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还大有深意地补充道，李开复“说话的背景是1月份他已经收到1000份以上的申请简历，而名额只有10个”（“名额只有10个”这一句，又不是事实）。这种傲慢的口吻，让那些到微软来求职的大学生听来，真不是滋味，但李开复本人听了，就不仅不是滋味，而且还异常气愤。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实际上，他当时说的是，“作为一个软件专业人员，能为微软工作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华人，能为中299国贡献力量是幸运的。正因此，我为有机会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而兴奋不已。”很显然，李开复是在说他自己的感受，而非教训那些来求职的大学生。当他看到方兴东把他的话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就说：“这是有意地歪曲！对新闻的客观公正来说，这真是一个遗憾！”当然也有一些事实，看上去是经过了方兴东本人的研究，而非“掠人之美”。但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事实的人来说，又常会在其中发现一些以偏论全的情形。我们在中国写文章和读文章多年的人，都知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奥妙，不足为训。同样一件事实，由不同方向来观察，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围绕微软的种种是非恩怨，本来就极为复杂，所以叙事不妨细致周到，但结论却要看高而不就低。例如“视窗98”的价格，按照方兴东的陈述，“升级版”国内标价1198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价格比国外高出50％；又有“完整版”国内售价为1998元人民币，也比国外高50美元以上。他在自己的书中将这样的事实反覆陈述，坚信这是微软疯狂“掠夺财富”的证据。还说：“面对微软软件产品不合国情、不讲情理的高昂价格，有些还能欣慰的大概就是用300盗版。”实际的情形则不然，微软的软件在全世界为统一价格，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格外高，确属事实，但那是因为国内零售商的加价造成，与微软并无直接关联。我们当然可以告诉比尔．盖茨，中国人的收入不如他们美国人，让他的软件“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微软的销售人员对这种情况并非不知，他们的解释是，如果软件的市场价格不能统一，就会发生销售的混乱－－诸如从此地到彼地的倒卖。当然我们又可以动员比尔．盖茨，把捐给美国人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贴”中国那些微软软件的购买者，但这只是属于道德的范畴，与市场营销无关。
至于由此及彼地论证“盗版”的能够使人欣慰，就更有问题。因为按照方兴东的这种逻辑，我们可以做如下陈述：中国生产之所有轿车，价格都要超过国外同类轿车100％乃至150％。这是汽车制造厂家公然地“掠夺财富”。
我们还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把方兴东的话稍加修改，就成了：“面对轿车不合国情、不讲情理的高昂价格，有些还能欣慰的大概就是大家一起去偷车。”我们还可以用同样逻辑，把这句话套在我们国家的电信、民航等等方301面。看来他的这个逻辑已经在一些人心理上发生作用，一个署名“士兵”的人给他写了一封信，里面说：“对付微软这个家伙光用一些微弱的声音是不行的，还得采取行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制。疯狂的（地）复制。”又义正辞严地说：“杀富济贫是我们先辈最先为广大劳苦大众办的深受劳苦大众拥护的事情，我们也要像当年红军一样打微软的土豪，扶百姓的贫困。”而方兴东也就将“士兵”的这封信印在自己的书里了。还说，读者的反应给了他“最大的鼓励”。
这不是说微软在中国的整个行为完全没有是非可论，只是这种是非与方兴东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一个认真的学者在建立自己的逻辑和结论时，总是注重事实，超越时势的界限，也超越自己的主观情绪，面对“朋友之美”和“古人之美”，才能讲得过去。当然也有人会说，方兴东批评微软的种种言论，不是学问，而是政治。果真如此，以上一大篇话都是白说。不过，根据后来几个月里发生的事实，可以知道，方兴东的“挑战微软”，既不是为了学问，也不是为了政治，甚至也很难说对中国的信息产业真的会发生什么好处。他的“挑战微软”的302最大获益者，也许正是他自己。
自从他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在悼念3位中国记者的哀乐声中出版以后，他就更忙了。到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有了与微软“叫阵”的资格，他就是“中国信息产业最具有冲击力的独立评论家”了。名声远播四方，口袋里面也有了钱，他便不失时机地停止了自己的博士学业，这有点儿像他诅咒的比尔．盖茨。不过，比尔．盖茨25年前离开哈佛大学，是为了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创造个人电脑的软件。方兴东现在讨厌这个，他好像更喜欢一个写软件不如骂软件的时代，所以办了一个“互联网实验室”。不是实验“独立评论”，而是要做生意啦。说到生意，此人很明白“微软软件”不是“北约导弹”，“掠夺财富”之说也可以暂时放置一旁。有一次，他见到李开复，赶忙声明他一直认为微软中国研究院对中国有好处。他在自己的书里说过：“微软从来不是一个技术发明者……几乎每一次都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侵蚀和鲸吞才取得最后的优势。”这话，他也许是忘记了，所以他开口向李开复讨教技术的问题。他又说过：“微软研究院来了，数月内就收到1000多份国内博士的求职信。
303国家投资十多年的‘863计划’项目成员不少投奔而去，难道这不首先是自己的悲哀吗？“这话，他也许还记得，所以急着向李开复表白道：《起来－－挑战微软霸权》那本书里关于微软研究院的那一章，”其实都是别人写的“。
他一边在私下说“都是别人写的”之类的话，一边又在公开场合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另外的文章。1999年10月，他写文章断言：微软的百万富翁们，不但患了“战斗疲劳症”，也染上了“金钱综合症”，已经开始“逃亡”。
他说：“这些微软老兵怀揣着微软的钱，使着从微软学来的食肉性竞争手段，一头扎进了互联网的大潮中，寻找个人价值的实现。”到了2000年春天，方兴东看到微软在和司法部的“官司”中节节败退，不免开心地说：现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世界改变微软的时候了”。
又说：“相对于美国，微软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更加稳固。”
言外之意，大概是，中国怎么没有出来几个“改变微软”
的人呢？他也许不会认为“挑战微软”的人是美国司法部或者杰克逊法官。不然，他就不会把一大堆读者给他的信印制出来，又让读者去读。有个人在信里说他是“独304立评论家”，另一个人说他的批评微软的文章是“少有的重磅炸弹”。这样看来，那“挑战者”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啦。
他的“挑战”充满了大而化之、坚定不移的精神，可是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缺少证据，还常常理直气壮地把事实搞错。只有一次，这位“挑战者”似乎有点心虚地谈到自己：“进入1999年，明显感觉到有点艰涩起来，时不时地有找不到合适参考资料的奇怪感觉。”这倒是一句老实话，但如果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参考资料，就拿一些不合适的资料来参考，就不是老实的了。事实上，方的那些让他成名的东西，大都是这一年里写出来的。看来，无论怎样“艰涩起来”，也不会妨碍他“拿起笔做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
2000年1月22日，他以《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书作者的身份，登上北京的讲台，种种心虚的感觉一扫而光。演讲的名目是“与成功者对话”。这表明，他的身份由“挑战者”变为“成功者”了。“对话”的主办者用心良苦，不说“资本”，而说“知本”。意思是，金钱不是“本”，知识才是“本”。其实无论什么“本”，背后305还是少不了利润。《北京晚报》提前三天发布消息，大标题是：“知本讲座开出千元票价”。又介绍道，方兴东刚刚办好手续，从清华休学创业，开办了一个“互联网实验室”。他“除了讲述自己成功的历程外，还将分析21世纪哪些领域是成功者的乐园或陷阱”。“千元票价”和“休学创业”，也许都是真的，可这“成功者”的名分，让人有些莫名其妙：此人除了诅咒微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之外，还有什么“成功之举”呢？
精明的看客听不懂方兴东嘴里的话，却看懂了方兴东心里的这个门道。其中一个名叫“庸人”的人，口口声声称方兴东为“方先生”，说这位“著名IT评论家”
是“我的偶像”，还在《精品购物指南》上，以“大蒜”
为例，把这位“偶像”的战略描述得淋漓尽致：在商业社会里，如果我发现种大蒜能发财，我连我爸妈都不告诉，就躲个山沟里种大蒜去了。而如果我发现种大蒜不赚钱，你就是给我说出天花来我也不去种大蒜。再如果大家都跑去种大蒜，但种大蒜现在又赔钱，我又不知道种大蒜将来是否会赚钱，谁也不知道种大蒜怎么赚钱，但大家都知道只要你能把大蒜卖到自由市场306的管理员手上，那你就肯定赚钱！那么这时我会怎么办呢？你们肯定猜到了。我要办个“大蒜研究室”，我可以给人搞调查，可以给人出点子，当然我还可以出书，可以给媒体写稿子，名字我都写好了，就叫《挑战大蒜霸权》。当然我这里是学习了方先生的一些办法，否则我这个笨人怎么会想出这样精妙的点子？
方兴东看了这些话，也许又要“挑战”，但更有可能是正中下怀。他的所有文章，都是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骂人和挨骂都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力”，人家只要“注意”
他，他就有了“经济”，也就是所谓“注意力经济”。他说：“注意力经济含含糊糊，朦朦胧胧，令许多人不屑，但细细琢磨，倒还真切合互联网发展的许多门道。”从事情的经过看，他是在1999年悟出这个“门道”
的。此前他也写过不少“IT评论”，却始终寂寂无名。此后他和几个盟友组成一个“论坛”，一边大骂比尔．盖茨，一边互相表扬。这个说那个“著名”、那个说这个“敏锐”。
报纸上一边刊登方兴东“报告会”的订票联系电话，一边说，一些公司准备把“报告会”的票作为礼品送给客户，还说“与其吃吃喝喝，不如送上一份营养丰富的精307神套餐”。方兴东自称是“第三只眼睛看互联网”。朋友就接着说，方兴东的那双眼睛值多少万元。想来这是为了抬高他的眼价，可是，就算一个凡人的肉眼，你要拿多少万元去买，人家也不会挖出来给你呀！所以，与其说方兴东想要标价出卖自己的眼睛，还不如说，他是想要无偿地得到别人的“眼睛”。这又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为证：“注意力经济”也就是“眼球经济”。把这话说到底，就是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来赚钱。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希格玛大厦里面来，看看1999年夏天这里发生的事情。
尚笑莉一如既往地上班，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没有像罗迈克担心的那样“关门”，不过，就在这同一座楼里，每个人内心的情绪也不一样。刘文印就表现得异常气愤和激动。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中国人一定“要靠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人来帮助我们”。他在饭桌上激烈地批评美国人的行为，呼唤同事去参加悼念死者的会议，但他没有去游行。他在公司开辟的追悼会场门边拿起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回到办公室，又郑重其事地将白花摘下，插在“戴尔牌”计算机的显示器上。直到半年后，308刘文印的那朵小白花，还挂在电脑一角，每天伴随屏幕闪烁着凄惨的光芒。“我不是随手插在这里的，”刘文印说，“是我的感情让我插的，让我天天看到。要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可能夸张了一些。我说不出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我是很热情的人，不是冷漠的人，也许和东北人的本色有关。东北人不太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很执着。“但是另外一个人并非来自东北，却仍然激愤。她是吴士宏。那时她领导的微软中国公司就在希格玛大厦第六层，刘文印参加的追悼会，其实就是她组织的。她在两个月后辞去总经理职务，加紧撰写一本自传体的书，里面以很多篇幅来描述她在微软的人事纠葛，但有时候也喜欢讲一些纯粹属于”民族大义“的情感，好像她与微软公司的决裂与她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无关系。她的自传在10月出版，名叫《逆风飞》，就像方兴东在4个月前奋起”挑战微软霸权“，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
她提到爷爷被日本人暗杀，她“从小埋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种子跟着我长大至今”。不过，激发起她的爱国热情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北约轰炸”。“1999年3095月8日是中国的耻辱日”，吴士宏写道。她原本计划在5月10日这一天休假，回家纪念自己的生日，但有了这样一个“耻辱日”，“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她感受到白领们经常会遇到的那种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但又坚持“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于是，她决定在希格玛大厦召开追悼会。那一天，她义愤填膺地率领属下雇员控诉“美帝”罪行的时候，李开复和张湘辉这两位兼有华人血统和美国公司主管双重身份的人，全都未到现场。她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把她的鼓动人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这一边，吴士宏的义愤在会场上激起的议论仍未平息，大家都是为了悼念烈士而来，可是有人渐渐觉得话题似乎离开了追悼会的主旨，其中310一人当场说：“我觉得她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悼念，也是为了她的‘本地化’。她是想让罗迈克知道，他不了解中国人，不能管理中国人。”这种议论不一定真的符合吴士宏本人的意志，但却不能说完全属于“空穴来风”。此中关节，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提到。
刘文印成为微软雇员还只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对吴士宏的“本地化”方针，以及这个方针在公司内引发的种种纠葛，自然无从了解。他在1999年夏天对于“美帝罪恶”的愤怒并不次于吴士宏，但却没有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在微软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为难。”他说。他倒没有“过街老鼠”的感觉，但却“有一种夹在中间的感觉”。不过，他总算还能找到如下理由为自己排解：“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替美国人做事，就不能表达我的感情；第二，我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人也有好处。一个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毕竟是两回事。”这样看来，若说我们的人民当中积蕴着一种民族感情，的确不假，但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对于美国人，中国青年充其量也只是抱着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并没有一种势不两立同仇敌忾的情绪。
311大而化之地看眼前情形，又可以发现，微软所谓“脑力激荡”的文化一旦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多少会增加一些五彩缤纷的复杂内容：你尽可以不问政治只走你的“白专道路”，但却不能保证政治必定不来找你的麻烦，有如吴士宏之“郁闷悲愤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