亲爱吃的菜，陪王妈妈吃晚餐，是位福慧双修的企业家。我一听心里真的非常惭愧。吃完饭以后，王伯伯便开口问我要不要到他办公室里去工作，我想想便回答说，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经验很不足，最好还是在外面闯一闯，磨练一下比较好；对于王伯伯的盛情美意，我只好先心领了。而王伯伯在听完我的话后，很满意地点点头，并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可以来找他。最后临别前，他还送了我两句铭言：“做人就是要像这样刻苦勤俭”，“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不可以忘本。”这就是王永庆先生的精神。
王伯伯非常节俭，他的许多理念、精神和孝顺都影响着我。那一天我和他聊了三个小时，从办公室出来后，遇到王伯伯的小舅子，他看到我很高兴，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他问我刚刚和王伯伯聊得如何，我说聊了三个小时，很开心；结果他说他今天被王伯伯骂了半个小时。我听了吃了一惊，为什么他会被王伯伯骂了半个小时呢？
结果他告诉我，昨天是王伯伯的生日，他从香港回来带了两条领带送给他，一条1200元，他骗王伯伯一条120元。王伯伯收到礼物过生日时很高兴，结果今天一早他就被叫进王伯伯办公室。王伯伯说南亚做的领带一条才40块，为什么他要从香港买一条120元的领带送他，真是太浪费了！就这样骂他骂了半个小时。王伯伯的小舅子还说，还好跟王伯伯说120元，如果告诉他这一条领带要1200元，那恐怕要骂三个小时都骂不完！
这就是王伯伯，他真的非常节俭，非常努力。或许别人会认为，王伯伯要我到台塑工作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不好好把握呢。但我觉得，王伯伯所给予我最珍贵的东西，并不是大企业中很高的职位，或者是给我什么商业利益，而是他让我学习到一个成功者的风范。王永庆先生的精神，我相信，如果我能向他看齐，那么就算我无法成为像他这么了不起的企业家，但虽不中却亦不远矣。至少有朝一日，我也应该会是一个成功的人才对。
挣扎1965包生力面
为了筹弟弟的学费，五年的商专生涯，我就以生力面充饥。
我在台北商专的日子，因为后来回友蚋老家挖煤矿的时间较少，也比较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我就拼命打工赚学费，贴补家用。
那时，因为已经渐渐脱离乡下的生活形态，不能再靠抓山产、捕鱼或砍柴等方式维生，于是，我开始寻找大城市里的生存之道。
首先是住的问题，既然教授愿意免费让我住在他家的小阁楼里，我就不愁没有容身之处了。为了报答教授的收留之恩，我每天一定都很努力地帮他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洗衣、拖地、煮饭样样都来；偶尔我也会帮忙批改一些学生作业，尽量不给教授带来麻烦。
每天早上三四点，我起床盥洗后，就去台北球场当球僮，在陪伴王永庆先生打完高尔夫后，才到学校去上课。晚间，我还另外接了一个工作，那是在某高职夜补校的附设印刷厂里当兼职临时工，工作时间从傍晚五点工作一直到十点半，一个月的收入大约两百元左右。
通常，在我忙完以后，回到教授位于东园街的小阁楼里，都已经接近深夜十一点了。但我还不能休息，十一点到十二点间，我要替教授整理房子，一直到十二点过后才是完全属于我的时间。
“颜渊”、“颜回”的由来
我进入台北商专就读的时候，因为在家里都得工作，所以只能利用下课十分钟的时间看书写功课。又因为实在很穷，中午同学都在吃便当，我不是看书，就是睡午觉，大部分时间都喝水裹腹。因为环境艰苦，我自然显得比一般同学早熟。大家看我这么节俭、用功，个性又相当沉稳，有时候有些纠纷就叫我排解，久了我被班上同学取了“颜渊”、“颜回”的绰号。
不要看我每天下课都在看书，好像非常用功，其实我在班上的功课并没有总是拿第一。因为我只有下课时间能够念书，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所以我的成绩虽然不错，不过倒也没有非常顶尖。有一次班上一些女生起哄，说颜渊每天都那么用功，一天到晚看书都不合群，哪一天她们一定要带我去看电影。有一次考试过后，班上十一个女孩子真的把我架到东南亚戏院看电影，片子是当时最流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一个人坐在中间，左边六个女生，右边五个。不过电影开演三分钟不到，我就开始低头梦周公去了。因为平常工作、上课实在太累了，在电影院里灯一黑，我自然就想睡觉了。结果整部电影我根本没看到，倒是睡了一场好觉。散场后，那些女同学抱怨，下次再也不会请“颜渊”看电影了，因为我整场都在睡觉，真是浪费钱！现在回想起来实在相当有趣。
利用半夜温习功课
或许读者们会心生疑问：那，学校的功课怎么办呢？
没错，半夜十二点，大家或许已经沉醉在甜美的梦乡之中了，不过，此时我才刚刚要开始念书呢！写作业、交报告、准备考试等等与课业相关的工作，都只能在这段时间进行。虽说专科生不是每天都排着满满的课，我可以稍微利用一下白天的时光；而假使我不小心忘了时间，三点半一到，我就又得开始忙碌的一天，连睡觉都来不及。
有时想想，自己当年还真像是超人一个，在这种如链条般环环紧扣的忙碌生活下，居然还能担任班上的班代表，每天早上都准时出席，未曾迟到，真是太神奇了。
在我商专二年级那一年，大弟也顺利考上了台北的成功中学。我在高兴之余，安排他一起住进台北的主任家里。只是我连自己的学费都是申请助学贷款分期缴纳才付得出来的，大弟的学费该怎么办呢？
幸好，我后来替他找到一份家教的工读机会，总算解决了一点问题。只是从小习惯天塌下来有哥哥挡着的大弟，在台北生活得并不习惯；再加上大弟比较没有金钱的概念，所以常听他有事没事就喊穷，叫身上没钱。我体谅他念得是升学主义挂帅的普通高中，心想他的课业压力确实比我要来得大，因此我常常在自己口袋已经相当拮据时，还东拼西凑出一点钱来，希望供他过得宽裕一些。
用生力面换得文凭
傻里傻气的大弟，一开始还会好奇地问我：“哥，你怎么会有钱？”后来，因为我骗他钱是我跟别人借的，日后再还就可以了，他也就糊糊涂涂地拿成习惯了。
只是，我这样宠大弟，却苦了我自己。那时候，我走过自助餐店时，常常只有猛吞口水的份儿，真的饿到受不了头脑发昏时，我就会走到学校的饮水机旁去喝水，一直喝一直喝，用水把自己灌饱，就不会想吃东西了。
天可怜见，我当年最常拿来裹腹疗饥的食物，除了免费的开水，就是一包不到五块钱的生力面。口袋里没钱时，一块生力面饼，我可以剥成两半当成早餐和晚餐，到于中餐能免就免了吧！
根据我自己的估计，就读台北商专的这五年期间，我总共吃掉了1965包的生力面。求学这段时间，是这些生力面帮助我熬过半工半读的辛酸岁月。
现在，每当我看到台北商专的那纸文凭，就会想起一包包黄橙橙的生力面，我也常和朋友开玩笑，戏称我的一张文凭，是我用生力面换来的。
在今日，生力面早就成了小朋友们最喜爱的零食了，我每次看到路上的小学生们人手一包生力面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
只是不知道这些天之骄子们是否能够想像，他们手上那包可吃可不吃的零嘴，曾经是某个人赖以存活的重要粮食哪！
挣扎豆浆姻缘
豆浆店老板看我没钱请我喝豆浆，最后竟然将女儿嫁给我。
古时候常有那种穷书生接受千金小姐的济助，后来功成名就结成一段好姻缘的故事。虽然我太太并不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小姐，但我和她之间，确实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话说我就读于台北商专时，学校附近有一家名为“阜杭豆浆”的早餐店，就是我日后的岳父开的。
老板的好心成了姻缘红线
这家老店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生意一直十分兴隆。就在我专四快升专五时，有一天早上，我骑着我那台破旧的烂自行车，从高尔夫球场打工回来，经过这家早餐店。因为食物的味道实在太香了，我竟忍不住把自行车停在一旁，在一旁痴痴地看起他们做生意来。
后来，因为我看得实在太入神了，老板开始注意到我。他看我面黄肌瘦，又看我穿得破破烂烂的，料我必定是没有钱吃早餐。于是，好心的老板便招手叫我进里面吃东西。等我狼吞虎咽吃下整个馒头、豆浆、烧饼油条等等一大堆东西，他们才惊讶的发现，原来我还真是饿坏了呢！就这样，又觉得好笑又同情我的豆浆店一家人，从此便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我妻子，就是这家豆浆店老板的女儿。
打从那天起，到他们家吃早餐就成为我的例行公事，因为我只要一天不到豆浆店报到，老板和老板娘便会关心地嘘寒问暖，问我是不是生病了，还会担心我肚子饿。本来我并不想常常打搅他们，想以我宝贝的生力面充饥，但由于他们实在盛情难却，我就天天去吃早餐了。
不过，我坚持无功不受禄，所以会把每天吃的食物和金额记录下来，准备将来有一天经济能力好转时，可以把钱全数还给人家。就这样，我赊了一年多的早餐费，与豆浆店一家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也和我未来的妻子越来越要好，不仅商专毕业后还保持密切的联络，当兵退伍后一年就很自然地与她结为连理，步上红毯。
我是1977年结婚的。还记得结婚前夕，我带岳父岳母到我家去见爸妈，那时我们那幢友蚋的稻草泥巴糊房子还是没有装电灯，看起来非常贫穷落后。只见岳父眉头深锁，但踏出我家大门以后，还是坚定地拍拍我肩膀说：“小蔡，以后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
以房子报得知遇之恩
我闻言之后又是感动又是感激。感动的是岳父并不嫌弃我家环境不好；感激的是，一向对女儿呵护有加的岳父，竟然愿意把他的掌上明珠嫁给我这个穷小子。
说来有趣，我赊的那些早餐钱，后来因为和妻子结婚，变成一家人，也就没有还给岳父了。但是，为了报答他们一家人，我第一次买房子时，怀着感恩的心，不仅将名字登记在妻子的名下，还在门口贴上大大的“徐寓”两个字。
对传统的台湾男人来说，或许会觉得我这种行为很丢脸，简直像是入赘到老婆家一样，但我却不这样想。
我认为有恩就要报恩，更何况我自信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