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时候，作为一个研究的指导者应该是怎样的呢？
瑞迪：在这个问题中，没有学生和老师的界限。他们是合作者，是共同的研究者。他们应该去鼓励各种各样的思想，做研究，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成功，所以要650非常灵活，应该鼓励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宽容各种思想。
开复这件事情，正好证明了这个道理。
凌志军：但是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前提：要方向正确？
谈到方向，沈向洋还记得，他在做你的学生的时候，提出研究“视觉”，这并不是你的研究方向，但你却说“这没有问题。你出去拿一个照相机把周围照下来，重现出来就好了。”他说，你的这一句话，让他做了10年，终有所得。还说：“这才是大师的远见。”后来的事实表明，你本人取得的成就的确同你的“开拓性”有关，你能对这些往事谈一些想法吗？
瑞迪：我觉得沈向洋给了我太多的赞誉。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有很多问题，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当沈向洋和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让他做很多年。
凌志军：有时候，一个很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马上要做的问题。可能人们需要的东西才是马上要做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现在的需求，而是未来的需求，这就需要大师的眼光，但我知道有些大师是会犯错误的。
瑞迪：我有一本书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我会给你做651参考。确实，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给人类带来好处。沈向洋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肯定会在将来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凌志军：李开复的语音识别从开始起步到现在热起来，中间经过了10年。沈向洋的东西也已经10年了，还没有看到热起来的迹象。它还要多少年才能发挥作用？
瑞迪：实际上人们还是认识到了视频的重要性。比如说三维的物体等等。但因为数据很大，是一般的数据量的10倍，所以今天的人们还不是很满意这些成果，从长远来说，这些研究是很有希望的。
凌志军：你的很多中国学生去了微软公司，但现在，他们中间至少有两位到中国来了，你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吗？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中国从事科研同在美国从事科研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瑞迪：我认为他们这样做非常好。
他们的成就告诉中国，一个中国人也能成为很了不起的科学家。
652凌志军：在中国做科研，会不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瑞迪：如果你想从事世界一流的研究，应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在中国，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你没有工具，没有必须的很多资源。对目前在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没有这个问题。
凌志军：你是图灵奖获得者，大家都在谈论你的远见。请再来使用一下你的远见。你认为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地的华人中间，有没有人可能获得图灵奖？
瑞迪：绝对会有的。而且不是一个，会有很多的中国学者获得图灵奖。
凌志军：出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可能性有多大？
瑞迪：做这样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太多的人已经有资格得到这个奖。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上有很多了不起的学者，这个奖每年只有一个，不得不等待几年以后才会有人获得。我觉得开复现在就有资格得到。
凌志军：中国人对Linux一类的新趋势非常关注。人653们目前最注意的事情不是它的技术水平，而是它的免费商业模式。但免费的技术真的能成为最好的技术吗？换句话说，让消费者免费使用的研发成果，能够对微软这样依靠卖软件获得利润的公司，构成真正的威胁吗？微软会不会垮掉？
瑞迪：我不认为微软会垮掉。免费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现在微软的浏览器的方式就是免费的。不管商业模式怎样变化，微软会不断变换方向去适应。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免费软件能成为最好的软件？
瑞迪：是的。免费的软件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软件。
很多应用厂商会在它的基础上做很多应用软件。
凌志军：你是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你说过，计算技术将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克服距离的障碍和语言障碍。但在中国，有些人担心西方计算技术的进入将会使东方文化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会说“数字化”的本质是“西方化”。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作为一个有着东方血统、又是在西方获得成功的科学家，你认为计算技术果真能够淡化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界限吗？如果真的淡化了，是一件好事吗？
654瑞迪：世界上的文化本来就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堵哭墙，过去人们要到墙边上去哭，现在，有些人可以在巴黎，用手提电话来哭，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也可能用一个录音带表达。科技的发展，对于文化来说是一种扩展。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民族怎样保存他们文化中特定的东西，简单地复制也是有问题的。这样就需要有创造性的研究员，做相应的研究，既满足他们自己的文化需求，同时也是世界的科技。
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的对话（2000年5月25日）
凌志军：在美国，张亚勤被认为是电子工程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有人甚至说，华人中“无出其右”。
这是否名副其实？张亚勤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最年轻的院士（31岁），你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吗？
瑞曼德：绝对名副其实。仅仅推荐就必须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至少要有5位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写655推荐信，再经过专业协会的专家委员会覆核。这些成员都是该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通常将所有提名的候选人分成几等。最终决定由完全独立的委员会作出。通过第一道程序的被提名者非常少，只有15％，甚至更少。这么小的比例在我的协会里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IEEE规定，将录取成员人数压到0。1％。
凌志军：在你的所有学生当中，张亚勤是最优秀的吗？与你的其他学生比起来，他有没有一些独到之处呢？特别聪明？特别勤奋？特别有激情？天赐良机？也许他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瑞曼德：毫无疑问，他是最好的学生。给他讲课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和他相处不到一星期，我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他极其聪明，异常勤奋。他的知识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
实际上，他有机会去麻省理工学院，到美国后第一个秋季开学就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我立即让他参与图像项目，试图将他留住。剩下的就是历史了。还有，在我的记忆里，在获取博士资格的通信考试中──这是非常难的考试，他是惟一获得满分的。
656凌志军：张亚勤说，在科研道路上，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你给了他什么呢？
瑞曼德：如果我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只是把我对所有学生和自己孩子说过的话也告诉了他。我说，一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去追求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时髦”，而是因为你将在这个领域出类拔萃，独占鳌头。不要担心能不能找到工作，在任何领域，只要你是最优秀的，就一定能找到工作。当然，成为最优秀的人需要勤奋和天赋，亚勤兼而有之。
凌志军：你对比尔．盖茨的看法如何？在中国，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惟利是图的人，也有人说他是英雄。你说呢？
瑞曼德：我认为，比尔．盖茨让世界变得更好了。
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技术领域，他都是一个聪明人。
在个人电脑开发和软件支持应用产业，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富有远见地创立了一个“开放体系”，让成千上万独立开发者的天才智慧得以发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说他犯了一个错误，那是因为他太专注于657微软的成功，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你占据相当优势的时候，你必须愿意让一些别人也做得很好的事情同样得到发展。微软进入网络太晚了。
凌志军：难道微软真像杰克逊法官判决的那样，是有罪的？
瑞曼德：我认为审判太严厉了，拆分微软将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微软有些事的确做得不对，但这样的惩罚措施不能解决问题。
凌志军：让我们再来谈一些与张亚勤有关的事。他在一年多前回到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这是明智之举吗？这对他的研究有好处吗？你认为他应该长期呆在中国，还是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回美国去？
瑞曼德：亚勤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对祖国怀有很深的感情，而且知恩图报。他以前经常说，要回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自己到过中国几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渴望融入现代世界的热情和才能。在北京建立研究中心是他做得最好的事情。研究中心将留下一笔永久财富。亚勤还很年轻，在为研究中心打下基础后，他应当继续自己的研究。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尤其是，他658来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
凌志军：听说你访问过中国，还曾会见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你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良好科研环境的国家吗？
瑞曼德：我想我见到江泽民先生是在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前。大约是1987年，我带领一批数据通信专家到上海，访问了交通大学。即使在那个时候，交通大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使用落后的材料。1994年，当我带领摩托罗拉代表团重返北京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里发生的变化。那时，我很高兴见到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凌志军：我还是想听听你对中国的科研环境的看法。
中国人都希望，活跃在美国硅谷里的那些中国人中，有更多的人才回到他们的国家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你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瑞曼德：改变企业家的创业氛围；保持法律的一致性和公正性；允许突破常规的思想存在；承认人们通过奋斗竞争得来的结果；使成功和失败不一样。
659凌志军：在我们这里，有人说，像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对中国计算机产业是一个威胁，比如他们现在已经在“抢人才”了。你认为是这样吗？
瑞曼德：这个我不知道。在美国，的确有这种情况，我们建立的贝尔实验室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研究中心，是惟一真正开展基础研究的。但是，随着技术领域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美国缺少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在生物技术领域，同样的情况也在发生，但变化要慢得多。
凌志军：我听说你是犹太人，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华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最高，你认为是这样吗？
瑞曼德：我不这样看。我相信，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的人们同样能够获得才能和成功，他们各有与众不同之处。在过去的经历中，我发现中国人也像犹太人、穆斯林人、日本人、韩国人一样，特别看重学习教育和建立牢固家庭。做到这两点，孩子们就会很杰出。在欧洲基督教家庭、印度家庭和其他我有幸结识的人群中，我都发现了同样的性格特征。我相信这也是所有文化的要素，因为，这恰恰是人类生存的方式。
660与微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的对话（2000年2月14日）
凌志军：我的问题有些可能很小，有些可能会很大，希望你不要介意。
雷斯特：没有问题。
凌志军：开复曾对我说，他来微软第一个见面的人就是你。是这样吗？
雷斯特：是的。
凌志军：在开复来到微软之前，你认识他吗？
雷斯特：开复来之前，我已经知道他的工作效率，而且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我对他很熟悉。
凌志军：那好，我们就从开复谈起吧。
雷斯特：我们不是在同一个研究范围，但我认识他。
因为是在同一个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他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他在那个时期的工作是开创661性的？
雷斯特：他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研究一种新的语音识别的方法。他是在一个领域里面的先锋、开拓者。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的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的。
凌志军：你们想要他到微软来工作，是不是和这个事情有关？
雷斯特：是的。
凌志军：但是，据我所知，开复后来在苹果和SGI公司的运气并不好，他在那里的时候，公司的状况都不好。是不是他没有显示出管理的才能？
雷斯特：不一定。其实他一直都非常有名。我们从苹果公司也雇了其他的人。他们对他的反映都很好。微软有机会雇他，是非常理想的事情。我们在美国之外有了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在英国，一个是在中国。在英国，我们很幸运地邀请到了一些有才能的人。现在，我们在中国也开始了。
凌志军：我听说，比尔在1991年建立研究院的时候，662请了很多人来说服你加入微软。后来你来了，你对比尔说，你要请50个像你一样优秀的人来。比尔不相信。他说“难道有那么多比你还优秀的人吗？”有这件事吗？
雷斯特：（笑）我没有听到过。这是一个故事。让我弄清楚这个事情，好不好？当时比尔建立研究院，的确是想要邀请很多优秀的人。其实在比尔还没有请我来之前，微软开董事会，他们提出要请100个能人，当时还没有要我进来。但现在我们已经有500个能人了。我们已经超越了当初的目标，也超越当初计划的研究范围。
我来了以后，就想要建立一个很有魄力的研究中心。
凌志军：据说当时比尔动员了戈登．贝尔和奈森．梅尔沃德两个人来请你，这是真的吗？
雷斯特：这是真的。第一个来邀请我的是戈登先生。
如果不是他打电话来邀请我的话，我不会考虑来微软的。
凌志军：那么这个故事中有80％是真的？
雷斯特：（笑）其实，这是每10年到20年才出现一次的机会。是微软公司、比尔给了我这个机会。
凌志军：那么，开复来当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这件663事，是你决定的还是比尔决定的？
雷斯特：这是我的决定，当然要比尔点头同意。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我要向比尔汇报。
凌志军：向比尔汇报是微软公司的人事制度决定的，还是仅仅出于一种尊重？
雷斯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也许不是你所顾虑的那么严重的事情。我和比尔之间经常交流。当然这也是一个程序的安排。但我们之间有多种交流的方式，就像我和下属之间的交流一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交流过程。
凌志军：但是我想知道，最后的决定权，是你还是比尔？
雷斯特：是我的决定。当然最后的决定还是在比尔这边。当然我会给他提供很多情况。虽然我有我的权力，但我们也彼此互相交流。如果是牵涉总体的资源，比尔会考虑，但一些细节，包括所有研究院的领导，我有权力决定。
凌志军：当你向比尔提到开复的时候，他是什么反664应？他是说不认识这个人，还是说他很熟悉开复？
雷斯特：他对开复很熟悉。他说：“噢，我早就知道他。”凌志军：那么，在一年以后的今天，你对开复的工作满意吗？
雷斯特：他的工作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很少有人能在一年里面组织这么强的一个班底，雇到这么多非常优秀的人，写了很多论文，参加了很多很高级的会议，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