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不会说‘不’。”停了片刻，又说：“看来我们要做一些心平气和、但没有人会笑着出门的谈话。”允许犯错误，不允许停步不前经理会议所谈论的当然不仅是副研究员，实际上内容非常广泛，大至世界计算机业的走势、研究院的科研方向以及管理原则，小的则如租车费的报销，以及希格459玛大厦第五层洗手间里的臭气和尿渍，全都谈到了。
这种会议在微软员工口里不叫“会议”，而叫“offsite”，其含义是，放下办公室的工作集中精力讨论一些牵涉全局的事。在微软的历史上，它常常可以构成一些关键环节。当日李开复和他的助手张亚勤，还有张宏江、沈向洋、凌小宁、王坚、黄昌宁、陈宏刚6位经理，一行人来到京城东郊的龙苑俱乐部，连续两天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也可以叫做“龙苑会议”。
这样的行动，在研究院过去一年的历史上，只有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可与之相比。那次会议以两天时间确立了至今还发挥着主导作用的“6P策略”。然而“龙苑会议”
却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经理们遇到了一年前没有料到的问题。他们依据多年的美国经历，以为在科研领域里永远只需关注科研，现在却发现，那些真正令人头疼的事全都发生在科研之外。所以，现在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些琐碎事项，并且一一做出规定。*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李开复个人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队伍都不可能不带上中国色彩。其情景有如黄昌宁所说：“副研究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国家文化460的差别。”吴士宏当年毫不掩饰，她要以中国文化淹没微软文化，也即她的“把‘微软中国’变成‘中国微软’”。
在李开复看来，不要说这是一种必然失败的政策，就算是成功，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他自己过去一年里极力推行从中国招揽人才的方针，其潜在逻辑当然不脱“本地化”的宏旨，但他在心里想的显然是，以微软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与中国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不过，这种假想的逻辑能不能适应于现实，往往不是他一个人所能驾驭。就在10月份向比尔．盖茨的汇报完成之后，他发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步伐明显慢下来。他告诫研究员们：“我们允许犯错误，不允许原地踏步。”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挺豪迈，但却不能对研究员发生真正有效的激励作用。“龙苑会议”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认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这是一个既随意又严肃的场面。李开复一会儿坐到会议桌前，一会儿坐在沙发的扶手上，沈向洋和张宏江仰卧在沙发上，其余人有的站立，有的稳坐，有的走动。
但无论什么人什么姿势，全都能够聚精会神。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从会议室直接进入餐厅，李开复连呼461快点上菜，一个小时饭毕，又从餐厅鱼贯回到会议室。
在连续说了11个小时的话之后，这一行人立即开始一连串娱乐：台球，飞镖，保龄球，卡拉OK和拱猪。人人聚精会神，一点也不谦让，一直玩到凌晨3点半，这才第一次走进他们各自的房间。次日早晨8点起床继续开会。中午时分，照例是从会议室到餐厅再从餐厅回到会议室。陈宏刚说：“外面的阳光真好。”李开复说：“到下午5点讨论完了，大家就可以去散步。”但讨论直到5点半才结束，这时候已是日落西山。实际上，就算太阳还没有落，也不会有人想到散步了，大家全都疲惫不堪，没有说话甚至也没有任何告别的程序，匆匆离开龙苑各自回家。一辆轿车向东直奔香江花园。另外一辆轿车沿京顺公路西行，开上四环路，车上的陈宏刚觉得头晕眼花。他从来没有晕车的经历，现在意识到自己晕车了－－肯定是因为昨夜准备会议发言整夜未眠的缘故。好不容易挨到希格玛大厦，陈脸色蜡黄地走下车来，蹒跚进入第五层他的办公室，自言自语地说：“两天没有来上班，又会有一大堆事情。”这时候，天色大黑，他似乎早就忘了所谓“阳光真好”的话。
462虽然两天没有到办公室，但这些人的时间没有白费。
李开复和经理们讨论的结论是，带领中国的研究队伍，须有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这样吧，”李开复说，“我们确立一个2000年的‘1月目标’和‘6月目标’，再确立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实际上，“龙苑会议”决定了研究院今后18个月的研究项目。
查阅研究院的正式档案，可以看到，这些研究项目已由各个小组统筹安排，并无异议。其实，“龙苑会议”
上曾有一番挺激烈的争论。比如“基础研究”是否与“产品转移”的要求相悖，就曾有过一些争执。
此前我们提到，李开复过去一年的若干讲话，在舆论中已留下研究院只做“基础研究”的印象。他在那时候提到的“不是为了今天的产品，而是为了将来的产品”
这句话，一直没有人给予足够注意。现在，李开复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点，因为误解的不仅仅是报界，还有他手下的很多副研究员。他们差不多都在问：“怎么没有让我真的做基础研究？”毫无疑问，这问题事关科研大局。
李开复坚持认为，研究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张亚勤也开始表明自己的想法，他在463科研领域里一向咄咄逼人，但在接人待物时总是一副憨态可拘的样子。他给大家叙述了一个真实故事：有一项新技术，非常棒，但发明者并没有真的搞懂它的商业价值。另外一项研究本身很简单，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利润。
李开复不失时机地问：“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学到什）么？”*张亚勤：“不要忽视一个简单的东西。”
凌小宁：“成功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李开复有自己的思路：“还有，我们学习到的东西是，要成功，不是仅仅写论文就可以的，要对公司、对产品有贡献。”张亚勤：“论文和对产品的贡献，两个都要。”
李开复：“要看你对公司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沈向洋：“3年以前，我们做的东西只要能放在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里就行了，但现在是针对因特网。我想，我们要在大问题当中找小问题。”李开复：“我们不做现在的产品，只做5年以后能成464为主流的东西。”陈宏刚：“过去大家都有一个印象，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李开复：“是基础研究。但基础研究是什么？没有用处的研究，算什么基础？”李开复的这个信念显然得到了张亚勤的尊重。张在理论方面具有突出的建树，但他一向“讨厌无用的研究”。
他说：“那是大学教授做的事情，公司里面不能做那个。”
不过，在“产品转换”和“理论建树”这两个方面，他说他倾向于“理论建树”。在“世界影响”和“公司利益”
两个方面，他说他倾向于“世界影响”。作为一个副院长，他又说：“两个方面一定要平衡，不平衡不行。你做了很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对公司没有用，不行。你只对公司有利，但对社会没有影响，就不是研究院了。”张还发现，国内对基础研究的理解和微软不一样。“他们觉得基础研究就是坐在屋子里面，想啊想。”他说，“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对我说，他希望我们给他一些钱，他们出一些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要告诉他们做什么项目，就叫他们坐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半年，看看他们能想出465些什么。”李开复：“坐在屋子里面想啊想？这难道就是基础研究？”话到此处，李开复重提向比尔．盖茨汇报的情景：“比尔看到我们这些研究员的材料，不停地看，嘴巴笑得都咧开了。他说，我们公司这么多厉害的人都在北京啊。
有这么多厉害的人，要好好使用。但是下一步，我可以想像到他会问什么。他会说，你们这样一批最厉害的人，在北京干什么呢？难道只是写了那些论文吗？能不能用？“沈向洋一向以高水平的论文在科研领域中争胜，现在终于听出李开复话中有话，高声叫道：”我不赞成你的说法。“李开复笑道：”不管怎样，一年之后，我们要有一些东西。不然，比尔就会说，你们这一堆最厉害的人让我失望。“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下属，其目的显然在于构造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当然李开复不会沉溺在无把握的466梦想中，他所造就的压力越大，也就越是需要一个数字化的方式来估价眼前情势。他在18个月的诸项目标中选择了三项，作为首选课题，对大家说：”这3件事情要是在明年5月份以前有结果，就可以给比尔看。“然后要求3个小组的主持者，以概率表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3个人小心翼翼地盘算了一会儿。报告如下：张亚勤：大于60％。
沈向洋：70％。
张宏江：90％。
李开复说：“好。到明年春天向比尔汇报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两个重要结果。有三个就是三个，有两个就是两个，有一个就是一个。”“如果一个都做不出来呢？”沈向洋笑问。
“那我们就躲在北京，哪里都不去啦。”
姜昆的13种“经典之笑”
话虽如此说，李开复却根本不担心沈向洋“一个都做不出来”。
467沈向洋正在加快自己的步伐。他的期望是，在12月3日以前向国际视觉大会投出9篇论文，而不是一篇－－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龙苑会议”上不赞成李开复的“只写论文没有用”的观点了。
“那是在全世界计算机科学视觉领域的最高级会议，”他对小组的全体成员发出总动员，“谁要是在那个场合抛头露面，就意味着你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级别的水平。所以，你们千万不能错过机会。”沈向洋将自己的激情全部倾注于论文，这与李开复的初衷不能完全吻合，但他的这些话并没有错。事实上，沈在世界图形学和视觉研究领域中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他在这种国际最高水平的会议上接连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仅仅两个月前，他的一项研究成果－－“同心拼图”，发表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年会上，让他在这个领域中已有的名誉更添一重光辉。
所谓“同心拼图”，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说，也就是让电脑在三维场景中漫游。以往科学家实现视频的立体图像，总要先做出实物模型。但是自从10年以前罗杰．瑞迪告诉沈向洋，用一台照相机照下周围场景放进电脑，468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沈向洋的想法是，当摄像机对四周拍摄时，任何一个点都是一个同心圆圈。将这一个“圆圈”的无数照片拼接起来，就成为一个“同心拼图”，再将不同圆心的“圈”一个一个地连接起来，做到连续漫游。其理论上的成功之处，是把“全光函数”从“四维”减少到“三维”。内行人全都为此惊叹不已：对于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来说，能够减少“一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把一个复杂物体大大简化。简化需要一种才能，也即举重若轻。外行人只要知道下面一种对比，就可以知道其价值所在：倘若一个四维物体的数据是100兆，那么减少“一维”之后就只有1兆了。
“一个人做事情，要让人家记住你做了什么。”沈向洋说，“像‘同心拼图’这个东西，人家至少记住10年。”
他说他要带着自己的“同心拼图”到敦煌石窟去，然后在电脑中实现敦煌石窟的“连续漫游”，还要制成光盘，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比尔．盖茨一份。他说这话的时候，流露出年轻人容易有的那种沾沾自喜。看来他的敦煌之梦不是没有成真的可能。因为这整个秋天，中国报界都在不断张扬他的成就。新华社的消息说，“沈向洋发表最469新研究成果。”《中国计算机报》开列一行大字标题：《图形学领域国人又突破，沈向洋演绎“同心拼图”》。《电脑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最高水准的研究工作。”《计算机世界》则试图把沈向洋的成果与中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的消息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初获成果。”不过，说老实话，沈向洋的“同心拼图”，99％的工作是在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做出来的。那时候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没有成立呢。所以，说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初获成果”，让知道内情的人看来，难免有“掠人之美”的感慨。
但沈向洋坚持认为，他在北京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在美国的成果。现在他手上的9个项目，就全都是来到北京以后做的。此人脑子里总有无数与众不同的念头，过去在美国，他只是一个“六人小组”中的一员，单枪匹马，空有一堆好思想，却怎么加班也来不及实现。自从来到北京，情况可就完全不同。这里有一大堆人，就是缺少好思想。他把自己的想法挑挑拣拣，找出最精彩又最急迫的分给众人。柴金祥做“通过平行投影实现三维重建”；徐迎庆做“纹理合成”和“布的运动”；林宙470辰和他一起做“采样问题”。后者是他最得意的一篇，也可以说是“同心拼图”的一个续集：你要拼图，可是你到底需要多少幅图片呢？5万幅？50万幅？还是500万幅？也即“采样数量”的问题，迄今为止始终没人能说清楚。大家全都是多多益善，结果造成巨大浪费。沈向洋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确定最合适的采样数量。
说到“多多益善”，姜昆必有同感。这位相声演员最近几年说的相声每况愈下，似乎是因为有点移情别恋。
他喜欢上了因特网，还用极大精力开设了一个“名人网站”。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伊始，他就跑来寻求合作。沈向洋小组正在想方设法提取“人的表情”，而姜昆希望网络不仅记录自己的声音，还能留下自己的笑脸。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开设一个新的项目，叫做“姜昆动画”。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某种手段，在电脑上驱动人的表情。这中间最困难的是提取表情信息，把表情数字化。比如姜昆在台上有说有笑，这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知道，嘴角向上是笑，但向上多少才是笑呢，人一看即知，机器就很难搞清楚。
471事情就是从“多多益善”开始的。研究人员为姜昆连续拍了55000张照片。包含了“姜昆之笑”的每一个细节，精心对照。惊讶地发现，数万“笑脸”中，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只有13种。他们请来美工，将这13种经典的“姜昆之笑”画成漫画。姜昆看了自己的“笑”，说是“有点像赵忠祥”。但研究人员不管像谁，他们的目的是用数字语言表现笑，至于是谁的笑，无关紧要。
事情交给工程师李岩来做。这小伙子做事精细，不苟言笑。但“姜昆之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李岩首先要做的是，在电脑上为姜昆定义“笑的起始点”，然后延续下去，在姜昆笑到每一个关键的时候，确定一帧图像。这样，姜昆的一次笑，就让李岩定义了150帧图像，连接起来，就成为150个表情的过渡。
在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李岩希望用语言驱动嘴型，也就是让姜昆的表情与声音同步。他在每一个关键帧上，寻找表情的变化，依据线条的运动确定关键点，一个嘴是10个点，一个眉毛有5个点。又将每个点之间用曲线连接。所谓驱动表情，是驱动这些点，由点驱动线条，造成脸的运动。
472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李岩的最终目的，是全自动的图像驱动。他要通过声音来驱动表情。比如说到“姜昆”
的时候，要让机器识别出嘴型的变化，呈现在图像上的嘴型，也须慢慢张开。这是声音驱动嘴型，最后驱动表情。
沈向洋承认，“表情的控制非常难。”李岩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姜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