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当时觉得，“苹果机”是世界上速度最快样子最漂亮的。他们不肯接受“兼容”的概念，倒不是“兼容”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看见那简陋的“个人电脑”，就嗤之以鼻，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技术放进“个人电脑”，就觉得是“把鲜花插在了牛屎上”。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完美主义”已经如醉如痴，走火入魔：“苹果机”的软盘驱动器必须具有“轻点鼠标自动弹出”的功能，因为，一个最好的技术，就不应该让人们伸手去按什么按钮；语音识别不能允许把麦克风戴在头上，男人戴这个东西已经难看得要命，更不要说那些“白领丽人”，高髻云鬟新样妆，难道要让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搞得一团糟吗？苹果的设计人员就是这样陶醉于自己的“完美无缺”，根本不管“自动弹出”技术的实现将使每台“苹果机”的成本增加10美元；将麦克风放在一英尺以外的要求，就使得语音系统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分辨和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苹果的“完美主义”并不为用户接受。用户宁愿使用并不完美但却便宜的东西。简陋的机器在扩张，完美的“苹果”在下降。苹果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度降到3％。这样看来，苹果的最大毛病似乎就是它没有毛病。假如它能够像它那个著名商标一样，有一点缺陷，也许就不会落到后来的地步。
1991年4月，这些“完美主义者”对于眼前的危机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彻底转换公司模式的钟声敲响了。
那一天，总裁来找李开复，告诉他，研究小组将被拆掉，他可以做经理，但人员须裁减，18个人只能剩下15个。
李开复即使再缺少公司运作经验，也可以看出公司出了麻烦。幸运的是，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仍能继续。大半年后，李开复的研究再进一步，语音系统技术和操作系统合在一起了，公司的情况也出现转机，还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签了合约，这给不少人带来幻想。老板也许是想再接再厉，一举扭转公司颓势，所以吩咐李开复立即展示他的语音技术成果。
展示新技术的地方是一个海滨度假场。那里正在开一个会，名曰：“技术．娱乐．设计”（TED），所以吸引了几百个电影明星、导演、画家和设计师。李开复走到台上，和他的“小精灵”（Casper）频频交谈。“小精灵”不是人，是卡通片中一个善解人意的鬼，现在则是李开复面前的一台电脑。它一边回答李开复的话，振振有词，一边在自己的屏幕上显现出李开复想要的东西：一张开出65美元的支票和一个日历本，还能帮助李开复安排工作日程。那时候计算机界对于语音还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还远不是今天这样，处心积虑地让电脑“能听会说”，在人与电脑之间，键盘是无可争议的桥梁，就连微软这样的公司也还没有涉足语音的领域。想想这些就可以知道，李开复与“小精灵”对话的那一瞬间是多么奇妙。
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全都惊叹不已。《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的记者纷纷赶来，围着李开复问这问那。美国ABC电视台的记者要来实况转播，这正是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斯考利所需要的。他问李开复有无把握。
李说：“失败的概率为10％。”老板说：“能不能减少到361％。”李把脑筋一转，当场就说“能”。老板以为他要回家挑灯夜战，再来一次“完美主义”的技术改进，其实李开复想的是：到时候带上两个“小精灵”－－如果一个“小精灵”失败的概率为10％，那么两个同时失败的概率为：10％×10％=1％。
1992年3月2日清晨7点，李开复和他的“小精灵”
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上。这是电视台早晨的黄金时段，至少2000万美国人一边吃早饭一边观看。30岁的李开复第一次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不免紧张。他不断呼唤他的“小精灵”，其实他面前的那台电脑只是做样子的，真正和他对话的电脑在幕后。女主持人当场发现面前的“小精灵”有些问题，好在此女不仅风度翩翩，而且有经验，处变不惊，还能故作惊喜，说出一番颇有诗意的话：“早晚有一天，机器也会气急败坏地对你叫喊。你以前必会认为这是夸张之辞，但现在，这里有一台能和人交流的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它居然能听懂你的话并且还能回答你的问题。”节目刚一结束，她便转向操作者说：“别蒙人，你们的电脑连线都没有接上。”多年以后，李开复说起此事，还在遗憾：“到今天她可能还会以为是假的，其实那的确是真的。”一切顺利，老板担心的失败没有出现，连备用品也没有用上，不过，还是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女主持人询问苹果的老板，这机器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问话的声音纯正悦耳，“小精灵”闻之心动，插话道：“你要不要和我约会？”这场面令全美惊叹，就连那个纰漏也被看作是成功的象征，大家都说那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幽默：这机器也想吃女主持人的“豆腐”啦！“硅谷”惊叹不已，雷德蒙的田园也不再宁静。苹果股票从60美元跳到63美元。
李开复一夜之间就成了电脑世界的明星，那真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个辉煌的时刻。
不过，那时候他太年轻，既不能洞悉人间万象，也不理解市场变幻。“我太相信其他的人了，以为他们都比我高明。”他后来说。他以为他的发明真的可以成为产品，然后长驱直入千家万户。他可没有想到，当他和“小精灵”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苹果已经在走下坡路。“小精灵”其实只有宣传的价值，距离实际的应用还远着呢。
老板让他把“小精灵”弄到电视上去，与其说是为了造福人类，倒不如说是为了拯救苹果。
“小精灵”风光一阵就没了下文。这情景有些像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科技发明，获得了什么大奖之后便沉睡实验室中。宣传的效果无论多么辉煌，毕竟不能代替市场上的商战。李开复从电视屏幕走下来，就看到公司开始裁员了。第一年裁了10％，以后几年更多，先是一般的雇员，然后是大大小小的老板。“那是很残酷的事情，很不好玩。”李开复说。研究项目不保，小组也被拆掉。
那些“没了庙的和尚”集中到他的名下，越来越多，一度增加到200多人。这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末路的征兆。第二年，公司有一半人离去，又雇了一些人来。李开复那个组流失率最低，但也有10％，有才能的人说不定哪个早上就走了。中国的企业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也是硬撑着，想方设法“扭亏”，要政府关照，要银行贷款，担心员工一走社会就会大乱，而员工大都宁愿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愿离开。美国的公司就没有这些，没有哪一位老板会承担“安置下岗职工”
之类的责任，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拦员工离去。
苹果在90年代后期重整旗鼓，经理层的人员大换血，由此带来新的局面。但在90年代初期，苹果没有好的领导，董事会都是一些有权有钱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公司员工全都不知道他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李开复一个人撑着200多人。大家不断抱怨“这有什么用处？”
牢骚和抱怨的盛行，大都是日薄西山的征兆，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机构，都是一样。现在苹果到了这个地步，就连新任首席执行官杰欧．艾姆利奥也在抱怨。
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就像是在划一艘大船，这个船有一个大洞，快要沉了，而每一个水手都在划向不同的方向。
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划。“他的朋友挺感动，但接着就发现有什么不对，于是问道：”那个洞怎么办呢？“
“啊……啊……还有一个洞？！”杰欧．艾姆利奥似乎刚刚想到。
这总裁看来也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人，雄心有余而智慧不足。不过他的比喻也有几分道理。人心散了，全都自顾自。这种局面一旦发生，就很难扭转。
1995年，李开复接任苹果公司副总裁的职位，负责公司多媒体技术的研究。他年轻气盛，期望能够力挽狂澜。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在苹果辉煌了一阵，现在，他觉得自己也有做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
他对总裁杰欧．艾姆利奥说：“电脑业现在已经非常重视多媒体软件的研究开发。”他的计划是推动公司重视软件开发。他还有一支多媒体的研究队伍，有200多人，他认为这是公司振兴的希望。总裁有些心动，继续听，于是李开复大着胆子说出很多极端的念头。他说，不能用衡量硬件的营业额标准来衡量软件的成功与否。这想法在今天不言而喻，多媒体已经横行天地之间，比微软的“视窗”和“办公室”还要厉害。但这想法在当时就被视为年轻人的“不现实”。总裁说：“公司正在赔钱，再把巨额资金花在这些‘不现实’的研究上，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人会接受！”李开复退而求其次，就说：“你可以把多媒体公司卖掉。这个公司价值5亿美元，一大笔现金。”苹果的确需要这笔钱，但卖公司必须连这200多人也卖出去。董事会能同意吗？这时候苹果公司董事会里的气氛，真让你觉得挺像中国的某些机构。他们想的是：我不愿意让你干，也不愿意让你走。李开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说出心中下策：放弃操作系统的研究。因为市场上的局面已经不是90年代初的样子了，微软的“视窗95”已经红遍全世界，没有办法再在这个领域和微软竞争。李开复建议，苹果可以和微软合作，把多媒体软件的重心放在“视窗”的操作系统上。“95％是微软的操作系统，5％是我们的多媒体。”李开复说。但董事会中那些蔑视个人计算机的人依然要撑自己的脸面，坚决不肯“把鲜花插在牛屎上”。
到了这一步，李开复终于对苹果彻底失望。“我觉得我的想法都不被接受，”他说，“这是我要离开的很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他已经隐隐感到，在一个硬件公司里，他不可能痛痛快快地做他最喜欢做的软件。
1996年早春，他离开苹果，走的时候仅仅带着一叠剪报，那上面记录着他和他的“小精灵”共同拥有的辉煌时刻。
还有一份材料是他属下的两个员工给公司两位主管发出的电子邮件。里面都谈到李开复。一个名叫艾瑞克的说：“他真的是我在苹果工作时最好的经理。他诚实正直，决策正确，目光远大，是一位优秀的经理。我希望你们两位一定要理解，和开复一起工作是我最有兴趣留下的理由。”另外一位说：“他对我是难得的导师。有更多李开复这样的经理对苹果有好处。”事实上，用不着这些下属的提醒，杰欧．艾姆利奥也能了解李开复的价值。
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时的情形，还能记忆犹新：“那天晚上，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发生了：李开复告诉我他打算离开苹果。开复是苹果公司5000员工中最杰出的两个人之一，而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无能为力。”比尔．盖茨与李开复大多数人在见到李开复的时候，都会仔细端详，在脑袋里面想像他和比尔．盖茨之间有什么瓜葛。其实他在1998年7月9日接受微软公司的职务前，还从来没有和比尔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呢。那时候，他是SGI公司的副总裁，名声远远不及比尔，但他的成就在多年以前就吸引了比尔的注意。“他有关语音识别的博士论文很了不起。”比尔有一次这样谈论李开复。他说，开复对语音识别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还说他对开复在苹果公司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比尔是地道的美国人，开复却是华裔，有着一副地道的中国面孔，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和比尔会有共同之处。两人那些共同的地方乃是凝于无形之中。全都绝顶聪明，全都少年得志，全都是工作狂，全都戴一副纤细金属框架椭圆镜片的眼镜，除非在正式场合，全都不系衬衣领口上的钮扣。不过，比尔属于更加外露的那一种人，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总会咧开大嘴情不自禁地欢呼，见到不能令他满意的人和事，就会粗鲁地骂起来。当然比尔有时也会做出一些笑容可掬的样子，就像他出版的所有书的封面照片一样，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很难说是真正的比尔。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比尔更像开复。开复有东方人的含蓄，无论喜怒哀怨，来到脸上的时候全都会打折扣，头发一丝不苟，不像比尔那样乱七八糟。中等身材，举止文雅，面容白净而少棱角，说话声音委婉平和，内容不卑不亢，逻辑严谨，常在紧要关头节外生枝，插科打诨，脸上露出一种诱人的笑容。眼镜后面的目光中，总有几分傲慢，但绝没有比尔眼睛里的那种肆无忌惮。
当他的嘴角微微向上翘起却又转瞬即逝的时候，便有一分紧张和缺少自信显现出来。他已习惯于处在中心的位置，但有时候也会在内心里估量旁人对他的印象，每当这时候，他的目光就会忽然离开他所关注的对象飘忽左右。他的内敛和宽容远远超过了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比如他在苹果公司做副总裁的时候，有一次召集会议，一个美国人用粗鲁的脏话冲他大骂，在场者全都愕然，他却淡然处之，不动声色。这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本色，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表现，在美国文化中极为罕有，在锋芒毕露的比尔身上更是从未出现。
李开复的名字第一次与比尔．盖茨联系起来，乃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
1998年春的一天，他只身一人，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来到华盛顿州的雷德蒙，见到他的好友黄学东。黄本人就是微软研究院里主持语音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两个朋友不期而遇，分外惊喜。黄学东问李开复来雷德蒙做什么，李开复老实地说，他正在为出卖他的公司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摇头叹息道：“我在出卖自己的心血，而且知道卖不出好价钱。”李开复那时是硅谷SGI公司的副总裁，并且直接领导着SGI下属的一个多媒体公司。SGI以大型和中型的计算机工作站服务器为主要产品，在全世界都挺有名气。
在美国，计算机的世界里真是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三五年。70年代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80年代是苹果公司，SGI的无限风光是在90年代初期，那时公司里的工程师们，大都是硅谷最优秀的。至于微软公司的空前盛况，还要等到3年以后。
李开复进入SGI是在1996年春天，那时候这家公司还有一层耀眼的光芒，有一批最优秀的工程师，做的是世界上最快、最酷的机器。色泽鲜艳，光彩夺目，内装多媒体软件也都是最快最好的。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危机的征兆：机器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软件只有专业人员才会有兴趣。计算机企业的瞬息万变和表里不一，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今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已明晰，可在那个时候，聪明者如李开复，也不能完全洞悉公司隐情。
SGI公司对待李开复的办法非常特殊，首席执行官艾德．迈克拉肯和总裁汤姆．杰姆拉克，双双亲自出动，把公司副总裁的权力交给他，显然也把公司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李开复少年得志，自以为智慧过人，又有超常的勤奋，必能无往不利。
表面看来，起步挺顺利。李开复一边卖公司原来的产品－－服务器，一边想像着开创一个新的软件平台，可以在互联网上跨平台使用。艾德．迈克拉肯看来对互联网有特别的兴趣，很慷慨地花费时间来听李开复的游说，然后便竭尽全力地支持他的计划。公司有一段时间情况不好，艾德．迈克拉肯把口袋里最后一笔钱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