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还没有成为研究院的员工，但他却知道拼音输入在中国已经做了将近20年。“这有什么好做的，已经做烂了。”他说。韩坚不286置可否，王坚却说他还要想一想。由于这一分歧，王坚小组连续几个星期不停地举行会议，会议之间的午饭也在继续讨论。大家将现有各种拼音法加以归纳，进而分析用户取舍，结果发现大多数用户的选择并非出于拼音本身的优劣，而是源自用户界面是否顺眼。王坚同意小组成员的看法。其实，这样的感觉，当他第一次和李开复见面恳谈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于他的大脑中。
王坚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人大都喜欢做硬一些的东西，实则“人机界面”的重要价值，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电脑技术的本身。而且电脑技术越是高明，“人机界面”也就越是重要。显示器、键盘、“视窗”、“浏览器”，以及伴随“视窗”出现的鼠标，都是“人机界面”的进步。然而最初的计算机并没有这些东西，有如最初的汽车，没有方向盘而只有一个自行车把一样的东西来掌握方向。那时候，一台计算机的体积就像一间楼房，计算的速度却又极为缓慢，人与机器相互交换想法的渠道，是在纸条上面打出一排排小孔。你头一天把纸条送进计算机，下班回家，让机器在那里哼哧哼哧地运转，假如问题不太复杂，那么到第二天早上，计算机会还给你一287张打满小孔的纸条。纸条漫长无尽，小孔密集抽像，专家自能读懂其中奥秘，寻常百姓如看天书。那个时候的电脑既无键盘也无显示器，只靠一排排的开关和打孔纸条来沟通人与机器的联系，而所有人都不会感觉到不方便。此后计算机的性能提高，运算能力每18个月就提高一倍。今天，一个笔记本大小的计算机，性能超越过去那一栋楼房式的巨型机器无数倍，人与机器的交流渠道也变得更加简单自然生动有趣。要说明这种情形，最好的例证就是“鼠标”。这个小小的玩意最初为木制，单钮，看上去简单之极，但是提出“鼠标”的概念并且把它和计算机联系起来，却花了20年的时间。这是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人提出来的。到今天，鼠标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一个设备简单的乡村企业也能做出款式精美的鼠标来。人们渐渐以为“鼠标”就是一个以各色塑料制作的价格低廉的小东西，没有人问“计算机为什么要用鼠标”，如同没有人问“汽车为什么要用方向盘”。人们今天在计算“鼠标”或者“方向盘”的价值时，通常只考虑制作本身的成本，买卖双方的定价只包含“鼠标”
或者“方向盘”本身的价值，也不会加入概念的价值。
概念是不值钱的。在王坚看来，“真正了不起的是最先提288出这个概念的人。”很多事情，看上去很简单，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等到人家做出来了，谁都能做，还会说“这么简单，谁不会呀”。有如葡萄牙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中国人巴解第一个吃螃蟹。今天研究院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出新的概念：“我们不是要改进现在有的，而是要提出新的。不是把人家已经做过的东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说到这些事，王坚还有一些挺奇怪的言论，说出来也许会令一些人不高兴，但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对的：“很多问题，别人已经做过，本来是有解的。
我们的工作只是把已经存在的‘解’找出来。‘两弹一星’的研制就是这个情况。当然这对国家贡献很大，但从科学来看，问题本来有‘解’，你不过是找到了原来就有的东西。从‘有’到‘有’，不是从‘无’到‘有’。我们国家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在做这一类‘跟踪别人’的事情，最多是改进一些。所以美国人根本不管你在做什么，就是因为你在‘跟踪’。你做得再好也是在人家后面。“即使是三流的开创，也要比一流的跟随更加艰难。
289从这个角度说，王坚给自己出了一个大难题。也许是由于他的这种性格，李开复说他更像一个美国人。其实王坚是地道的“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迄今为止只有一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的国外经历。他在浙江大学领导的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是该校最好的实验室。来到研究院之前，他从国家“863计划”的资金中获得支持，其宗旨就是专门研究与工程有关且与人的心理有关的问题。
夏天开始的时候，王坚带领张高和韩坚全力投入“人机界面”的研究。李开复心里明白王坚要做什么，嘴上却对他说，“你可以干任何事情。我没有任何要求。不过，这两个副研究员，你要带带他们。”王坚最初只不过答应给副研究员做几个讲座，不过当他在一个早晨忽然萌生一个新概念的时候，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投入进来。
这新概念在后来的3个月中，成为王坚小组项目的代名词。它叫“无模式用户界面”。
自90年代中期开始，王坚的研究一直是在各种“模式”上转圈子。现在他的“无模式”，在行家的说法中，290也叫“多模式”，亦称“多通道”，它是针对“有模式”
而来的。事实上，“模式”的概念在80年代一直主导着全世界“人机界面”的研究。张高的导师、中科院软件所的总工程师戴国忠，也是此中行家。1995年5月，他出访美国马里兰州，带回来一个英文词汇：Multi…Modal，还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多模式”。后来王坚设想以“多通道”这个词来代替“多模式”。他从自己擅长的心理学角度提出理由：“通道”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乃是特指人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从这时起，这一思想就在国内“人机界面”的研究中占据着主导位置。戴国忠和王坚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人通过许多通道（键盘、鼠标、手势、说话等等）传递的信息，整合而成机器能理解的语言。
然而王坚现在的念头却是“避免模式”。比如“视窗”
已经成为一种模式，但为什么一定要用“视窗”呢？他问两位副研究员：为什么汉语拼音输入的时候，一定要在好几个“窗口”之间来回跳跃，而不能像英文一样，让所有的输入过程都在一行中完成？为什么中文和英文混合输入的时候，一定要让用户来回按钮不停切换，而291不能混合输入？为什么出现重码的时候要由人来选择，而不能让机器来选择？为什么出现错误的时候，一定要由人来纠正，而不能让机器来纠正？看来，“模式”越多，用户就越不方便。从技术上说，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复杂，王坚自信以自己小组的3人之力能够做到，还暗自责怪自己为什么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接下来的3个月，是在一连串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度过的。绘制无数效果图、取消大大小小的窗口、检验406个拼音音节和26个英文字母的不同字体、统计数万种中文和英文的词汇组合、让方块文字和英文字母的字体宽度能够相仿而不致在变换中前后伸缩、让计算机能够识别正确和错误，其全部设计的目的，就是让用户感觉不到模式的存在。夏天尚未结束，一切工作都已经完成。
王坚向记者们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场的大都是些行家里手，全都看出，所谓“技术成果”，其实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高难的地方，倒是他的那个“无模式”的新概念令人羡慕，不禁感叹：王坚这小子在中国人的领导下、拿中国人的钱干了那么多年，就没有听说他想出过什么好主意，怎么一到美国人那里，就成了一条龙啦！
2921999年夏季：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可是，针对美国人的愤怒，正在窗外聚集着，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自“文革”结束以后，在北京街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在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3人死亡之后，立即在京城内外响成一片。这个夏天，愤怒的学生袭击了秀水街上的美国大使馆，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驻华机构也被一群中国人扔来的石头击中。微软公司在遥远的广州召开产品介绍会，但北京的“反美风暴”早就南下。没有人来冲击会场，但也没有什么人来听微软公司说什么了。北京各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说是对美国人最无成见也最有好感的一群人，现在也在自己的学校里面贴出标语，其中一条这样写道：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不错，微软是做计算机软件的，不过，它毕竟是“美国货”。学生们宽宏大量，网开一面，但到了其他中国人那里，能不能“除外”还很难说。所以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罗迈克在那些天里特别紧张。他躲在北京自己的房间293里，给微软公司全体在华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他对这个事件表示万分遗憾。还说，现在公司的方针是：公司利益第二；员工安全第一。如果有必要，公司驻华机构可以立即关门，职工也可以躲在家里避避风头。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尚笑莉对罗迈克这个“方针”
的第一个感觉是：“这真是小题大做。”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位公关经理，那些天正在全力以赴筹备“21世纪的计算”学术研讨会，准备把美英两国一些最著名的计算机专家请到北京来。要做的事多极了。那天早上，她经过游行队伍走进希格玛大厦，照往常一样打开电脑，一眼就看到了罗迈克那个标明“最重要等级”的电子邮件。
说老实话，她觉得这个美国人不大了解中国，其实事情本身根本不像街上的气氛那样严重。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发出告诫，要它的公民不要来华，尚笑莉也有些担心，但她仍有足够信心继续她的会议筹备，相信那些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可以在6月的最后一周如期来京。
在微软，尚笑莉负责的公关工作，一向被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总部以及各个分公司，全都有专门的公关部门。不过，说老实话，美国的那些公关人员对于294舆论的关注程度，远远比不上在中国的这些人。比如在美国，报纸上面报道微软的文章，10篇当中倒有8篇是说坏话的，那些负责公关的人也不在乎。在中国这一边，尚笑莉可就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她和京城计算机媒体的记者，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更何况还有一个极为看重“公关”的老板呢。
在李开复看来，一个良好的真实的形像是研究院所必需的。他说：“没有良好的形象，就无法吸引最好的人。”
可是，李开复的下属中有很多人不这样看，他们说研究院在公关方面花的精力太多了，浪费了研究的时间。这话说得不错，李开复为了研究院的形象用了不少时间。
不过，对于希格玛大厦以外的中国公众来说，直到今天，能够分清楚微软中国公司和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还是不多。
有些人甚至还会把微软和美国搅和在一起。不过，这可不是“分不清”，而是成心的。方兴东和王俊秀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就是在这个夏天出版的。
下面这一句，显然是追赶着最新形势写出来的：“正如北约的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向中国驻南使295馆一样，微软在中国全方位的行动也让我们措手不及。”事实上，导弹不是3枚，是5枚。这在事变发生后便由国内外报纸公开证实了。看来方兴东无暇顾及事实的核对，不过，这不妨碍他对微软发出一连串指责：“君临天下”、“强权的傲慢”、“披着神圣外衣的知识霸权的阴影”、“破坏了市场公正”、“渗透”、“陷阱”、“垄断”、“掠夺”、“别人创意的集成”、“触目惊心的颠倒”、“竞争的天敌”、“残酷的局面”……又说，中国“面临并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舆论批评微软的声音不断，但是还没有谁像方兴东这样，将如此众多又如此激烈的文字集中在一起。所以此书甫出，立即成为一面“反对微软”的旗帜，不少人聚集在方兴东周围，写出一连串批评比尔．盖茨和“挑战微软”的文章。
很多人不明内里，只觉得听了他的话，真是解渴。
北京兴思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京城5所大学的学生当中散发了1800份问卷，结果表明，有85％的学生认为比尔．盖茨是信息时代的英雄，同时也有83％的学生支持方兴东“挑战微软”。看来，很多人是既佩服微软又赞成296方兴东的。
不过，方兴东是否真的了解微软，还是疑问。在有些了解事实的人看来，他说的很多话，既是仰仗自己对微软的无知，又是在利用公众对微软的无知，也许还在利用中国人当中卷起来的民族热情。他的“挑战微软”
洋洋30万言，看来是做了一些精心的研究，但是，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个人所凭借之种种“铁证”，乃是错误百出。比如他在书中有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节，其中第一句话“1998年3月，SGI副总裁李开复偶然来到西雅图的微软总部瑞德蒙德”，就有至少3个地方与事实不符。首先，李开复来到微软总部不是“偶然”，而是专程；其次，“瑞德蒙德”是一个市的名字，而不是微软总部的名字；第三，微软总部并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瑞德蒙德”，这两个市，前者大而后者小，在地理上接壤，并无行政隶属关系。
我们国家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想法。拥有什么样的意见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过，意见毕竟要有事实的根据，就像方兴东自己说的，“必须尊重事实”。在一297句话中出现这么多错误，令人怀疑作者写的是不是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也许他根本没有去过雷德蒙市的微软总部？
有足够耐心的读者，可以在“挑战微软”的最后一页找到答案。方在那里写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节是在许知远、楠楠的大作之上删减而成。”再往下，又有：这一节“在刘韧的大作之上删减而成”、那一节“是姜奇平的文字”、还有一节“主要是李学凌的文字”、又有“倪光南、赵南元、陈思、段永朝、王靖韬等人的文章使本书充实不少”，等等。他倒是挺老实地承认这是“掠朋友之美”，就是没有提到书中的“序言”、“跋”乃至各部名录，全部是掠古人“三言二拍”之美。书名倒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过，叫人不免联想起《国歌》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许在方兴东本人看来，无论怎样“掠人之美”，全都无关紧要，因为“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令人讨厌的东西。根据他的说法，用“盗版”才能令人欣慰。
不过，无论是“掠朋友之美”还是“掠古人之美”，都会发生一个问题：你嘴上说要“告诉你一个真微软”（这298也有套用《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之嫌），可是你把别人的“大作”删减一下就署了自己的名字，连核对事实的工作也不屑去做，那么谁该对其中事实负责呢？又怎么能让读者去接受你的那些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的结论？就算你把自己的信誉不当一回事，总还要顾及朋友的信誉吧？
诸如此类的事实错误，即使全部成立，仍然可以算作无心为之，至多也只是投机取巧之举，还不能说是“恶意中伤”。不过，下面一段情节表明，方兴东在“挑战微软”时所造成的事实错误，确有蓄意之嫌。比如他在自己的书中引述了李开复的一句话－－“一个做软件的如果可以在微软工作，这是他的幸运。”还大有深意地补充道，李开复“说话的背景是1月份他已经收到1000份以上的申请简历，而名额只有10个�