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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没有建立起抨击别人的习惯，而只是对自己格外苛刻。那些年大学里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学生们都在比谁身上的衣服是什么牌子，谁会玩，谁最能挣钱。那时候张宏江的班里汇聚着连续12年的中学毕业生。张的年龄最小，17岁，而同桌的那位，已是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张宏江对大学生活的最深印象，是特别珍惜时间：“头两年，根本不记得有过哪一次出去玩了。
后两年也没有哪一天过得特别轻松。白天晚上是学习，星期天也不出去。如果哪个晚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觉得浪费了时间。直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这些记忆是属于那整整一代人的，空前绝后。他的父母认为他真是走运，他的儿子将来或许会说他真是倒霉。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这么些患得患失的念头，只是觉得郑州大学是一个”小庙“，甚至就连整个中国也难能容下他的”自信“。1986年他终于得到一个到丹麦去留学的366机会，他犹豫再三，觉得丹麦太小不足以容身，后来挺委屈地去了这个北欧小国，但他在那里很快领教了西方的文明。房间窗明几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这么干净的玻璃，就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清晨走出去，空气湿润而新鲜，街道宁静，绿草如茵，好像任何东西都没有被践踏过，也都没有被人摸过，让他不禁想起安徒生小说中的童话世界。他就读的这个电子工程系是整个欧洲最好的系。初来乍到，”就像乡下人进城“。”学习用品和办公文具随意拿，免费，而且全是很厚很好的纸张，很漂亮的笔，还有复印机。所有的办公室都用一把钥匙开门，没有专人守卫，也没有报警系统。“导师与他的父亲同岁，有些瘸，满头白发，把毕生心血倾注于格陵兰岛的淹没在海水之中的部分，还研究北冰洋上冰雪覆盖的山峰（那里有一个山峰就是他发现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自称终日呕心沥血，”就是为了了解自然“。他的研究也许永远没有商业利益，但他在学术界拥有很高声誉。他和学生的关系平等，爱开玩笑。当他进门的时候，学生从来熟视无睹。讨论问题的时候，学生可以仰面躺在沙发上，而他自己却站在那里高谈阔论。这些细节给张宏江留下的印象，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的富367裕。不过，导师对东方国家抱有偏见。
他每年都想办法从东欧招一两个学生，并且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目的是让东欧人看看西方的文明。他很傲慢，从不轻易夸奖人。但张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想到张用6个月的时间就能完成论文。还说，他教了这么多学生，只有两个学生懂了他的极化理论，张是其中一个。
导师在张宏江身上第一次发现东方人的智慧，希望张留下，还说张是他想要留下的第一个东方学生。张认为丹麦是个“小庙”。他对欧洲的感情也挺复杂：欧洲人生活和做学问都很从容，看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暴发户。他们可以对你很礼貌，但骨子里还是很傲慢，排外，不是特别欢迎外国人。“你要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表面上不会反对，一些朋友也会帮你的忙，但那是作为个人，至于整个社会，你会感觉到在拒绝你。”他去新加坡的一所大学任教兼做研究，那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那时候，海外的留学生大都在观望和等待。
对这些人来说，最麻烦的事情是，手上的护照眼看就要到期。这给新加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个国家正368费尽心机地在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注入高新技术，却苦于没有人才，现在突然发现有这么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彷徨无措，觉得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
新加坡人挺聪明，知道若非这种时刻，以他们国家的技术层次和研究水平，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赶紧制定特殊政策：为这些中国学生提供新加坡“绿卡”，还有免费的住房和优厚的薪金。那些日子，欧洲和美洲的中国留学生中传播着一个消息：“到新加坡去，飞机落地就有绿卡。”这是真的。而且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去了新加坡，张宏江也去了，他还记得刚到新加坡那年，在大街上随处见到中国人。但后来他听说新加坡在3年中招去了1000多个中国博士的时候（国立大学有300多个，南洋理工大学也有300个。张宏江那个研究院，一共120多人，那一年就招进来15个中国留学博士），还是不免吃惊。
在新加坡的工作很顺利。张在第一年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二年又发表了16篇论文。但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不喜欢这个国家了。他对那里的文化非常失望：“是市民文化，也是殖民地文化。”又说：“新加坡天气不好，还崇洋媚外，我特别不舒服。”张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369一边要求有志气的中国学生都到外国去学习，一边尖锐地批评对外国人的崇拜。他认定“新加坡的企业没有远见，怕冒风险。他们想把自己的企业升级，花钱雇中国博士，但搞出来的成果，他们不敢使用，还是被别的国家拿走了。结果，需要我的技术的企业，都是在美国”。
1995年夏天，他向老板提出要到美国去工作。老板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印度人，理解他的想法，却千方百计地说服他改变主意。他说可以把张的工资涨30％，还可以给他免房租3年。又给他写信说：“留下来。我们会给你提供一切条件，帮助你成为亚洲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信让张很感动，但他想的不是“亚洲一流”，而是“世界一流”，所以还是走了。他去了美国硅谷的惠普公司。4年之后，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周游了一大圈的张宏江，又回到中国，进入微软中国研究院。
没有一个公司能青春万岁说来挺有意思，张宏江在1999年5月进入微软时的第一个感觉，就像他在1996年进入惠普公司时的感觉一样：“大家都在说转型，但提出的方法都好像不沾边。”
370没有一个公司能够“青春万岁”，这是变化万千的市场世界中惟一不变的事。比尔．盖茨在很多场合说到微软的“危机”。所以张宏江说，他相信“比尔．盖茨有危机感”。还说，“微软的最大危机是，如何认识到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人人都可以上网的时候，本地的操作系统就不那么重要了。”张宏江领导的多媒体计算组，直到6月才组建起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张宏江的姗姗来迟。那时候，张亚勤小组的“视频压缩”已经展开，李开复小组的“语音识别”已经有了基本的框架，沈向洋小组的“纹理合成”已经在速度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国际上最好的水平，王坚小组的“新界面”已经能够工作，黄昌宁小组的“中文语料库”里已经有了20亿字；凌小宁小组的工程师们分布在所有这些研究小组当中，做了数不清的事情，惟有张宏江的身边冷冷清清，只有江灏一个人。
张宏江心里着急，他的计划表上已经铺开一大堆研究题目：“搜索引擎”是一个，也就是让你在网络浩瀚的数据当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多元操作环境”是第二个，这意思就是让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不同的工具371－－个人电脑、掌上电脑、电视等等；第三个是让计算机拥有识别人的相貌的功能；还有第四，专门针对“视频”的分段、摘要和查询。总计4大项目、七八个题目。
现代软件所囊括的内容日益庞大，其中又会分成很多部分，既有横向分割，也有纵向分割，一个人通常只能做其中一个部分。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前人失败，后面的人再来做，前赴后继。所有人做成的东西集合在一起，也就成为最后的发明或者产品。张宏江小组的研究计划，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每个题目本身可以独立，研究者有了成果，也就有了论文、有了专利。所有人的成果连接起来，全都不离多媒体数据搜索的大方向。
不过，对于张宏江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人才搜索”。那几个星期，张宏江满脑子就是找人，有如猎鹰搜索兔子。江灏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博士，性格孤僻，不愿意与别人说笑。做事节奏也有些缓慢，这些都不能令张满意。他看中了文继荣，又觉得陈向荣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创造性。还有陈劲林，也是他需要的那种人。
还有晏洁，也许在他的小组比在别人的小组更合适，但还需要下功夫。这几个人虽然都和研究院签了合同，但372都是还没有毕业的博士生，其中一个在中科院计算所，两个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个在哈工大，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能来上班。幸而夏季来临，学校放长假。张可以请这些人来研究院“打工”。
学生的“假期打工”，在微软乃是一个成例。公司内部有一个专门词汇来描述这种情形，叫做“part…time”，意思是“部分时间”，也即我们国家到处存在的“兼职”。
微软公司本身需要这些人来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定这些学生中有他们最需要的人才。北京的研究院因袭这一制度，在这个夏天请来的“兼职学生”多达30人，占据了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一半空间。学生们有机会进入这样一个环境，与一些世界著名的人物比肩而处，又能按小时取得酬金（每小时本科生15元，研究生20元，博士生25元），自然乐意。当然，如果他们的工作真能取得成果，那就全都归研究院所有。
这样一来，这个夏天张宏江的手下有了一大堆学生。
有陈向荣、文继荣和陈劲林，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清华的、一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一个中国科大的。总共9个，373全是博士生。张宏江小组最初的研究，几乎全是由这些短期兼职的学生做成的。张只需把他想做的事情分割开，一个大方向分成三个层次，再把三个层次又分成7个题目，每个题目交给一个或者两个人来做，他自己则时刻关注研究进展，将成果逐步收拢。9个人就这样分开了。
江灏做基于“音频”的语音；陈劲林做“变换内容传输”；伊利诺伊的学生做“视频处理”；自动化所的学生做基于形状的数据检索；北大的学生做场景分类；清华和卡内基梅隆的两个学生做“人脸的识别和检测”；还有一个学生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看体育节目的时候，挑选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此前已多次批评我们国家的教育方式阻滞人的激情和创造性，现在又不得不赞叹其光彩夺目的一面。
比起美国学生来，中国的学生既聪明又听话，张宏江一分配，大家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算心里别扭，嘴上也不会抱怨。这情形连李开复也不免惊异。张宏江告诉大家，这些题目，几乎全都属于多媒体数据搜索的内容。专家所谓“搜索”，不仅仅是让你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中把你需要的东西找374到，而且还要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它，分析它，识别它。7月和8月，学生们干得如火如荼，多有进展。场景分类，形成动态，还实现了三维空间；人脸不仅能够在正面识别，而且也找出了侧面检测的方法。还有一些问题：怎么让机器知道，你扫瞄的图像是正的，而不是侧的或者倒的？怎么让机器知道，你照相的时候焦距没有调好，以致照片模糊？这问题全都由陈向荣解决了。陈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当初到研究院来申请工作的时候，学校对他评价不很高，但张宏江并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他要自己来判断。在一番面试之后，张说：“我看这个人相当不错。”就坚持要他来。对于陈向荣这个人的评判，导师虽然长期相处而张不过凭借短暂的感觉，现在看来，后者的评价更加接近事实。当然研究院并非一概“以成败论英雄”。李开复早就说过“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现在张也说：“有的题目，我知道可能要失败的，但失败的不一定不好，不一定不能出文章。”结果，有一个学生的工作真的完全失败。他把张想到的方法和他本人想到的方法全都试验了一边，一共7种，先是分别试验，后来又采取不同的组合再试验，全都失败。事实证明，张不是那个好龙的“叶公”。因为他从心底对那个“失败者”给375了很高的评价：“他证明了所有这些方法行不通，这就是收获。”当年秋天从加拿大来了一个访问研究员，名叫杨强。张宏江请他继续做这个题目。他就避免了这7种错误的方法，另觅他途，取得的结果令人满意。张说：“后面的成功中，有前面失败者的功劳。”在以一个科研经理的立场说话时，张宏江锋芒内敛，娓娓动听，善于为他小组里的每一个人出谋划策，争取利益，也为每一个人的贡献辩护。他说：“我们在强调团队精神的时候有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每个人的责任非常清晰。”有一次他在哈工大演讲，结束之前依照惯例请大家提问，有个学生很刁钻地问道：为什么微软的软件有那么多“臭虫”？计算机行业所说的软件“臭虫”，轻则会让软件失灵，重则令电脑“死机”。所以这个学生的问题，其实是对微软的尖锐批评。张反问：“我们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航空母舰？”接着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我们常常有能力造出某一个部分，但却无法解决一个庞大系统的问题。”话到此处，他有点收拢不住，一会儿批评中国自己的软件人员孤军奋战，不懂得合作，所以根本不可能写出有水平的软件来；一会儿又批评中国376几十年来号召“集体主义”，其实是在“大锅饭”里一块掺合，把个人创造性全都淹没。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其实包含着他的很深的体会。他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日益疏远。每个人都不认为与别人协调是他自己的事情。
这是软件研究的大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来正面回答学生的质问：”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操作系统有多少行程序，有多少板块，有多少结构。当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一定的能力就不能协调它。微软的软件就好像是一个软件业的‘航空母舰’。把无数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衔接的问题。“所以，他的所谓”个人责任“，就包含了团队的内容。他说：”从个人的责任来说，我完成自己的研究就是完成责任了。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但这不能保证不出‘臭虫’，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和别人的工作协调在一起，在系统中实现，才能看出价值，才是最大的成功。“这是在替微软辩护，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样的话从张宏江嘴里说出，就更多了一分可信。因为此人是微软里面很少有的、能够公开自我批评的人。比如他曾经对微软一些人的自高自大和傲慢态度给以严厉抨377击。他说他在微软的一次大会上看到，主持者将另外一家公司的软件拿来当作”靶子“，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这令他非常不舒服。他还说微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妥协，所以才会惹上一身官司。这样的批评，在过去几年中撒满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但出自微软员工口中，却是罕有的事。
美国式的“主人翁”：忠诚是双向的微软员工通常会对自己的公司发出由衷的赞叹，极少说出对公司不满意的话来。这和我们国家有些不同。
在我们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人不对自己单位牢骚满腹，不是抱怨如何对不起自己，就是痛诉如何厚待了别人。
1999年春天，陈宏刚在上海的一个人才招聘会上碰到的一件事情，就让他感叹不已。
那一天，一位女士看见他的微软招牌，过来问话：“你是微软的？”
“是。”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